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略中的明，属于公开的、显而易见的活动；暗属于秘密的、隐藏不露的活动。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
拨云见日：谋决论
三国时代，是斗智斗谋的时代；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
韬略家们服务于各大集团，他们与所在集团最高统帅者的关系，是谋与决的关系。三国时期各大集团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
谋决理论在三国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实用性、创造性、灵活性、久远性和渗透性。
谋与决的价值，早被人们所认识，《尉缭子·兵教下》记载：“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军队中士气低落、沮丧，必然失败；而谋略错误，就会危及国家。《左传》曾总结过决断的重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国时代，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实践表明，成败的双方，实际上是重视谋决与忽视谋决，谋决水平的高与低，谋决结合的好与差等因素造成的。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其才干。
实施谋决的最大难点即在于创造性，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设法网罗智囊。曹魏的智囊团人员多达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众，阵容之强，作用之大，在争霸的集团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积极发挥智囊的作用。蜀汉诸葛亮采用集思广益之法，发展霸业，·其中诸如以攻为守，心攻为上等战略，均通过集思广益的途径创发。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均注意到“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的戒律和“谋之欲众，断之欲独”，“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的古训，走上胜利与成功之途。第三，运用逆向思维。孙策、孙权和刘备等人跳出中原激战的旋涡，向西南、东南发展，以图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据，视朝廷、皇帝如弃履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军事上也进展顺利。刘备凡事与曹操对着干：曹以狭，刘以宽；曹以急，刘以缓；曹以残，刘以仁。由此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维的运用范围极广。成果也极为突出，对谋决理论效益的体现也很大。第四，谋决主体的紧密团结，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原则达到最佳状态。董卓与吕布谋丁原，王允与吕布谋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谋袁绍，刘备与诸葛亮、庞统谋荆州、益州，孙权与吕蒙谋关羽，孙权与陆逊谋刘备 ……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三国时代的韬略之士对于谋决久远性原则的理论贡献在于：精通历史大势，洞察社会现实，掌握多种思想工具，把握问题的实质，他们对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对于体制、传统、形势、环境的准确把握，保证了谋划的深远性，一旦决策者采纳这些方案，就会显示巨大的威力。三国时代那些高水平的韬略家中，都具备高瞻远瞩的素质，原因即在于此。正是这种谋决理论中的久远性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使既定的割据形势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直到这一原则在决策者手中废弃。
渗透性原则是谋决理论付诸实践、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渗透性，是指谋决主体、谋决双方的高度协调。正是由于这种渗透性，才使谋划和决策得到不断的修正、调整，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渗透性原则使谋与决能适应形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使谋决双方能承担最大的压力，发挥内在力量的极限。曹操集团中智囊云集，这与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标存在着一致性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智囊为曹操霸业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刘备与张飞、关羽、诸葛亮、庞统、法正等韬略家的关系，也充分表明谋决双方存在着高度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状况再进一步发展，即转化为融合性、一致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否则，诸如沮授、田丰等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在袁绍阵营中却一筹莫展，因为谋决双方的渗透性程度极差，甚至到了阻断不通的地步。不过，谋决过程中渗透性原则被践踏，也就根本无法指望决策的正确与行动的顺利。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然谋而不决，多谋少决，优柔寡断，好谋无决，则枉费心力，徒劳无功。三国韬略家们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谋决的分寸，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途。他们十分丰富的谋决实践，为谋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潰，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
无敌之敌：内外论
董卓气焰嚣张，结果，部下吕布被王允吸引，两人联合攻杀了董卓。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而杀田丰，黜沮授，官渡败后，二子争强，惨淡经营，毁于自家。曹操南征北战，创立曹魏基业，数代之后，被司马氏取代。刘备集团经营蜀汉，不遗余力，诸葛亮竭尽智谋，死而后已，铁打江山。毁于刘禅，蜀汉霸业，二世而亡。东吴孙氏，盛时能抵御曹操数十万南下大军，衰时杀戮良将大臣，自毁长城……三国时代，那些富有战斗力的集团，不是被敌对势力所兼并、消灭，就是被自己或者自己培养的势力所葬送。而那些曾几何时无敌于天下的势力，无一不是首先被自己所击垮，然后被敌对势力所击败。当事者的困惑，旁观者的不解，成为韬略家下大力气去探索、解决的课题。而内外韬略的提出，就使这些困惑烟消云散，使不解之谜迎刃而解。
内外韬略将攻击的爆破点选在敌方内部，使其内部震荡，然后以外力摧之。皇甫嵩遣突击队冲出重围，在波才黄巾军包围圈内放火，造成震动，然后率兵冲击，取得胜利。官渡之战中，曹操接受前来投奔的袁绍谋士许攸之计，率领精骑五千，深入袁军后方乌巢，烧毁袁军屯粮。乌巢粮谷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袁军上下军心浮动，张郃、高览等率部投降曹操，袁军其他将士不听从袁绍指挥节度，夺路逃命，袁绍、袁谭父子率领仅存的八百骑兵匆忙渡过黄河，逃回到冀州。曹操为了稳定河东，派杜畿插入内部。赤壁之战中，黄盖诈降，取得曹操信任后，以蒙冲斗舰装置干荻枯柴，灌以油膏，乘风而进，发动火攻，突入曹营，打开缺口。刘备夺益州，有张松、法正等在刘彰内部潜伏。赵俨稳定韩遂、马超旧部，以分而治之之计．在其内部釜底抽薪。曹操篡位，在汉朝廷中另立魏国，夷灭密谋搞垮曹操的董承等人，杀了董贵人、伏皇后、皇子及汉室百官，架空汉王室，以便取而代之。诸葛亮北伐之际，东吴乘魏西进而北上。司马懿发动旨在攻灭曹爽的政变，是乘曹爽与魏少帝往谒明帝高平陵，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以腹心之地的占领为优势。举凡祸起萧墙、釜底抽薪、里应外合、取乱侮亡等计策，均可属于内外韬略。
内外韬略将信息的触角伸向敌方内部，使其任何变化，均能及时反馈回来，从而迅速设计应付的策略。其中具体事例遍于史书，此不赘述。
三国内外韬略十分重视内部的建设。各大集团的决策者及其智囊，在其开初的发展阶段，均极其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扩大智囊规模。增强人才的素质，荀彧脱离袁绍阵营，归依曹操。曹操大悦曰：“吾之子房(即张良)也。”曹操得荀攸，接谈之后，大悦，对荀彧、钟繇说：“公达(荀攸之字)，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曹操召见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后，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集团的智囊是三国各大集团中阵容最强大的。曹操刻意追求内部建设，是其精通内外韬略的突出反映。刘备三顾草庐，得诸葛亮出山相助。当关羽、张飞对诸葛亮表现出一些不服心态时，刘备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东吴孙权同样精于内外韬略，延览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一时间人才鼎盛，蒸蒸日上。三国早期的最高决策者还致力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外交的建设，努力发展、壮大自身。而后期的最高决策者则与开国者相差悬远，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或昏庸无能，或柔弱寡识，或目光短浅。或刚愎自用，以致山河日败、形势日危，最终被强敌消灭。而强敌之敌，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日趋腐败的他们自己。
三国时代，内外韬略在对待内与外的关系上，是侧重于内的。诸葛亮的大策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改理。”陈寿评其为“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四大原则中，有三点是针对内部问题而提出的。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就前途问题，曾作过对话，袁绍以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侧重外在因素。而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侧重内在因素。曹胜袁败，不由战定，二人对内外韬略的识力即可判明。孙策临终之时，对其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氏对内外韬略的认识深度，由此可见。而孙策重外，孙权重内。因孙策早死，东吴政权的重外一线，进展缓慢。而因孙权执政，重内之举，则较孙策时大有突破。
内外韬略十分讲究内与外的配合一致，无所偏废。蜀国由于关羽之败，包围魏国的战略形势非但不能形成，国内也受到来自东吴的压力。加上刘备失策，猇亭之战遭到惨败，元气大伤，内部再怎么发展，也难展鸿图。曹操由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过份追求内的一面，将相当一部份精力用于争权夺利的斗争，发动赤壁之战，以求—战而胜，企图在统一全国之时实现篡汉愿望，结果促使孙、刘结盟。形势向三国鼎立的格局发展。三国时期，各国相对重内的政策导向，也强化了三国鼎立的形势。
三国内外韬略属于规划型韬略，实践证明，这—韬略的成功运用，即能成为无敌者之敌。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