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程从此辉煌：有无论
有与无是三国时代韬略理论中的重要范畴。运用有无理论，就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当前所处的境况，创造辉煌、灿烂的前程。
综合三国时代的韬略类型，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韬略，有战略性与战术性韬略，有思维性与实践性韬略，有对外性与对内性韬略，有创造性与工具性韬略，而有无理论即属于创造性韬略。
与玄学中的有无理论不同，韬略中的有无理论不注重对世界本体的探讨，而是将重点放在实现既定目标、营造有利格局、改变敌我关系、走向霸业峰巅上。
三国韬略中的有无思想，内蕴十分丰富、深刻。撷其要者，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化有为无，实现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二是从无到有，创建新型政权与实力。三是有无对抗，发挥己方优势。四是有无相依，作为对策的两手。
自从黄巾起义动摇东汉统治的根基之后，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他们借重东汉政府的封号，发展自己的实力，条件成熟时，就完全脱离与朝廷的关系，斩断各种对朝廷的义务之索。化有为无，实质上是清除了外在力量对自己的束缚，摆脱了敌对势力对自己的控制。由于新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暂时依附旧的力量，同时，新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脱离旧的力量，化有为无韬略的运用，就成为十分必要和重要了。东汉末年朝廷中的一些政治势力既依靠宦官，又打击宦官。各政治派别既把皇帝抓到手里，又千方百计削弱皇权，各路豪杰反击董卓，却又不敢真拼实打。各大军事集团都利用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却又不断对其加以分化瓦解。刘备到处投奔，寄人篱下，却始终借助外力又限制外力，最后发展自己的实力。魏、蜀、吴三国在外交关系中的立场变化，也频繁地采用化有为无韬略，或粉碎对方的企图，或转嫁矛盾、压力，或在双方斗争中，寻求利益。曹操从丞相到魏公、魏王，步步扩大个人势力，置东汉朝廷于虚设。司马懿如法炮制，安插亲信、党羽，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钟会在灭蜀后寻求个人势力的发展，企图在蜀地建立新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大的集团，抑或是小的派别、无不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化有为无的韬略原则被运用得十分广泛。实践证明，这是扫清前途障碍，从内部取而代之，从外部削而弱之的有效手段。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7的另一个原则是从无到有。各派在创建新的政权、扩大实力之前，都在运用从无到有的韬略原则。至于那些未能自觉运用者，不是被别的势力所吞并，就是被击败。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在敌手如虎、强者如林的动乱时代，之所以能自立一国，关键在于他们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划。曹操取天下，有一套独特的韬略，其从无到有原则，着重体现在“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思想中。曹操收揽天下的杰出人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终于赢得旁人难以比拟的胜利，比起曹操来，袁绍就显得大为不如，袁绍看不到人的力量，以为“南据河(指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在有无理论的修善上不及曹操，最后优势转变为劣势，终于败北。刘备取天下，历尽坎坷，后遇诸葛亮，终于认清形势，从无立锥之地，到有巴蜀之险，成为鼎足之国。孙策、孙权避实击虚，营建江左，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也是无中生有的韬略思想。 三国时代有无理论中还有一个原则是有无对抗：以己之有，抗敌之无；以己之无，对敌之有。从而注意发挥自己一方的优势，取得主动。曹操迎汉献帝，在政治上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各方，得天独厚。而与其抗衡的各派势力，在这一方面往往被动，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三国时代最典型的有无对抗韬略。刘备利用曹操的残忍暴戾，缺信寡义，事事与之相反，以其无，营已有，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斗争中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吴、蜀的灭亡，若从有与无的韬略视角分析，则一方有德、有识、有智、有力，另一方无德、无识、无智、无力。有与无的悬殊，会形成双方实力的消长，也就最后决定了双方的前途和命运。
有无理论中的第四个原则是有无相依，互补互用。无论曹操集团，抑或刘备、孙权集团，在各自草创阶段，大都是有智谋而无实力，有实力而无地盘。在群雄逐鹿，激烈争战中，他们广泛地运用有无相依、互补原则，既联合，又斗争；既斗争，又联合。依时而变，不一而论。军事上，无论是大的战役，还是小的战斗，都十分讲究有无相依、互补原则。赤壁之战，刘备、孙权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曹操大军的凌厉攻势，而刘孙联合，以长击短，使孙权有刘备这一前线屏障，刘备得孙权水军支持，形成战术优势。政治上，从曹操改编青州黄巾军，到接纳张鲁、张绣、袁谭等敌对势力，从刘孙联盟的破坏到诸葛亮派遣下属出使东吴，恢复外交关系，均以有无互补思想作指导，奠定新的格局，绝无僵化不变、固守一途的愚顽。正是有无相依、互补原则，使得三国时代的各派势力分化、组合，日新月异，也使得当时的形势扑溯迷离，不可逆料。
三国韬略中有无理论、原则的蓬勃发展、普遍使用，是与当时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的。动荡的社会，迷悯的前途，多变的形势，复杂的斗争，促使人们去思考。许许多多政治蓝图，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步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局部实现到全面实现，其中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创造性韬略。作为创造性韬略，有无理论在三国时代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整个三国鼎立的时代，就是在这种韬略的宏观指导下产生的。
三国韬略家们敢想敢为，富有创造精神。新的势力的形成，新的格局的确立，新的胜利的取得，都离不开有无理论的指导。而创造性是这一理论的灵魂，灵活性是这一理论的生命，利害性是这一理论的价值。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著。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的研究，促进了对以柔克刚原则的探索。以柔克刚最先为老子韬略思想的精华和核心。老子从自然界的大量现象观察到了这些结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国韬略家们积极寻求军事实力以外的途径，发展自己，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实力，从而将以柔克刚的原理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法则。克刚之柔的内涵，被三国韬略家们诠释为传统观念，如王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仁义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内涵被赋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纲领。柔的内涵被理解为软性的、妥协的、和平的方式，如联盟的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柔的内涵被确认为一种文化内核，如以汉族文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从形式上观察，与军事抗衡相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也可以认为是对柔的内涵的一种拓展，总之，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将古代难以实际运用的以柔克刚韬略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刚，守之以柔。韬略家们认为，攻城掠地、克敌制胜，无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而一旦结束激烈的争夺，则刚退柔进，柔主刚副。董卓以刚继刚，刘彰柔而又柔，袁绍刚柔错位，刘表刚柔无适……最后均遭失败，不能成就霸业。曹魏篡汉，司马氏代魏，均取之以刚、守之以柔。民众并不呼啸反对，社会并不因此而乱，关键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刚。孙权的继承者们，尤其是孙皓，守之以刚，守之以暴，从而加速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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