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从未如此强硬地向党中央施加压力，他的信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同志们，布哈林后来回忆道：“信写得非常坚决，我们都惊呆了，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
然而，党中央虽然同意退出议会，许多人仍然不相信起义能够成功，提议再次被搁置。
10月23日，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长河沿岸街32号楼31号，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被通缉的列宁冒险出席会议。
列宁耐心地分析了形势，严厉地警告中央委员们：拖延就等于犯罪，等待就是自取灭亡。会议以10票对2票通过了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提议。
其实，这次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意味着起义成功的概率。会场属于布尔什维克敌对阵营的一位负责人，然而这位负责人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更想不到敌人会在自己家里做出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若干年后，这位仁兄回忆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居然在我家里欢聚一堂，历史女神真会开玩笑。”
3、胜利进军
当然，在列宁看来，起义不是玩笑，起义是艺术。列宁在短短的两周内就带领布尔什维克做好了起义的全部准备。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随着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发出的吼声，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群众潮水般冲向冬宫。
攻占冬宫后不久，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涅瓦大街上看见几个兴高采烈的士兵。他问：“你们是哪一方面的？是临时政府的吗？”一个士兵微笑着回答：“临时政府早已经完蛋了。”
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也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胜利。
胜利在起义前就已经注定，民心决定了一切。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二是军队中，布尔什维克赢得了绝大多数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
拥有8万水兵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喀琅施塔得发表声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声召唤下，就手执武器支援革命”。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拼凑不出来。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有它的内在逻辑性，是时代在短短七八个月内推动人民将俄国这艘巨轮的船舵交给布尔什维克和他的小个子领袖。
革命烈火遍地燃起。在人民的支持下，俄国各地到1918年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称之为“胜利进军”
由此开始，苏联人民要面对的，将是无数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所以，新生的苏维埃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
对此，列宁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说：“我们在夺取政权后就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做出判断。”
眼前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此前的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还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践过。所以，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
为此，俄罗斯各民族仍将在血与火中苦战5年，以血肉抵挡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入侵和干涉。支撑他们取得这一胜利的，是对公平、正义、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政权属于苏维埃,和平和土地属于人民。
起义的第二天，苏维埃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第二项法令是土地法令，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宣布土地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分给劳动者。
在俄国人民欢呼雀跃的同时，局势并不乐观。
布列斯特，这个地方使列宁第一次遭到自己同志如此严厉的指责。
苏俄与德奥集团的和平谈判并不顺利，德国提出掠夺性条件，包括领土要求，要求将原属于俄国的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领土划归德国。
列宁主张忍辱签订和约，因为疲惫的俄国军队和面临崩溃的俄国经济已经无力承受战争了，但列宁的观点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1918年2月24日，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成员不信任，坚决主张改选中央。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的说法在苏维埃内部流传。
党中央内部发生激烈争论，列宁意见被否决。德国随即向苏俄发动进攻，彼得格勒危急，苏维埃危急！
党中央和苏维埃再次开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苏俄失去大片国土。布列斯特条约使苏俄退出了大战，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历史证明，列宁的决定是正确的，德国战败后，苏俄政府立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原来似乎要付出的代价一下子就消失了。这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策略。
列宁为国计利，不顾个人毁誉。即使在这种时候，列宁依然坚持集体领导，尊重集体意见，正确处理党内不同意见，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胸襟。
当“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把国际歌的雄壮旋律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列强们已经开始拼凑新的“神圣同盟”。
1、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
英国陆军大臣邱吉尔说要把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中”。
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必须用武力封闭俄国的决口”。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俄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胜利者的待遇，反而卷入了新的战争。
1918年后，英、法、日、美等国武装干涉，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白军大举进攻新生政权。
举目四望，大好河山，处处烽火狼烟。红军最多时同时在24条战线作战。
然而，与如此险恶的形势相比，与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相比，此时的俄国实在是太弱了，令人难以相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20世纪初，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0%，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2%。按人均计算，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只及美国的1/11，德国的1/8，英国的1/6，法国的1/4；国民经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7，英国的1/5。
沙皇时代的战乱、危机、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本已落后的俄国经济雪上加霜。1918年一战结束时，俄国工业品产量还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钢铁产量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最严重的还是粮食危机，此时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
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苏维埃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也因为饥饿而晕倒了。
以如此贫弱的基础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在十月革命后的五年时间里，苏俄人民的第一项任务并不是建设,而是生存,是在国内叛乱和西方工业国的围剿中生存下来。
内忧外患中，苏维埃怎样力挽狂澜？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中央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呼吁，苏维埃政权选择了一切为了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甚至是部分口粮，在城市集中控制工业生产、流通和分配，实行总管理局体制，中央紧紧控制企业，依靠行政命令统一管理国民经济，企业没有自主权，中央管理局给企业制定指令性年计划、季计划，甚至月计划。
这一政策使苏俄形成一个整体，迅速走上战时轨道，每一分力量都投入战斗。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
旧的沙俄军队已解散，苏维埃授权给托洛茨基，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它叫红军。
在1919年，有一本手册发给走上前线的每一个***员。手册中有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
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部长）瞿鲁巴被奉为***员的楷模，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他并没借此填饱自己的肚子。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莫斯科到喀山的铁路上产生了一个列宁称之为“伟大创举”的行动。这里的党员放弃休息，忍着饥饿，不要报酬，为支援前线义务劳动。这一举动迅速传遍俄罗斯大地，并成为俄罗斯人民的集体行动。
正是在这样无私的党员和坚忍的人民支持下，苏维埃政权在这场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作战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击退了各个国家的干涉和入侵，消灭了内部叛乱，保住了苏维埃政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苏维埃集中所有力量打赢了战争。
战争胜利了，政权保住了。河山依旧，国家已然满目疮痍。
粮食产量只及战前一半，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13.8％，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出现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一个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的课题——怎样在一片瓦砾上创建一个具有崭新社会形态的强大国家？
历史没有答案，也“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历史要靠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
正如列宁所说：“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2、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况，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1920年，战争结束了。苏俄人民开着缴获的英国坦克在俄罗斯大地上耕耘，他们希望铸剑为犁，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的生活。
从和平转向战争总是困难的,但是战争转向和平也不容易。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在人们的思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战争打响之后，一切为了战争；战争胜利之后，一切准备下一次战争，这一思维定势成为此后苏联发展建设的内在逻辑。
战争中显现出的国家集中一切的威力，使苏维埃决定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方式可以让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迅速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无情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在战争结束一年后就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春天的危机”。
1921年春，全国发生饥荒，三千万人在挨饿。为反对无偿的粮食征收，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干脆提出建立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这个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最坚强的堡垒，现在居然因为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将枪口对准了布尔什维克。
面对苏俄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喀琅施塔得，这场所谓“穿着军衣的农民骚动”让列宁陷入思考，是什么将苏维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面？
在画家弗·塞罗夫在1921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中，描写了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列宁走进各地农民中，倾听，思考，在人民中间寻找答案。
一位农民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
还有人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要使农民看到好处”，“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归根结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偿征集农民的粮食，严重打击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们不愿意生产多余的粮食，有的农民宁可将多余的粮食糟蹋了，也不愿接受无偿征集。
列宁亲自记录了农民们的意见，他对农民代表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
面对这一切，列宁直言不讳地坦承错误：这次失败表现在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是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列宁明白这个新生的国家面临的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必须尽快拿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他说：“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于我们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用党的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
苏俄政府拿出的答卷是新经济政策。
这就是列宁思考的结果，这一政策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在当时实施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崇高的威望，值得布尔什维克和苏俄人民庆幸的是，这两点他们的小个子领袖都有。
1921年3月开始，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首先就从农民问题入手。
停止征集余粮，实行粮食税。完税后余粮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粮食税很受农民欢迎。）
新经济政策最核心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直接联系起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联合绝大多数居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发展使农民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的环节——商业。
在商业领域，新经济政策刚开始实行的是直接用工业品换农业品，但是俄罗斯大婶们却更习惯于货币形式的交易，不愿意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工业品也迟迟到不了位。
于是列宁宣布恢复国内自由贸易，重新建立银行系统，设立国营百货公司。
这里是位于莫斯科红场一侧的国营百货商店，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俄罗斯旅游的一个景点和购物地点。1921年，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开始营业。
现在的红场人来人往，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到这里观光旅游。然而，在八十多年前，这里却很难看到外国人，因为当时欧美等先进工业国仍在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并把苏俄形容成野蛮、荒凉的国度，很少有人会想起来到这里旅游。
1921年8月，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来到了克里姆林宫，路上的行人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也不是旅游者，他是列宁邀请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亲是美国***的创始人之一，同父亲一样，哈默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关注，1921年他带着大批医疗设备来援助苏俄。
在列宁的办公室，哈默怀着极大的兴趣听这位小个子领袖谈他的新经济政策。
其中最让哈默感兴趣的是工业领域。因为新经济政策允许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某些大企业，以租借或合作的方式交由本国和外国资本家,以及合作社和手工业者经营。
1921年10月28日，第一份给外国人特许权的合同在苏联外交部正式签署，哈默获得了一所石棉矿的特许权。同时，在列宁支持下，哈默成为二、三十年代美苏贸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国企业界游说，联络了3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美国联合公司，将美国的产品运到苏俄，换取苏俄的物产，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苏联并不想单纯从国外进口产品。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在距离莫斯科500多公里的下新城，是现在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
在半个多世纪前，它的名字叫高尔基市，是苏联的汽车城，它拥有俄罗斯最大汽车制造厂之一——高尔基汽车制造厂，2004年这里生产的各种型号的汽车有23万辆。在这些汽车的名字中，都有“嘎斯”的字样。
嘎斯车是苏联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而最早在苏联生产“嘎斯”车的，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大亨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苏维埃看作“势不两立的敌人”，声称除非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适合他口味，否则他“不会运一个螺帽去那儿”。哈默劝他说：“要是这样，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没法在那里做生意，那里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事后证明，福特对这笔与苏联的交易十分满意。
在高尔基市，福特与苏联建立了汽车联合企业，从1932年起，每年有十万辆嘎斯牌客车和卡车下线，在苏联的道路上奔跑。
正如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做斗争。”
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它认识到了苏俄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的认识水平都远不足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政策更符合当时的现实。重视利用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他后来在1922年初写道：“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况，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然而，此时的列宁所面对的并不是载歌载舞，而是阴云密布。
3、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1921年8月，莫斯科的一所公寓里传来一声枪响。苏俄著名象征派诗人勃洛克开枪自杀，在他的遗嘱中有这样两句小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
勃洛克之死并不是一个特例，当时，在苏俄知识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自杀浪潮，共青团在两年之内失去了一半团员，俄共党员中也有很多人退党。
这一切都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在许多人看来，新经济政策就是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而商品货币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人大骂列宁是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一位俄共元老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列宁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粮食税以后，允许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自由买卖，将会大大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在这场土地上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眼下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
这种情绪不仅在苏俄内部滋生，甚至蔓延到国外。1922年2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次扩大全会上，法国代表们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削弱国际革命运动。
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列宁并没有后退，他反复耐心地告诫同志：“你们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们想从这一层一下子跳到顶层去；可是，我们说——不行，小心一点，一步一步地干吧。”
列宁不停地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写文章说明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新经济政策。他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
作为那段光辉岁月的亲历者，在苏联生活了7年并成为亿万富翁的哈默，在1983年时与中国朋友谈起了苏联往事，他说：“现在你们国家已经做出了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这使我不由想起了60多年前列宁的那些主张，叫做新经济政策……中国正在发展列宁的这些主张，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事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很快，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粮食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后，苏联农业获得丰收，饥荒的阴霾散去。而在商业等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新经济政策实施了短短4年后，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1925年时已接近于一战前的水平。
列宁对此感到很欣慰，他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
社会主义苏联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4、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莫斯科大剧院。1922年12月30日，就在这里，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掌声，2215个声音呼喊出同一个名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天宣告诞生了。
也就在这一天，52岁的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荣誉主席。
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什么抽象的幻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在列宁办公室的书桌上，历史永远定格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每天离开办公室前，都从这里撕下一页。但是那一天，他已无力撕下这页日历，苏联的建设事业耗尽了他的力量。
从列宁故居到火车站行四俄里，政治局成员们和工人、农民一起把灵柩从故居抬到车站。 接着由火车把灵车运往莫斯科。
一路上，铁路两边站满了人，向列宁告别。在快到站时，无数的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铁轨上，默默无语。机车不得不停下来。司机从车上下来说：“我曾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许下过永不迟到的诺言。现在上级命令灵车要在一点钟准时到达莫斯科。请同志们帮助我履行我对伊里奇许下的诺言……”
在一片哭泣声中，火车在一点整准时到达莫斯科。列宁被抬往工会大厦。在那里，他的灵柩上覆盖着鲜花，哀乐低沉地回响。
这天天气很冷。莫斯科街头燃烧着一堆堆的篝火。人们络绎不绝地向工会大厦走去，日夜不休。人们在火堆旁烤烤火，再继续走。当长队走得很慢的时候，人们就在原地踏步。
只用三天三夜，在红场上建起了一座陵墓。1月27日，列宁的灵柩覆盖着红旗，安放在高台上。仪仗队静立不动，整个红场静立不动，整个苏联静立不动。
4点整，在有无线电广播的城市和村镇，响起了这样的声音：“肃立，同志们！现在我们把伊里奇放进陵墓。”
据记载，当时的俄国是这样一副景象：
车床停止转动，机器停止开动，人们低下头来站立不动。国外的工人们中断了工作，静默五分钟。而工厂在鸣笛，停立在各条铁道上的火车在鸣笛。在海洋上航行的苏联轮船停止了航行。无法慰藉的哀悼声长时间地在田野、村庄和城市上空回荡，在整个苏联上空回落。
红场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寒风把志哀的条幅和红旗刮得哗哗作响。人们脸上的泪水结成了冰。
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追悼列宁。远在中国广州，中国国民党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各界人士五六万人参加，孙中山主祭，并宣读挽词：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列宁决非一贯正确。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开辟了新的革命道路，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就建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了个好头，留下一个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生中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理论勇气。
这种力量和勇气，使得遍布他人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到今天依然雄奇壮丽。
这个打破资本主义锁链、建立一种崭新制度的人，这个给苏联现代化奠定深厚基础的人，这个最终把千百万人的思念引向莫斯科红场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传奇！
高尔基说：“我见过许多重要人物，认识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人，但这位大人物把他们挡得看不见了……有他，是你们的幸福，是整个国家的幸福。……俄罗斯历史通过他创造了几乎是奇迹般的东西。”
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中，苏联历史的第一个篇章结束了。
就在俄罗斯还沉浸在悲痛中时，西方开始对苏联露出笑脸。
1924年，苏联的《消息报》刊登了苏联画家鲍里斯·叶菲莫夫的一幅漫画：
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办公室外，西方外交官们为第一个进入办公室而挤成一团，手里都举着一份承认苏联的文件。在不远的街角处，身着星条旗衬衫的山姆大叔探头探脑地向这边望着。
这副漫画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在外交战场的重大胜利，西方国家向苏联频频摇动橄榄枝，惟恐落后。这一年被新闻界称为“承认苏联年”。而这也正是列宁希望看到的。
列宁以大河作为自己的名字，他的后继者中的一位则以一种硬度极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姓氏，俄语发音就是：斯大林。钢和铁既是苏联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东西，也是这位新领袖的作风。
1、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在30年代以前，斯大林在革命领袖们中间享有一种名声：他是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针最刚强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
也许，斯大林并不具备接替列宁的资格和能力，但当时谁也不具备这些条件，最关键是当时苏联国内国际形势恰恰需要这样一位具有钢铁作风的领袖。
斯大林接手的苏联仍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
20世纪2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的150%。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声称资本主义已消灭了贫困，进入“永久繁荣”阶段。
此时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空前的繁荣让西方世界充满信心，并继续封锁苏联经济。
1927年，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并废止1921年签订的英苏贸易协定。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发起六国外长会议，提出要“和共产国际作斗争”。
30年代，威胁日益趋向事实。德、日、意三国叫嚣着战争。1936年，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20世纪的整个二三十年代，战争威胁对苏联的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
而在苏联国内，经济基础还很薄弱。
虽然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得到复苏，但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靠畜力、人力完成，大约一半成年居民不识字。
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怎样才能使苏联迅速发展起来？
斯大林把目光盯在工业化上，这也是大多数苏联领导人的共识，事实上列宁早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但在此时，苏联政府内部就怎样发展工业化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人主张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按经济规律一步步来。另一部分人主张快速发展重工业，借重工业提供的新技术设备来提升整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整体经济实力。
希望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布哈林认为外界的压力不像想象中那么大，要求和谐发展国民经济。他说：“争论的重点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
而希望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托洛茨基激烈地批评说：“撇开是办不到的！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这样做，无论天气和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他们将布哈林的主张斥责为“花布工业化”。
对此，斯大林刚开始对“高速度”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倾向布哈林的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改变了态度。他明确提出了高速度实现苏联工业化问题。而他这种转变的论据正是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他说：
“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斯大林选择了高速工业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他不认为苏联拥有按部就班慢慢来的时间。那么，怎样实现高速工业化呢？发展工业的资本从何而来？
在斯大林眼中，既不能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靠殖民地积累资本，也不能像19世纪的德国靠对法战争来加速自己的工业化，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甚至无法像沙皇俄国那样通过大规模地出让经营权给外国来获得贷款进行工业化；那么苏联的工业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本国节约来筹集发展工业的资本。
苏联用国家计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掌控资源；实行农业集体化，扩大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以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
这就意味着农民和农业必须付出重大的牺牲来为高速工业化服务。而这无疑是与保护农民利益的新经济政策相背离。主张市场经济均衡的布哈林对此坚决反对，他提出市场“常态化”，主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其实，早在1923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就指出：“只有市场才能对一切行动的正确性作自动的控制，市场才能作为表示每个部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企业单独活动的自动计数器。”
斯大林认为布哈林是书生之见，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眼中，新经济政策不能再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不能不说高速工业化很有魅力，对于许多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苏联人来说，这实在是太具有高歌猛进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了。于是在争论中，斯大林占据了上风，而布哈林被赶出了苏联政治舞台。
争论结束了，布哈林走了，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计划经济。
2、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
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所在地，熙来攘往的人们谈论着自己的利益和生活，很少有人会想起，苏联时代的这里曾经是整个国家的大脑，所有的奇迹都是先出现在这里的蓝图上，才能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出现。
这里被称为国家计划委员会。那么它是如何描绘苏联建设蓝图呢？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人类第一个五年计划。
政府做出基本的决定，如是加大建设重工业，还是相对增加轻工业，是减少农业投入还是增加工业投入。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都必须依法向计委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
国家计委以这些方针为指导，由苏联一大批最出色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来的大量统计资料，由他们制订出初步五年计划。再经过评议和审查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四易其稿，共有三大卷，1600多页。计划的内容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金融、合作社、文教卫生，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法律效力。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就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面对苏联的壮丽前景，代表们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第—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用来发展工业的投资总额为l9l亿卢布，其中重工业部门占用3\4。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工业建设实际投资248亿卢布，比原定计划增长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