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建立起来之后，逐渐使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格局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并使拥有悠久灿烂文明的国家沦为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
这是英国超越早期殖民帝国葡萄牙、西班牙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因，这也是英国能够取代荷兰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关注的重心转向生产，从而为向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不过，七年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这是连英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七年战争庞大的战争开支，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一再提高税收，结果导致国内民怨沸腾，并使北美殖民地萌生叛意。
十几年后的1781年，当北美的英军唱着《这个世界被颠倒过来了》，在统帅康华利勋爵的率领下向北美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投降时，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的种子早在十几年前就被种下来了。
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政府的失败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把它看作是对国王和政府横征暴敛的惩罚。
似乎除了英国政府和国王之外，全世界都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从来没有被颠倒过来。
工业革命
不过，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有庞大的殖民地，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使英国失掉北美，加拿大还在日不落帝国手中。而且，北美的市场也还在英国人手里。
联合王国的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迅速成长，使得全球对英国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原来以手工工场为基础的生产能力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为了不让唾手可得的财富飞走，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一位英国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
“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布，好的次的我们都要。”
“你必须想办法发明，在工业中你们大有可为，……”
这条信息告诉我们，棉织品的市场需求及其巨大，因此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这种市场需求并不是来自海外的，恰恰相反，它来自于英国国内。
与开拓、培养海外市场的初衷相反，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反而为棉花的产地印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英国公众越来越喜爱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英国国内对棉织品的使用逐渐变得非常广泛。
而英国本地的纺织业以毛纺织业为主，根本无法与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竞争。
在二十一世纪高唱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英国人当时的表现丝毫没有体现出半点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强大的毛纺行业的压力下，1700年，以重商主义为基本国策的英国议会通过了禁上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对英国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举动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放在今天，印度人肯定会与英国打一场世界级的贸易战，以便新帐老账一起算。
赶走了印度棉布，英国纺织业的机会来了。面对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英国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快纺纱和织布的速度。要知道，当时纺织业采用的工具与罗马时期使用的工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市场上犹如黑洞般的迫切需求就这样产生了，这个行业的产品开始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有一首当时的诗描写了在市场的刺激下，英国手工工场的繁荣情况。
在一个长长的大房间里，
竖放着二百台非常坚固的织机：
确实，有二百个男子，
在操作这些排成一长行的织机。
每台织机旁，坐着一个机灵的男孩，
正高高兴兴地把线绕在筒管上。
近旁的另一地方，
有一百个快乐的妇女，
坐在那里放声歌唱，
同时心情愉快地努力梳理棉花。
另外紧挨的一个房间里，
呆着二百个少女，
身穿鲜红的粗毛布裙子，
头扎乳白色的头巾。……
那些漂亮的少女从不停歇，
整天在那里纺纱。……
接着，人们又走进一个房间，
那里有一些衣着破旧的孩子：
全都坐着拣羊毛，
从粗羊毛中挑选最纤细的。……
在另一地方，
杰克正暗中监视着整整五十个规矩的男子，
这些人个个都是剪羊毛者。…
他们近旁，还有着
整整八十个正在努力干活的划手。
那边，杰克己拥有一个染房，
在那里，他雇用了整整四十个男子；
同样，他还为自己的漂洗机
雇用了整整二十个人。
这样，在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工厂体系已经初见雏型。
为了能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工匠们的聪明才智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新的发明一个接着一个，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这样，从纺织业开始，英国一步步接近了工业革命的起跑线，而七年战争的隆隆炮声，则扣响了这场革命的发令枪。
接下来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个新技术和新机器的发明过程。
1733年，一个名叫约翰·凯伊的织布工人发明了飞梭，飞梭可以使一个工人独自完成织机上的所有工作，而不再需要帮手。1765年，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他以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成果。
珍妮纺纱机仍然使用的是人工动力，1771年，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并建立了第一个工厂。到1779年，这个工厂已经拥有了几千个纱锭和300名工人。阿克赖特以这样的组织形式创建的工厂，成为近代大工厂的典范。
1779年，童工出身的纺纱工人塞缪尔?克隆普顿经过5年努力，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这种机器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骡机”，因为它综合了多轴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骡机”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而又结实，已经完全具备由家庭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的技术条件，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统计，到1800年，英国已经拥有600家骡机纺纱厂。
这样，棉纺织业最先实现了机械化。在生产中大规模地使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手工工场生产效率，并最终导致了现代工厂的诞生。
但是这些工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靠近河流的地方作为厂址，原因很简单，到18世纪初，唯一能使机器运转的动力源，还是人类已经使用了将近2000年的水力。
这种动力源严重制约了生产，因此，哪个国家能最先造出适应工业化需求的动力机器，它就在这场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钥匙。
格拉斯哥是英国第三大城市，它也是“工业革命之父”、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先生的故乡。1736年，瓦特先生就出生在这里。为了纪念这位蒸汽机的发明者，如今，在他当年诞生的地方，格拉斯哥市建立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酒店——詹姆斯·瓦特酒店。
当时的格拉斯哥市是欧洲的烟草中心，这里的烟草商垄断了英国半数以上的烟草进口，瓦特的祖父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烟草商赚钱的方式很简单。瓦特的祖父将满载着英国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大船，沿着哥伦布开辟的航线，开往北美洲英国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卖掉之后，他又将从那里收购的烟草运回格拉斯哥，然后再转运到欧洲各地。由于船只往返都装满了货物，因此这种贸易方式赚钱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参加。
瓦特父亲的生意比前辈更进一步，他成立了一个造船作坊，这个作坊同遍布英国的手工工场一样，没有什么机器，基本上靠工匠的手工技艺，它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吸引了几个因为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
凭借着与殖民地或直接或间接的贸易，瓦特的祖父和父亲都积累了不少财富，他们成了当地有名的财主，两人都当选过市参议员，瓦特的父亲甚至还当选过市长。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有很多像瓦特家族这样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响下，他们抛却了过去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念，开始想办法发家致富。这些新教徒想以现实的成就与上帝沟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
如果进一步扩大眼界看，就会发现格拉斯哥与北美弗吉尼亚的贸易，仅仅是英国全球贸易中一个小小的部分。据统计，1686年时，有44%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
就这样，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中，他们把殖民地的原料不断运回英国，然后再把英国的工业品卖给殖民地。循环往复中，英国社会逐渐富裕了起来。
当整个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在伸直了脖子眼巴巴地盼望着那台可以产生无穷动力的机器的时候，最终制造出“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詹姆斯·瓦特先生，却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773年3月，瓦特先生的合伙人破产了，这不仅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不得不变卖家产来还债。他向朋友抱怨说:“我还有妻子儿女，眼看自己变得雪染双鬓，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职业来供养他们。”
不久，新的打击又降临到了不幸的瓦特头上。和他共同生活了10年，为他养育了4个儿女的妻子去世了。生活在瓦特先生面前崩溃了。
1773年秋天，经历了破产和丧妻的双重打击之后，37岁的瓦特决定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前往俄国。他对自己的友人说：“眼下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可我又是这样的贫困。我对这片故土感到十分沮丧。”
但是此时的英国，这片让瓦特先生沮丧的故土，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离开，但是绝不会让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就这样走出自己的视野，因为它早已建立起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机制。这个机制的基石就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垄断法规》。
早在1624年，英国就已经开始实施《垄断法规》，其中明确规定：把专利权授予最早的发明者，专利权的对象是新创工业领域中的最早的发明，专利年限在14年以内。
据统计，到1851年为止，英国总共颁发了13023项专利。英国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有力地促进和保护了私人的发明积极性。
为了鼓励创新和发明，英国还授予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爵士头衔；奖给骡机发明者五千英镑；奖给水力织布机的发明者一万英镑。
对财富和荣誉的渴求，使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一本英国刊物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所作的贡献……”。
在这种全民性的技术崇拜中，一个新兴阶层表现得最为虔诚，因为技术和发明与他们有着最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个阶层当时被叫做“工厂主”，今天则被称为“企业家”。
1773年，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挽留住了即将离去的瓦特，他的名字叫马修·博尔顿。
博尔顿出生在英国伯明翰，1760年，他建造了一家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工厂。工厂中装配了几十台机器，由1000名工人操作。在这家工厂里，生产着从发卡到望远镜大小几十种当时被视为十分时髦的工业产品。
博尔顿家族几乎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踏上了追逐财富的路途，起步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勤奋。英国最初的一批工厂主大多和博尔顿家族有着类似的创业经历，当他们成功时，英国人干脆用industry这个词来称呼他们创造的生产部门。
直到今天，在英语中工业和勤奋还是同一个词。
在博尔顿的身上除了勤奋的品质之外，还具备两种大多数商人所缺乏的品质：首创精神和卓越的商业判断力。几乎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意识到瓦特制造的机器将改变世界的人，而当时甚至连瓦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后来当他和瓦特联手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时，英国国王前来参观他的工厂，当国王问博尔顿正在忙什么时，他说：“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当国王大惑不解地问这种商品到底是什么时，博尔顿回答道：“是力量，陛下。”
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博尔顿极力挽留瓦特，他在写给瓦特的信中说：“我将为发动机的竣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将向全世界提供各种规格的发动机。您需要一位‘助产士’来减轻负担，并且把您的产儿介绍给全世界。”
为了吸引瓦特留下来专心从事他的发明，博尔顿早已为瓦特准备好了所能指望的一切，他为瓦特建造了制造蒸汽机所必须的试验车间和厂房，他向瓦特保证制造蒸汽机所带来的一半收入将归瓦特所有。他甚至让出了自己的旧居给瓦特一家居住。
最终，犹豫再三的瓦特接受了博尔顿的邀请，在博尔顿的工厂中重新开始了“蒸汽发动机”的研制。
1782年，一种全新的联动式蒸汽机在瓦特的手里诞生了。后来，人们把这种高效能蒸汽机看作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图腾，瓦特也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应该说瓦特是现代意义上的蒸汽机的发明者。用蒸汽产生动力驱动机器的设想，早在瓦特之前就已经有人付诸于行动了。
早在瓦特出生之前，一个叫托马斯·纽科门的小镇五金匠就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不过，这种蒸汽机又大又重，并且耗煤太多，只有煤矿主才用得起它。
到1790年，瓦特机几乎全部取代了老式的纽科门机，经过改进的瓦特机成了效率显著、可用于一切动力机械的万能“原动机”。
古老的人力、畜力和水力被蒸汽动力所代替，工厂不必再建在水流湍急的地方，这使大规模生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178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19世纪30年代以后，蒸汽动力逐渐在棉纺业中占据了优势，蒸汽动力历史性地超过了水力。这样，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随着机械动力蒸汽化的完成，工厂制度最终在古老的英国确立起来了。到1840年，棉纺织工厂工人人数已经超过手织机工人人数1倍多。
纺织业、采矿业和冶金业在瓦特机的带动下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为了制造瓦特机，机械制造业也繁荣了起来。
1812年，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在英国投入使用。
1814年，乔治·斯蒂芬逊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车。
1825年，全长37英里的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
瓦特研制的蒸汽机成了工业革命的标志。
这样，以蒸汽机为龙头的工业革命，在几十年内就使英国建成了一套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大工业体系，迅速地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推上历史的巅峰。但是，这套史无前例的大工业体系一旦建成，它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加速历史的发展，从而改变大国间力量的对比，大国争霸的游戏规则也将因此而改变。
这个规则就是：工业以及隐藏其后的科技将成为决定国家力量的关键因素。这也是英国日后被美国和德国赶上的原因，英国人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太过于依赖对殖民地庞大市场的垄断，以至于忽视了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和科技，而不是殖民地和掠夺，决定了大国的兴衰。
瓦特研制“万能蒸汽机”的故事，可以向我们展示科学技术的力量。
瓦特之所以能对“蒸汽机”提出革命性的改进，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把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发明家。他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
瓦特知道先探究事物的原理，然后再进行实践，在这一点上，瓦特和纽科门等传统工匠产生了质的区别。因为纽科门等人的发明，并没有理论的指导，他们是完全靠经验总结摸索出来的。
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几千年中，人类生产和创造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这个过程就是凭经验盲目地进行生产，然后在漫长的生产实践经验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及其漫长和缓慢的过程，进步微乎其微。不过，这种模式在近代科学诞生后就被改变了。
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工业革命得以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理性时代
近代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时代，不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则是艾萨克·牛顿。虽然牛顿发表学说的时间比工业革命早了近80年，但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牛顿对工业革命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棵苹果树之间的故事可能更为熟悉和亲切。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主楼旁边的苹果树是后人为了纪念牛顿而栽种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引起牛顿研究万有引力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脑袋不幸被一个从树上落下来的苹果砸中。
这位科学史上的旷世奇才，在17世纪带来了一场科学的革命。一位于牛顿同时代的传记作家将牛顿比作尼罗河：其巨大的威力人所共知，但其源头却仍无觅处。
1642年，这位未来的天才科学家在内战的恐怖中出生，特殊的童年环境使牛顿的性格变得内向，喜欢独自冥想以求慰藉，长大后他变得持重寡言、喜爱思考。在学校里，这位不为人注意的沉默的男孩学习成绩出众，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
在这里，牛顿的天才受到了数学教授艾萨克·巴罗的注意。作为最早发现牛顿的天才的人，在牛顿获得学位后，巴罗先生辞去了教授职位，以便让他的学生接替。
大学毕业后，牛顿回到他的老家伍尔斯索普工作了十八个月。后来，这十八个月被称为“创造性想象的全部历史中最富有成果的十八个月”，牛顿种种伟大的发现的萌芽都孕育在这十八个月里。牛顿的整个科学生涯，就是阐述和证明这些伟大的发现。
在剑桥大学，牛顿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干脆就忘了吃饭。偶尔去学院餐厅就餐，也是“着一双后跟磨掉的鞋子，穿一双没有系好的袜子，披着白外套，头也几乎没有梳理过”。
据说，牛顿经常对着空无一人的大厅演讲，那神情就像是大厅了坐满了听众一样兴奋。
在这些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里，产生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一部伟大著作的问世，常常因为一些小概率事件而起。
1684年，天文学家埃蒙德·哈里前往剑桥大学拜访牛顿，哈里就他和科学家胡克在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向牛顿请教：“假设引力随距离的平方变化而减小，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怎样的？”牛顿简单地回答道：“椭圆”。当哈里问原因何在时，牛顿说道：“我计算过”。在哈里的再三要求下，牛顿为英国皇家学会写了一篇稿子，这就是科学史上的不朽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样，这次访问也成了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访问之一。
1687年，牛顿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公开出版。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里，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条定律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从此以后，无论是简单的钟摆运动还是复杂的行星绕日旋转，人类第一次有了可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体系。
只要听一听下面的这段话，就可以明白，牛顿的伟大所在。这段话出自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休谟之口，他被认为是英国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他描述了在牛顿所处的时代，人们是怎样被动地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无能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
300年前，人类的思想还被迷信和恐惧所充斥，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太阳为什么升起落下？这些今天看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当时的人是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握的，他们只能将这一切归于上帝的神秘力量。
牛顿的出现，终结了这种状态，他通过自己伟大的著作，宣告了科学时代的降临。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仍然认为，穆罕默德之下便是牛顿。
在牛顿描述的世界中，处处充满着井然有序的规律和法则，万有引力是他们的一个象征。在引力的支配下，行星无一例外地做椭圆运动，人类可以准确地预言它们在任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欧洲知识界引起了一场地震。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建立这样一种世界观：既然物质世界有着如此的自然规律，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律存在，只要能将牛顿破解自然之谜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那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能被掌握，人类就可以握住自己的命运咽喉。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这种世界观称为“理性主义”。
牛顿被称作“理性时代”的开创者，亚历山大·蒲柏用他著名的诗句表达了他那个时代对牛顿的感受：
自然与自然法则为夜色笼罩，
上帝说道：
让牛顿降生！
万物顿被阳光普照。
牛顿不仅帮助人类树立起了“理性主义”的旗帜，而且他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沟通了人类5000年来一直无法跨越的“技术”和“科学”之间的鸿沟。正是这种改变，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后，通过牛顿开辟的科学方法，人类可以在实验室里发现事物的真相和原理，揭示规律，然后运用这个原理从事于技术发明，最后再将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正是因为遵循了科学、技术和生产这样一个全新的模式，人类才能在18世纪之后的300年时间里，创造出了种种伟大的发明。
这些发明的数量，比过去5000年中发明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写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灵感和天才仿佛用光了，他陷入了某种神经崩溃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他曾经向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政府论二篇》的作者）写信抗议，谴责这位学者企图使他卷入绯闻，然后再写信道歉。
光荣革命后，牛顿被选为议会议员，不过他从不发言。1696年，牛顿担任了皇家造币厂厂长和督办，铸造出了许多优质钱币。牛顿自觉不会再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于是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晚年的牛顿醉心于炼金术和神学。尽管牛顿不再致力于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声望日隆，1703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主席，直到离开人世。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
出殡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柩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声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震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整个社会在向一个科学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这是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
恩格斯曾经说过，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对于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评价：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附录：英格兰银行】
不列颠的崛起是与一系列战争分不开的，在十七世纪，连年的战争给英国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694年，为了解决战争资金的问题，财政大臣蒙泰古建议成立贷款组织，凡是给政府贷款120万英镑的人就有权联合成立一个特许公司，享有发行纸币的垄断权。他的建议获得了议会通过，根据他的建议，议会还通过了1694年英格兰银行法。结果，10天之后所有股本被伦敦的富商们认购一空，这导致了英格兰银行的成立。
“国家是一条船，地主是船主，商人只是乘客”。尽管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仍然在进行这样的描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商人们确实已经搭上国家的航船向前进了。
英格兰银行很快让贵族们认识到了现代金融的巨大魔力。
除了提供战争信贷之外，英格兰银行成为一个吸引零散资金的吸金器，由于英格兰银行稳定可靠，信贷业务飞快拓展。股票交易也在1695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得到特许状后，即成为合法的商务。18世纪的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制，近现代货币制度也首先在英国初具规模。
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银行特许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负责以1400万镑的证券及营业上不必要的金属贮藏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其他已取得发行权的银行的发行定额也规定下来。此后，英格兰银行逐渐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到1928年，英格兰银行已经成为英国唯一的发行银行。这样，英格兰银行最终确立了“银行的银行”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央银行理论和业务的样板及基础。1946年之后，英格兰银行被收归国有，仍为中央银行，其主要任务是按政府要求决定国家金融政策。
英国人完善了荷兰人首创的银行，金融财政也成为商业活动有力的推动者。因为，银行家们最关心的就是：谁是真正的生产者？英镑要借给能再带来英镑的人。
在重商主义理念的引导下，英国人认为：商品是交换的基础，获得贵金属的方式就是少买多卖，因此要大力发展国内生产，产品越多，可卖的东西就越多。英国人把殖民地看作是原料的供应地与产品的推销地，不再仅仅是掠夺的对象。殖民地逐渐成了英国商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样，英国人关注的重心转向了生产，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这也使英国能超越葡、西、荷，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这样形容这个时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然而，这个“小店主”用制造业和航海雇佣了整个世界，将资本、生产、销售和市场联成商品经济的巨手，当光荣革命打开了民主和自由的大门之后，这只巨手只是轻轻一送，就把英国推进了一个新天新地。
英格兰银行被称为“中央银行之母”，是各国中央银行体制的鼻祖。
（图片：英镑。说明：根据1694年英格兰银行法，英格兰银行成立时发行的票据，这是英镑的前身，采取了三项防伪措施：不列颠女神像、水印纸和带￡标志的面值区。）
光荣与梦想：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年轻的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登上英国女王的宝座，直到1901年去世，在位凡60余年。她开创了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日不落帝国的巅峰，也是帝国辉煌的结束。幸运的维多利亚见证了帝国最后的辉煌，但却没有亲眼看到辉煌的结束。
维多利亚女王的逝世，标志着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时代走进了历史。
不过凭心而论，大英帝国的兴衰与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多大关系。虽然维多利亚以她的无所作为，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同时又拥有一个平凡女人所拥有的幸福。
亚当斯密和《国富论》
18世纪是英国工业革命凯歌高奏、狂飙突进的时代，当瓦特和博尔顿在伯明翰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在伦敦，一个50岁的学者正在对自己的文稿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订，这份文稿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文稿出版时的名字叫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斯密对当时主导英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质疑。
1621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曼发表了著名的《论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发展完善了重商主义理论。虽然重商主义理论形成的时间并不算早，但是重商主义的时间却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
重商主义理论是15-17世纪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金银。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的指导思想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货币尽多地流入国内和尽少地流向国外。工业革命前，英国长期奉行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就是重商主义。
克伦威尔先生制订的《航海条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重商主义使英国在与它的欧洲竞争者的竞争中逐渐壮大起来，国内的工商业在政府的保护下迅速地成长起来，英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但是，犹如小鸡完成孵化之后要破壳而出一样，强大之后的英国经济也产生了离开了国家保护的襁褓的强烈冲动。对它们而言，国家的保护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扶助。
重商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众矢之的。
亚当·斯密成了射向这个靶子的第一支箭。
在我们对斯密先生的生平作一番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先生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沏茶的时候可能会不留神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里，然后再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
斯密先生一生都处于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年代，他担任过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使他一举成名的并不是《国富论》，而是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后来的《国富论》只不过是他为了打发时间而作。但是《国富论》却使他成为经济学之父，从而创立了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