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2]清宫档案揭秘系列之“二皇帝”和珅
本帖最后由 风云万里 于 2009-6-22 14:11 编辑少年得志(1)和珅（１７５０—１７９９），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前曾一度被抬入上三旗的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降回正红旗。
很多记载都称和珅出身“贫贱”、“低微”，这并不可靠。和珅的祖上是英额峪（今辽宁清源县境内）的大姓，清初从龙入关，被安置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居住，虽未得显达，但也留下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和珅的父亲叫常保，曾担任过福建的副都统，也算是一位高级将领了。显然，和珅家世虽不显赫，却也是一个武官世家，他本人则是典型的八旗子弟。
《清史稿》本传中称和珅“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童年时家境并不富裕，这也是清朝中叶以后许多旗民面临的共同境遇。据说，和珅年龄稍长一些，就经常让家人刘全驾车带着他到处去借贷以度日。即便如此，和珅与弟弟和琳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读过几年私塾后，十余岁即被挑选到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坐落于皇宫西华门内，主要招取内务府及八旗官员的俊秀子弟，可以说是一所重点学校。和珅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经典和满、蒙、汉文字的教育。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受到了老师吴省兰、李光云等人的好评。
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十八岁的和珅娶了内务府大臣英廉的孙女冯氏为妻。两年后，因父亲故去，和珅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作为长兄，二十岁不到的和珅便开始独立支撑门户了。
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和珅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但没有考中举人。此后，他可能再也没有应试。不过，没有科名的和珅，后来多次成为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以致他在咸安宫官学读书时的老师吴省钦、吴省兰中进士时都出自其门下，反而称他为老师。
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十一月，和珅被授为三等侍卫，属于武职正五品，挑补在黏杆处（又称上虞备用处），负责皇帝出行的仪仗事宜，俗称打执事。这是一种比较清闲的差事，因为皇帝并不是天天外出。但是，这一职事却使和珅有机会接近乾隆，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际遇。
在众多的侍卫中，和珅因何得到乾隆的赏识，正史与档案中均无记载，而野史与笔记中说法却很多，有的说法很离奇。据薛福成《庸庵笔记》称，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惊惧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职掌此事的人难辞其咎。”乾隆一见，和珅仪度俊雅，声音清亮，于是马上将其提升。另有一说，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朱注，偶然忘了下文，和珅在旁背了出来，于是受知。如此等等。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八旗子弟组成的侍卫中显得出类拔萃，可能由于某一偶然的机遇引起了乾隆的关注赏识，从此便飞黄腾达。
四十年（１７７５）闰十月，二十六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授户部右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授国史馆副总裁。十二月，兼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内骑马，旗籍抬入正黄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年轻的和珅平步青云，从一名普通的侍卫，如同坐直升飞机一般升入到权力高层，成为乾隆的亲信重臣，这种升迁速度是极为罕见的。
此后，和珅更是年年加官，岁岁进爵，而且分管的多是肥缺要职，一旦驶入了权力的快车道，就一路加速狂奔。在中枢、部院中，和珅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兼任理藩院尚书，以大学士分管刑部、户部事务等。在经济方面，和珅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长达八年（按规定一般为一年一换）、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等。在军事方面，和珅先后担任正蓝旗、镶黄旗、镶蓝旗、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都统，兼步军统领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和珅先后担任《四库全书》馆、方略馆、国史馆、清字经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三次担任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等。其爵位，由三等轻车都尉，封一等男爵，晋三等忠襄伯，再晋一等忠襄公。以上仅略举大端，已可概见和珅所受恩遇之隆。
乾隆一生雄才大略，自视甚高，其倚重之人亦非泛泛之辈，如傅恒、刘统勋、于敏中、福康安、阿桂等，均可谓才智过人。和珅能够得到乾隆如此宠任，当然也不会像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身无长技，仅靠精于拍马、熟谙溜须而已。相反，和珅虽无科名战功，却是很有才干的。
和珅记忆力惊人，过目成诵，聪明决断，办事干练，就连嘉庆也肯定他“精明敏捷”，这些正是晚年的乾隆所需要的。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曾特别提到和珅“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去岁（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诗、书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他的诗收在《嘉乐堂诗集》中，有不少都写出了真实情感。和珅的书法颇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摹仿的，所以乾隆后期的一些诗匾等就交给和珅代笔。总之，出众的才学与能力，应是和珅受知的重要条件。 少年得志(2)
另一方面，和珅长期伴驾左右，对乾隆揣摩很透，想乾隆之所想，思乾隆之所思，总能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望与虚骄心理。在生活上，更是对年老的皇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据朝鲜使臣记述，他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这在其他大臣当然是做不到的。 也许，这些因素都不重要。从根本上说，“和珅现象”是由晚年的乾隆一手制造出来的。 权倾朝野的“二皇帝”(1)
和珅一步登天，朝野内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气的。如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出身名门，精明干练，史称“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因此，深受乾隆信任，历任要职。他本人也颇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根本不把和珅当回事。和珅本来就是小人，为人“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既然主动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机报复。机会很快来了，当前任贵州按察使海宁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谢恩时，和珅打听到李侍尧有贪纵营私情状，就鼓动他奏参。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正月，和珅领命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该案。和珅把这个案子办得很漂亮，一到云南，即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很快就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奉旨逮送京师议处。随后，和珅又奏陈云南吏治废弛，州县多有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得到乾隆赞许，本欲即任其为云贵总督，但考虑到该案是他查办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亲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珅在回京复命的途中即被提升为户部尚书。通过查办李侍尧一案，和珅不仅出了一口恶气，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干，突显了权势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这年六月，乾隆御赐和珅六岁的儿子名丰绅殷德，并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于他，待年成婚。于是，三十一岁的和珅与七十岁的乾隆皇帝这对君臣主仆又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为密切，和珅的地位更加巩固，这门亲事为和珅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十一月，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成婚时，乾隆皇帝给了女儿、女婿极为丰厚的赏赐，而且文武百官拜辞于公主轿前，致贺于和珅府中，使和珅风光无限。
乾隆不断为和珅提供各种出头露面的机会，而且无功受赏，有过不罚。四十六年（１７８１），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进逼兰州。乾隆谕命在河南黄河工次的大学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肃办理，又命和珅带钦差大臣关防同往督师，并指示等阿桂到兰州三日后，和珅就交印回京。乾隆为了让和珅在军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疮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让他“缓行暂住”，忽而让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珅一到军中，就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使军威大挫，而他却指责是将领不听调遣所致。数日后，阿桂赶到兰州，指挥布置，井井有条，局势马上改观。这时，和珅觉得丢了面子，又迟迟不肯回去。乾隆终于认识到和珅未历戎行，于军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朱批道，前此所发谕旨“系因和珅迟到而又饰过而发，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应即令和珅速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珅宜速来，早有旨矣，何须汝二人皆在彼乎？看此竟似和珅欲在彼，又错了。若再固执，更不成事体矣。”和珅拖了半个月，才灰溜溜地启程回京。乾隆派和珅这趟差事意味深长，却被和珅弄巧成拙。虽然乾隆在谕旨中也多次批评和珅，但却未给予任何处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
自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８０）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后，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就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乾隆知道和珅与阿桂关系不睦，所以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河塘工程，办理各种案件，于是军机处的实权就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他俨然就成了军机处的领班。同时，和珅在朝中又极力打击异己，拉帮结派，不断膨胀其权力。和珅打击异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也就是借皇帝旨意以利其奸，自己往往不着痕迹。如大学士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不让他回京供职。和珅当朝，政以贿成，京外许多大小官吏皆出自和门，他培植心腹亲信也有数人。他的弟弟和琳，在其扶植下，数年之内由吏科给事中升至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福长安，本是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家族显赫，被和珅拉拢过去，惟命是从，成为其最大的帮凶。其他如山东巡抚伊江阿只会巴结拍马，大学士苏凌阿老迈昏聩，只因对和珅忠心都被委以显爵要职。
当和珅势焰薰天的时候，朝中虽有人敢于碰硬，但根本撼不动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就想以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奢侈招摇入手，以期打开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曹锡宝做事不密，将折稿拿给老乡吴省钦过目，希望他帮助润色。不料吴省钦正是和珅的亲信，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在那里扈驾的和珅告密，使和珅预先采取了对策。结果，曹锡宝反而受到皇帝的诘难，有口难辩，最终落得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数年后，内阁学士尹壮图针对和珅创立议罪银的危害，上书建言，请求永停此例。和珅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语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让尹壮图到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各省去查验仓库，并与各督抚对质所交议罪银是否取自下属？结果可想而知，什么也查不出来，尹壮图只得自认虚诳，下刑部论罪，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别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间流传着很多刘墉（即“刘罗锅”）、纪昀（晓岚）等智斗和珅的故事。其实，刘墉（比和珅大三十岁）、纪昀（比和珅大二十六岁）两人在朝中虽居高位，但一直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进入中枢，而且乾隆还批评刘墉遇事模棱圆滑、纪昀读书不明事理，他们都不可能与和珅有多少直接碰撞，档案和正史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珅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其在军机处的几位同僚。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比和珅大三十三岁），出将入相，德高望重，对和珅总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时则远离和珅站立。和珅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对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于是，有时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买帐。大学士王杰（比和珅大二十五岁），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学问优长，刚直清廉，遇事坚持原则，始终与和珅保持着一定距离。一天，王杰下朝后回到值房，正在独坐沉思，和珅走了进来，拉着王杰的手，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辈开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么这么柔软呀？”王杰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搂钱！”和珅一下臊了个大红脸。从此，对王杰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对王杰知之甚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尚书董诰（比和珅大九岁），书、画俱为乾隆赏识，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风，“与王杰扌耆 柱其间”，和珅也排挤不动。正邪不两立，最终在军机处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军机处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阿桂一个人在隆宗门内军机处值房，王杰与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在内务府造办处，和珅或在内右门内房间，或在隆宗门外靠近造办处的房间，即使随皇上在圆明园，仍不在一处办公。为此，御史钱沣曾专门上折奏请恢复旧规，让军机处大臣们集中在一处办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员们来回奔走请示，实际上矛头就是冲着和珅的。乾隆虽然朱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珅嫌钱沣多事，此后“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没多久就把钱沣累死了。 权倾朝野的“二皇帝”(2)
和珅为了防范未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变更制度，加强对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规定内外章奏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以后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变成了自己的耳目。
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制约，和珅真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由于其权势太大，当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到“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和珅深受乾隆宠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是个敛财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为国运昌隆，文治武功，超迈古今，自号“十全老人”，志得意满，于是大兴土木，奢华自奉，如为自己建造准备禅位后居住的宁寿宫，举行万寿大典、千叟宴等，这些都需要大量银子。和珅绝不会像那些“迂儒”的官员那样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导奢入俭，他反而会主动迎合乾隆的意图，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珍宝，去满足乾隆的这些奢靡需费。如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皇帝八旬万寿，和珅总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俱要进献，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两淮盐商更要捐银四百万两。和珅还创立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即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不像官员罚俸一样交到国库，除少数作为河工海塘经费或解充军需外，都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帐户。为此，和珅还设立了专门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有专档——《密记档》。许多督抚大员等都受到这种类似敲诈的处罚，而他们又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当然，和珅绝不仅限于为乾隆创收谋财，更善于为自己聚敛经营。首先，和珅利用权势，广收贿赂，京外“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他不仅对盐政、河工这些肥差征求无厌，而且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许多将帅也都看和珅的眼色，玩兵糜饷，自肥身家，自然也少不了向和珅贡献。其次，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苛索商民和官员士子，在分管户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时大肆贪污。他打着皇上的旗号勒令地方官员不断供奉金银珍宝，而这些财宝怎样进献皇上、进献多少，都由他说了算，事实上大量的财宝都被他截留贪污了，以致于他家中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还大。再次，和珅不顾官体，与民争利，搞多种经营，广开财路，如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在京城及近畿各县广开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出租房屋，开设粮店，在京西房山一带开挖煤窑，甚至还搞运输等。和家的营生资本雄厚，又有强大的权力背景，自然非一般商贾可比，利润丰厚，日进斗金。和珅用手中的权力来经营他的家业，真可谓得心应手，迅速聚敛了巨额的财富，甚至其家人奴仆都拥资巨万。 有了权，有了钱，和珅再也不是当年的穷学生了，便过起了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畔建起了豪华的府邸（即后来的恭王府），甚至仿宁寿宫违制建盖了楠木房屋（今恭王府内锡晋斋），在圆明园附近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园（今北京大学未名湖一带），在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有住所。他不仅整日享受着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也一样风光气派，于是在蓟州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制超过了亲王，并派有禁军看守，民间称之为“和陵”。
和珅富可敌国，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朝鲜使臣回国后曾向国王报告说，和珅“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以致有些皇子自知皇位无望，以将来能得到和珅的府第与家财为愿。 获罪真相与真实家产(1)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乾隆皇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但是，乾隆并没有放弃权力，规定凡遇军国大事、用人行政之大端都要亲自过问，和珅也就仍然得以专权。但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和珅当然也有所担心，害怕嘉庆日后会处治他，于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首先，他极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人。嘉庆即位后，他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珪进颂册，本来很正常，和珅却在乾隆面前告了朱珪一状，大加指摘，乾隆未予理睬。不久，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和珅感到这是对自己的极大威胁。当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时，和珅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尚未写完的诗稿，向乾隆告嘉庆的状，诬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这一次，乾隆生气了，问身旁的军机大臣董诰：“这在法律上属于什么行为？”幸亏董诰跪谏：“圣主无过言”，乾隆才作罢。但是，朱珪内召升用一事终于寝命未发，而且和珅随即又找了个借口鼓动乾隆把已任两广总督的朱珪降调为安徽巡抚。后来，朱珪先后升授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本应回京供职，但和珅始终不简放新任安徽巡抚，使朱珪只得继续署任，不能交卸。同时，和珅又将其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名义上是帮助嘉庆整理诗稿，实则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皇帝城府很深，他知道只要太上皇乾隆还活着，就动不了和珅，而且和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乾隆的旨意，弄不好反而于己不利，所以他韬光养晦，事事顺从太上皇，不发表自己的见解，政事不做任何更张，实际上就是容忍和珅继续专权，只把和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却丝毫不动声色。当有人向他说和珅不好时，他反而批评说，我正要依靠和珅来治理国家，你们为什么要反对他呢？甚至有事要奏明乾隆，嘉庆也有意托和珅代奏，表示对和珅充分信任。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嘉庆终于将和珅麻痹了。
嘉庆二年（１７９７），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顺理成章地成了领班军机大臣。这时，大学士王杰因看不惯和珅已称病告退，董诰丁忧回了老家，和珅在军机处说一不二，可以任意呼风唤雨了。加之，乾隆日益老迈，记忆力下降，“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和珅出纳帝命，口衔天宪，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封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
但是，盛极而衰，和珅的好运已经到头了。一进入嘉庆朝，和珅就接二连三地遭受家庭的不幸。嘉庆元年七月，被和珅视若掌上明珠的次子才两岁就夭折了。一个月后，其情同手足的弟弟和琳在贵州军营染受瘴气身亡，使和珅如失臂膀，打击很大。次年，和珅又添新痛，他唯一的孙子又夭折了。到了嘉庆三年二月，结发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和珅虽姬妾如云，但与冯氏感情很深，他曾写下多首诗悼念亡妻，其中有“今日我哭伊，他年谁送我”之句。斯言如谶，在连续三年家中死去四个亲人后，和珅本人的死期也不远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１７９９年２月７日）辰刻，八十九岁高龄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顷刻间倒下了，嘉庆已经无所顾忌了。但是，嘉庆没有马上对和珅动手，当天还任命和珅与睿亲王淳颖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不过，也就在同一天，嘉庆在悲痛忙乱之中仍不忘传旨召他的老师朱珪即速回京，就已经发出信号了。 初四日，嘉庆专门发了一道上谕，谴责前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矛头已直指后台的和珅。当天，即突然解除了和珅、福长安的军机大臣之职，命其昼夜在大内守灵，不许出入，隔断二人与外界的联系，将其软禁在宫中。
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纷纷上疏，弹劾和珅种种不法情状，这可能是经嘉庆特别授意的。
初八日，在公布太上皇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的一切职务，交由刑部收监，并命成亲王永 、仪亲王永璇、额附拉旺多尔济、定亲王绵恩及大学士刘墉、董诰，兵部尚书庆桂等负责查抄其家产，会同审讯。
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君罔上、压搁军报、任用私人、僭越制度、贪婪聚敛等，并通报各省督抚，命其讨论定罪，也就是要他们都表个态。嘉庆在上谕中处处谴责和珅获罪于先皇乾隆，那么在大丧期间处置这位先皇的宠臣也就名正言顺了。
正月十六日，直隶总督胡季堂议覆奏折首先上达，折中称“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贪黩放荡，真一无耻小人”，请皇上“特颁谕旨，立将和珅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嘉庆御批：“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并翰詹科道悉心妥议具奏”，若有不同意见，“自行封奏亦可”。实际上，就是以此折定下了基调。同时，嘉庆又发布了一道上谕，重申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有所补充。
正月十八日（１７９９年２月２２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拟斩，请即行该关键字已经被屏蔽。”嘉庆表示，和珅罪有应得，怎么处治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首辅大臣，为国体起见，于万无可贷之中引入议亲议贵之条，免其肆市，加恩赐令自尽。福长安改为斩监候，但要让他在牢房里跪视和珅自尽。就这样，刚刚亲政的嘉庆，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和珅这位盘踞庙堂数十年的先朝宠臣收拾掉了。 获罪真相与真实家产(2)
首恶既除，嘉庆马上收兵。除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嘉庆下令对其余由和珅保举升迁或曾对和珅贿赂奉迎者均不予追究株连，免兴大狱，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处决和珅以后，各地督抚议覆的奏折才陆续到达。这些督抚大员不论平日与和珅关系亲疏，都知道和珅已难逃一死，因此除两广总督吉庆、云南巡抚江兰稍涉含混外，其余都称和珅罪大恶极，应立正典刑。嘉庆在对这些奏折的御批中多次表白自己处置和珅乃迫不得已，“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当共知耳”，“此事实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论”。其中，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上的批示最为明白不过：“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嘉庆感到，和珅对神圣的君权构成了威胁，就只有毫不留情地铲除他。
但是，和珅贪名太甚，后世谈论更多的则是他的财富。那么，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呢？对此传说不一。有人说其抄没家产估计值银二亿二千万两，此说影响最大，甚至被一些学者在研究中采用。《清稗类钞》竟称“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即八亿两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每年也只有七千万两左右，和珅再贪，也不可能在二十余年里聚敛到相当于全国十几年财政收入总和的财富。
根据现存档案统计，和珅被抄家时，除抄没的各处住宅、花园外，共抄出各色银三百余万两（折合库平银二百八十三万余两），金三万二千余两，各处土地一千余顷即十余万亩，各处收租房屋一千余间，当铺、银号多处，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家产总值约近一千万两。这与上谕所讲基本吻合，虽然在办理过程中，嘉庆指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但也不可能有多少遗漏。
和珅能够长期把持朝政，权倾中外，千方百计地聚敛起巨额家产，富甲天下，靠的是乾隆非同寻常的恩宠。一旦失去了乾隆这一靠山和寄主，不可一世的和珅也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当和珅待罪狱中，对着窗外元宵之夜的明月，曾感悔赋诗“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但到底是谁误了他呢？
据说和珅性格诙谐，爱开玩笑，不料最终他和自己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其绝命诗云“五十年来梦幻真”——一场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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