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6]清宫档案揭秘系列之清代皇帝的衣食与寝居
区别尊卑贵贱的标志清代是距今最近的封建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入关到１９１１年退出历史舞台，共历二百六十七年十位皇帝——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禺页 琰、宣宗 宁、文宗奕詝、穆宗载淳、德宗载湉及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在紫禁城内居住、生活，享受着凌驾于千万人之上的特权。若干年后，封建皇帝虽已作古，但他们住过的宫殿、穿过的衣服、使用过的器物却保存完好，作为历史的遗迹供后人参观。但是，当人们置身于紫禁城巍峨的宫殿，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奇珍异宝，又无不感到神秘莫测——当年的皇帝是怎样在这红墙黄瓦、万户千门里生活的？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这些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与民间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哪些不同？
让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的未知走进紫禁城，去揭秘那斑驳的历史。
清代皇室发源于东北白山黑水间，满族的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女真人的杰出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历时三十多年统一了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死后，皇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统一整个东北，于后金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四月，改号称帝，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皇太极博览群书，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开拓进取，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他一系列的治国之策，对以后清代制定典章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取代明帝国统治。随着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清代皇帝的生活也在不断地变化。吃饭、穿衣、寝居等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情，也被蒙上政治色彩，规范出许多制度，作为显示皇权和区别尊卑贵贱的标志。 衣：锦衣裘服(1)
在我国古籍《周礼》中，天子的衣、冠规定为“黄裳”和“玄冠”。其寓意天子受命于天，非凡人，他穿的服装的颜色应合于“天地玄黄”之色。从色彩上看，“玄”是黑中有红的深兰色，代表天空；而“黄”色，是指土地之色。从此以后的天子到皇帝，时空跨越了几千年，“玄”、“黄”色被当作正统的颜色，为历朝历代的官服制度相互因袭。以明黄色为主的皇帝服饰，也贯穿清代始终。但是，清代皇帝服饰的披领、箭袖和腰带却保留了满民族独特的风格。
皇帝的官服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礼服、吉服和便服。礼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衮服、补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龙袍、龙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制规定以外的平常之服。
礼服中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典礼活动时最常穿着的典制服装。按清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黄”，祭圜丘、祈谷用兰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白色。其式样，是由上衣、下裳组成通身长袍，另配箭袖和披领。衣身、袖子、披领都绣金龙，衣身绣三十四条金龙，两袖各袖金龙一，披领绣金龙二。根据不同的季节，皇帝的朝服又有春夏秋冬四季适用的皮、棉、夹、单、纱多种质地。
朝服的形式与满族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满族先祖长期生活在无霜期短的东北，以少种植、多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食肉、皮衣”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尤其是满洲贵族穿用的服装多为东北特产的貂、狐、猪冽狲等毛皮缝制。为方便骑马射箭活动自如，服装的形式采用宽大的长袍和瘦窄的衣袖相结合。衣领处仅缝制圆领口，并配制一条可摘卸的活动衣领，称“披领”；在两袖口处各加一个半圆形可挽起的袖头，因形似“马蹄”，称为“马蹄袖”。满族先祖穿宽大的长袍的腰间系一腰带，胸前便成了存放出行小件物品的衣兜。这种设计适应狩猎生活中冬季骑射方便实用，披领保护头颈，箭袖覆盖手背有保暖的作用。后金时，努尔哈赤曾将这种貂皮缝制的袍子赏赐“众家贝勒”穿用，没有作为制度，至皇太极时，有建议确立满族衣冠服饰。天聪六年（１６３２）皇太极在初定冠服制度中，特许“八固山诸贝勒”冬、夏俱服，在城中行走。由此便阐明“服制是立国之经。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皇太极告诫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训，“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左佩矢、右挟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特别指出，汉族衣冠不利于骑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还要以武功巩固天下”。
清入关后，满族生活环境的变化，长袍箭袖已失去实际的作用，再次议论服装改制。清前期的几位皇帝认为：衣冠之制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尤其是对定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到乾隆帝时进一步认识到，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用汉唐衣冠，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祖宗的服饰不但没有改变，还在不断恢复完善，最终形成典章制度确定下来。
因此，清代服饰与其他方面相比，满族特点保存的较多。如长袍、箭袖的服装不仅得到保留，还将其定为象征国家最尊贵的礼服，载入清代典章制度中。在隆重的典礼上，皇帝视朝、臣属入朝时所穿的礼服，即为朝觐之服，成为名副其实的朝服了。特别是满族传统服装的箭袖，入关后虽然失去实际作用，但箭袖却作为满族行“君臣大礼”的行礼动作得以保留。箭袖又称马蹄袖，平时挽起成马蹄形；一遇到行礼之时，敏捷地将“袖头”翻下来，然后或行半礼或行全礼。这种礼节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已不限于满族，汉族也以此为礼，以示注重守礼。因箭袖的这一特殊功能，清代的吉服、便服也都设计了箭袖。即使是平袖口的服装，还要特意单做几副质料较好的箭袖“套袖”，以备需要时套在平袖之上，用过之后脱下。这种灵活、方便的“套袖”还有个美好的名称——“龙吞口”。清代官服的箭袖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朝灭亡。
清代服装在保留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历代皇帝服装的纹饰——十二章（十二章墨线图）。十二章是十二种含义图案：日、月、星辰（寓意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龙（能兴云作雨，取其变化）、华虫（取其文采昭著）、粉米（五谷之一，可以养人）、藻（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纹彩）、火（取其燃）、宗彝（为祖庙尊崇，表示不忘祖先）、黻（黑白两色绣成弓形相背，示见善背恶）、黼（斧头状象征权威）。这些纹饰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宫中遇有喜庆的事，皇帝万寿正日、皇太后万寿圣节和元旦节令的前后三日，皇帝穿吉服。吉服又称龙袍，上下连属的通身袍，其形式是，右衽、箭袖、四开裾；领、袖都是石青色，衣明黄；通身绣九龙十二章，龙文分前后身各三条，两肩各一条，里襟一条。龙纹间有五彩云；十二章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绂，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领圈前后正龙各一，左右行龙各一，左右交襟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穿吉服时，外面罩衰服，挂朝珠，佩吉服带。清代皇帝的龙袍也有裘、棉、夹、纱等多种质地，适合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穿用。 衣：锦衣裘服(2)
故宫现存皇帝龙袍还有在绣金龙、十二章、彩云之中，加绣双喜字文饰的。在清代典章服饰制度中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但它是皇帝成婚时穿用的。按照清代规制，皇帝成婚称为“大婚”，幼年即位的皇帝成年后，要举行隆重的大婚典礼，清早期的顺治、康熙和晚期的同治、光绪都是即位后举行大婚的皇帝。是时，颁诏天下，举国同庆。宫廷内围绕皇帝、皇后的吃、穿、用及洞房陈设等都以龙凤双喜为主要图案。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晚清的两位小皇帝成婚前，苏州织造定织、绣了一大批龙凤双喜的门帘、床帐。皇帝大婚时穿的龙袍上加绣双喜字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皇帝在平常的日子穿便服，又称常服。皇帝在宫中穿常服的时间最多，如经筵、御门听政、恭上尊谥、恭捧册宝等都是穿着常服活动的。常服有常服袍和常服褂两种，其颜色、纹饰没有特殊的规定，随皇帝所欲。但从故宫收藏的皇帝便服的颜色、文饰来看，也都有明显的隐义。清代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喜穿天蓝、宝蓝色衣褂，寓意清淡、明快，“清”与国号同字同音，因此淡蓝、宝蓝、天蓝等颜色成为宫廷服饰中领导潮流的颜色。皇帝的便服也选天蓝色、宝蓝色。故宫藏宫廷画《清康熙读书像》康熙便服像，画的就是年轻的康熙身着宝蓝色便服的写实作品。就连面用明黄或石青色的皇帝礼服、吉服，里衬也用天蓝或月白色。宫廷崇尚蓝色，乾隆、嘉庆朝都有这种颜色的便服。直到道光年间仍为流行颜色。故宫藏《喜溢秋庭》图卷，描绘的就是身着宝蓝色便服的道光皇帝与后妃、子女在御苑内嬉戏休闲，共享天伦之乐。除此以外，皇帝的便服颜色还有象征天下富足、生活红火的木红色、枣红色，谐音“禄”的灰绿色，以及洁净、清爽的姜黄色、浅米色等。
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衣：锦衣裘服(3)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1)
清朝统治者源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地，其饮食习惯是在东北形成的。东北满族淳朴的食风、简单的饮食方式随着清朝皇室入关，也带到了北京城。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初次登上统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装力量维护刚刚取得的权利。因此，用民族传统意识和民族传统风俗加强民族凝聚力，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清统治者一方面钦定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为“正学”，使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稳定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防止汉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饰、发式、礼仪、饮食等方面，以此来加强满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来保持与皇室的向心力。无论是清宫廷筵宴，还是皇帝赏赐有功之臣，清宫廷饮食大多保留满族传统，饮食原料、物料仍以东北特产的粮肉蛋菜为主。每到年底仍例关外风俗行“狍鹿赏”：向满、蒙、汉八旗军的有功之臣颁赐东北野味。届时，北京城内分设关东货场，专门出售东北的狍、鹿、熊掌、驼峰、鲟鳇鱼，使远离家乡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属身在异地，也能够吃到家乡风味。正如《北京竹枝词》中所写到的一样：“关东货始到京城，各路全开狍鹿棚。鹿尾鲤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宫廷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风土人情、饮食时尚的影响。而且，清王朝统治者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亦有着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强烈愿望，对天下的美味食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在以故乡“关东货”为主要饮食的同时，也效法明代宫廷以“尝鲜”为由，按季节征收天下贡品：江南的鲜鱼虾蟹，两广的瓜果蜜饯，山东的苹果，山西的核桃，直隶的蜜桃、鸭梨，陕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鲥鱼是生活在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季节性很强的鱼种，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时洄游生殖。宋《食鉴本草》中载，“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身价倍增，成为江南特产。自明代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宫廷即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举行“鲥鱼盛会”，届时皇帝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味道鲜美，但运送鲥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鱼打涝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运送抵京，并在沿途设冰窖、鱼场保鲜。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宫廷早已做好烹制准备，鲥鱼一到，既举行盛会。因此，为争取时间，送鱼人在途中马歇人不歇，只准许吃鸡蛋充饥。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圣尊。”
又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员经常向皇室进“鲜”，即各地应节的新鲜食品，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节向清宫进贡食品与饮料。春季，“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供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初夏，“苏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苏州今秋十分丰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进”。刚刚入冬，李煦又进“冬笋”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十月李煦向清宫呈进了一批江南鲜果和露酒：“佛手计二桶，香橼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泉酒计一坛。”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的饮食逐渐发生变化。顺、康两朝逐渐改变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原料和简单的烹饪方式，从各种肉类整治、洗净后切成大块煮、炖、蒸、烧、烤等熟制、用大盘大碗盛装，到食品多层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装形式。康熙五十九年（１６９０）一月十二日，法国传教士张成一行抵京。玄烨在畅春园热情款待远道的客人，赐给他们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冻、豆荚、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盘”。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国传统的新年，玄烨邀请传教士们一起过年。除夕晚膳又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二十一种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满族“简单”的烹制方法，使清代宫廷饮食在“质”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的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清代宫廷饮食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乾隆在位（１７３５—１７９５）期间，清王朝经过了近百年的统治之后，正是鼎盛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超过明代最高数字，达到六百余万顷。粮食富足，加速了商业发展和城市的繁荣。社会财富大量积聚，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也日盛一日。皇帝居于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饮食服御，豪华奢丽，达到惊人的地步。宫廷饮食不仅打破了“关东货”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在饮食结构、烹饪技术上都得到改变。首先是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常食含热量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体内外的湿热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前代定制的宫廷制度中一些未成系统的条文加以修订。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国朝宫室》中对宫廷饮食的等级标准及其份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后、妃的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标准。皇帝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的妻妾。皇帝、皇太后、皇后享受最高标准的饮食，每次进膳用全份膳４８品（包括菜肴、小菜、饽饽、粥、汤及干鲜果品）；每天用盘肉十六斤、汤肉十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鸭三只、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皇后以下皇贵妃、贵妃、妃、嫔等按照等级相应递减。皇贵妃、贵妃食半份膳（是皇帝的二分之一）二十四品，妃以下食半半份膳（是皇帝的四分之一）十二品。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2)
清统治者“王天下者食天下”，对全国各地的贡物，则是有选择食用。皇帝御膳的主食——五谷杂粮，专用东北的粘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鸡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直隶的福寿字饽饽，山东的耿饼，安徽的青饼。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再有，清宫的御膳机构逐步健全，每日的饮食不仅是为了饱腹，还依不同的传统节日习俗食应节食品：冬至馄饨，上元元宵，端阳粽子，中秋月饼，重九花糕……都以宫廷特有的原材料制作，在色、香、味、形上追求吉祥富贵，渲染皇家富豪的气派。
清代宫廷饮食的管理机构，主要是内务府和光禄寺。内务府是管理皇族事物的总机关，其属下的“御膳房”、“御茶房”、“御茶膳房”是专门管理皇帝及皇室饮食的机构。皇帝的御膳房每日需要的米、面、菜、糖、酒、醋等物，由内务府属下的“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物处”管理。御膳房所用鸡、鸭、猪等肉类物品，主要由内务府支出四万两银购买，其中内廷每年约用两万两千余两银，则由光禄寺按季向户部支领发给；鲜鱼由掌仪司买办。其中直隶进奶猪、乳羊、鸡、野鸡、鸭；崇文门每年春暮进黄花鱼，十月进银鱼；直隶保德州天桥峡每年冬季进石华鱼；山东进麒麟菜、海带、紫菜、吉祥菜、鱼翅；山西进石花冰鱼、鲥花鱼；两淮进风干猪肉、糟鹅蛋、糟鸭蛋；湖广进银鱼干、虾米；江西进虾米；外藩蒙古进熏猪、鹿肉干；长芦盐政进猪、羊、鸡、鸭、花鱼等。
皇帝每日所需蔬菜由内务府支银购买。每年各地还要向宫廷进贡酱菜及地方特产，有山东进扁豆、凤尾菜；浙江进酱菜、杭州菜；江苏进各色小菜；福建进闽姜。为便于贮存并保证蔬菜等食品新鲜，紫禁城内设有五所冰窖，共藏冰约三万块。
按照满族的传统习惯，皇帝每天有早、晚两膳，早膳多在卯正，有时推迟到辰正（早六时至八时前后），晚膳多在午、未（十二点至午后二点前后）。两次正餐后，各加一顿小吃。如临时需要饮食，则随时传进。到夏、秋两季，早、晚膳则要提早半个时辰。清代皇帝用膳有固定时间，无固定地点。吃饭的地点不固定，多在皇帝的寝宫或活动的地方。清代雍正以后的皇帝都以养心殿后殿为寝宫，在养心殿正殿批阅奏章、召见臣工、处理政事。之后，经常在养心殿东暖阁进膳。无论皇帝走到哪里，身边总有几个专门负责“背桌子”的侍从。只要皇帝想吃饭，一声“传膳”令下，背桌子的侍从立即将三张膳桌一字摆开。负责皇帝日常饮食的御膳房，坐落在养心殿迤南，是与养心殿相邻的南、北两座大院。养心殿周围的重华宫、咸福宫、建福宫等都做过乾隆皇帝的餐厅。传膳太监手捧膳盒，从御膳房到皇帝传膳的地方一溜小跑鱼贯而入，把御膳房早已准备好的饭、菜、饽饽、粥、汤等逐一摆在长长的膳桌上。长桌摆满，意味着御膳已齐备，膳房首领太监，请皇帝进膳。
皇帝的御膳房设官员、厨役三百七十人，御茶房和清茶房有一百二十多人。皇帝进膳有膳单，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月成一册。每日用膳前，膳单要明确指出某菜为某厨师烹制，以备存档。内务府大臣还负责御膳承做时的严格要求，每品菜点的配料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许任意增减更换；膳食主次有别。
虽然宫廷有最好的原材料和厨艺最精湛的厨师为皇帝备膳，但是每位皇帝对饮食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康熙帝生活在盛世的巅峰，他躬行节俭，对饮食生活严戒奢华，并要求皇室眷属、子弟及大臣们注意俭约。他说，食品无论精粗，应因人而异，据每人的身体情况，选择对自己身体有益的食品，不可贪食其味美而所好食品。康熙皇帝一日两膳，每膳仅一味，不食兼味，多余部分，全部用来赏赐后妃和随行食用。两膳之后，“夜不可饭食，遇晚则寝”。所食食品，也选择“每兼菜蔬食之则少病，于体有益”。“诸样可食果品，于正当成熟时食之，气味甘美，亦且宜人”。对于鲜果及蔬菜等类，“朕只略尝而已，未尝食一次也。必待成熟之时始食之，此亦养身之要也。”即使在外巡幸，遇到当地官民供献吃食（地方特产，指酒、肉等），康熙帝下令，仅取微少的一点点——“令取米一撮，果一枚”。因康熙提倡节俭，当时宫中每年生活消费仅为明代的八分之一，“明光禄寺每年送内用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只用三万余两。”
乾隆帝的饮食生活讲究养生之道，一年四季早膳前都要先吃一碗冰糖炖燕窝。在早晚两正膳中，也常有燕窝菜，即燕窝红白鸭子、燕窝炒鸡丝、燕窝拌白菜、燕窝白菜滑溜鸡鸭、燕窝清蒸肥鸭。乾隆帝饮宴菜肴中以鸡、鸭、鱼、猪、羊、鹿、鹅等为主。乾隆皇帝喜食肉类食品，那必须是经过精选细烹后食用。如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巡盛京，一行人马刚到山海关，盛京将军弘晌为讨皇帝喜欢，特进刚刚获到的鲜鹿给皇帝。弘历深知食鹿肉滋补身体，但仍十分谨慎。弘历问道：“今日进的鹿肥瘦？”厨役回答道：“瘦。”随后弘历下旨：“晚膳叫双林（厨役名）做塌思哈密鹿肉。其余伺候赏用。”可见对饮食的讲究已达到了科学的膳食结构。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3)
乾隆年间，清宫饮食十分丰富，但他食杂粮、蔬菜的习惯不改。每年春季榆树发芽的时候，清宫要食榆钱饽饽、榆钱糕、榆钱饼。乾隆不仅自己吃，还将此供奉神祖，“宫内、圆明园等处佛堂供榆钱饽饽、榆钱糕”。宫内御膳房做的榆钱饽饽分送后妃、皇子们，还赏给王公大臣们品尝。初夏食碾转儿（嫩麦制作），端阳节食粽子，重阳节食花糕。迎季节食蔬菜更是弘历的嗜好，黄瓜蘸面酱、炒鲜豌豆、蒜茄子、摊瓠榻、春不老、芥菜缨、酸黄瓜、酸韭菜、秕子米饭、粘馓团子……本来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间粗食，却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喜食，体现了乾隆帝的饮食粗细搭配、粮菜互补的合理膳食。随季节变化调整饮食、调换菜肴，是乾隆饮食的特点：冬末春初，早晚两膳的菜肴中设两个火锅。农历四月初，撤去火锅换凉菜，六、七、八三个月早晚两膳增加糖拌藕、江米藕。冬季三个月食鹿肉、羊肉，夏季三伏食糊米粥、绿豆粥。全年饮食有规律，不食过冷过热物，食不过饥过饱，不暴食暴饮，对弘历健康长寿是有着奇妙的作用的。
道光在位期间，正是清王朝走下坡路的时期。吏治败坏、军备废弛，鸦片大量输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尽管清皇室成员的衣食穿戴都有定制，但清宫内财政支绌，道光帝不得不节衣缩食地维持皇室的日常生活。对于穿的，他要求太监穿布衣、布裤、布鞋，也经常亲自到放置衣服的老库查点后妃的衣服账，而他自己却很少添置服饰。在吃的方面，他的饮食生活在清朝诸帝中是最简朴的。夏天，清宫帝后每日都要吃西瓜解暑热，道光帝觉得吃西瓜浪费，在最热的三伏天明令太监：“明日取消西瓜，只供水。”一日，道光帝想吃“面片儿汤”，令御膳房给他做一碗。大半天过去了，面片儿汤没有送来。在道光皇帝的追问下，负责此事的人来说，需要数千两银。于是他对来人说“前门外一饭馆至此（面片儿汤）最佳，一碗值四十文钱，可令内监往购之。”内监复奏：“饭馆已关闭多年矣。”道光帝道：“朕不能以口腹之故，枉费一钱！”道光帝一年四季的饮食都是以“五品”为限，即每日早晚两膳菜肴、饽饽各五品。其中，炒鸡蛋是每日必备的菜肴。即使是岁暮的除夕和元旦的膳食，道光帝仍尊守“节俭”二字。道光七年的除夕（１８２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早膳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第二天，即道光八年的正月初一，早膳是“浇汤煮饽饽一品，羊肉丝酸菜锅子一品，溜鸭腰一品，鸭丁炒豆腐一品，鸡蛋炒肉一品。”但是，在道光帝的膳单中也有过丰盛的膳单，那是道光帝赏赐出嫁的女儿、女婿的饭菜和节日家庭筵宴。
清宫习俗，公主出嫁、皇子成婚，清帝都要赏赐整桌的饭菜。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３６）五月初八日，道光的女儿出嫁。御膳房据单奏折“赏过公主、额驸（公主的丈夫）饭菜两桌”，每桌大碗菜两品：“燕窝福在眼前金银鸭子、万年青蜜制奶猪。中碗四品：燕窝如意肥鸡、双喜字鸭羹、肥鸭瓤长生果、芙蓉鸡。怀碗菜四品：燕窝鸭条、鸡皮溜海参、鹿筋火腿、鲜虾丸子。碟菜四品：海参拌燕丝、碎溜小鸡、炒面鱼、云扁豆炒肉。片盘两品：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四品：喜字黑糖油糕，喜字白糖油糕、喜字猪油馅馒首、喜字澄沙馅馒首。”
在清代幼年即位的小皇帝中同治是寿命最短的一位。他是咸丰惟一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短命的原因，与营养不良有关系。同治六岁即位，皇帝虽小，御膳却按照皇帝份额供给。但每膳都赏给他身边的一名御前太监张文亮“替吃”。张有一副福相脸，一张乖巧的嘴，深得慈禧的喜爱。张文亮吃毕，还要替皇帝到母后皇太后慈安、圣母皇太后慈禧面前去谢恩。御膳都让太监吃了，皇帝自己吃什么呢？
同治帝一日两膳吃两宫皇太后赐给的食品：小米粥、豆沫粥、糙米粥、羊肉丝疙瘩汤、甜浆粥、柳叶汤、面片汤、豆腐片汤等。六岁儿童正处在长身体的重要时期，仅吃汤粥根本无法饱腹。他有时饥饿难忍，闯进太监的住处偷太监的东西吃。被太监发现后，立刻夺过丢掉。有的太监想给小皇帝一些吃食，又怕皇太后知道怪罪，犯欺君之罪，只好装聋作哑，按照规矩办事。同治帝六岁即位到十九岁病逝，皇帝龙身贵为天子，却没有健康的体魄，年纪轻轻便一命呜呼。但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尊严，每膳都摆样子自欺欺人。可见清宫刻板的饮膳制度，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清宫饮膳制度的弊端所在。
清代宫廷内为皇帝备膳厨师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清入关之后，带来的盛京满族厨师，他们大多为世传技术，父传子艺，子承父业，是清代宫廷厨师中的核心。其次是沿袭了明代宫廷留下来的山东厨师。第三部分则是依帝、后饮食爱好选用的厨师。乾隆的妃子中，有一位来自新疆和卓木的维吾尔族的香妃，宫中特为她招募回族厨师，做清真膳。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北京街头流行“豆汁”风味小吃，内务府亦在民间招募技术较高的豆汁厨役进宫制作豆汁。还有，乾隆帝南巡，喜食江南食品，带回苏、杭两地的厨师。这些人数量不多，最初仅是皇帝用膳时临时点菜再烹调制作。随着宫廷饮食的发展，江南厨师成为乾隆帝正膳肴馔的专门烹制者，餐餐指名要某某人做，几乎到了非江南风味食品不进膳的地步。这样的厨师历代都有，清末溥仪小朝廷时，御膳房备膳的十几名厨师中最有名的厨师是从北京忠信堂饭庄请来的厨师郑大水。做主食的也是宫外饭庄的郑恩福厨师，溥仪喜欢他做的面食、炸食及各种粥食。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溥仪仍居住紫禁城后半部，过着逊帝的生活。溥仪对御膳的要求，打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饭，对西餐非常感兴趣。他指示郑大水向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带来的外国厨师学做西餐和摆饰餐桌，还在紫禁城的丽景轩设置了西餐饭房。 住：神秘的大内寝居(1)
明清两代有二十四个皇帝在紫禁城里居住过，皇帝虽然不少，但他们所居住过的宫殿并不多，只有乾清宫和养心殿。清代的皇帝入主紫禁城后，顺治、康熙帝沿袭明代旧制居住乾清宫。但顺治帝经常在养心殿居住，最后死于养心殿。只有康熙皇帝长住乾清宫的西暖阁。雍正皇帝即位后，又居住养心殿。此后，清代的皇帝都以养心殿为寝宫。
自明代至清初，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乾清宫作为“天子之常居”，它对应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乾清宫到乾清门之间的甬道代表着天空紫微垣前方的“阁道”，雄伟阔大，巍巍壮观。“乾清”一词最早见于韩愈诗“乾清坤夷”句，意为天下清平、大地安宁。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第一座宫殿。后三宫殿名均出自《周易》：“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交泰”：即“天地交泰”，有兴旺发达的意思。紫禁城用此命名有双关意，喻皇帝、皇后家庭幸福、国家清平宁和之意。明代帝后分别住乾清宫和坤宁宫。
乾清宫坐落在三大殿迤北，为重檐庑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宫殿前丹陛上设有日晷和嘉量。东、西两边设两只铜鹤和两只铜龟。南端陈设四尊铜镀金大香炉。丹陛东、西两侧设有江山社稷金殿。
乾清宫正间正中设御案、宝座、屏风等，高悬清顺治帝御笔亲书的墨地金字“正大光明”匾，表明皇帝执政光明磊落和正大无私。左右四柱四幅楹联，是康熙、乾隆要求后代子孙的道德标准和治国安邦的道理。乾清宫东暖阁匾为“抑斋”，西暖阁匾为“温室”。清顺治、康熙住乾清宫时，乾清宫东的昭仁殿和西弘德殿，是他们学习的地方。与此二殿南墙相连的东、南、西三面庑房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东庑房从北往南排列，最北边的三间为御茶房（为皇帝管理、晋献茗饮、果品以及节令宴席等），其次三间端凝殿（专门收贮皇帝的冠袍履带衣物），再次三间为鸣钟处（收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收贮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用的砚墨），自日精门南侧为御药房（掌管带领御医到各宫请脉、煎药及坐更）、南一室敬事房（宫殿监办事处，专门管理执掌宫内一切事务，奉行御旨和承办内务府各衙门一切文书），其次为懋勤殿（懋勤翰林侍值处，收藏御用图书、文房四宝以及准备皇帝用的颁赐文件）。这些地方环绕乾清宫周围，把乾清宫围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庭院。
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为方便皇帝随处居寝，制度殊异。但是还是发生了“嘉靖宫变”。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十月，在妃嫔曹氏、王氏的策动下，十多名宫女合谋，欲杀皇帝于乾清宫。随之还发生了“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乾清宫成了多事之宫。
雍正帝迁居养心殿，皇后与其他嫔妃分住在东、西六宫。坤宁宫只是名义上的内宫。按照清皇室规定，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满十五岁即为成婚的年龄。皇帝大婚典礼后，新婚夫妇在坤宁宫东暖阁洞房共住三天，皇帝回到自己的寝宫养心殿，皇后则选东西六宫中的一处作为宫殿。
养心殿与乾清宫相比，开间、进深相对严谨。这是否是雍正帝移皇帝寝兴之所出乾清宫而居养心殿的原因，实在难以琢磨。但雍正以后的诸皇帝也都没有迁出这里，安全之说似有些道理。尤其是乾隆皇帝本来打算退位后住到宁寿宫，颐养天年。但他退位仍训政，直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在养心殿。
养心殿的建筑布局和结构，与其他宫殿大不相同。前殿歇山黄琉璃瓦顶面阔七间，正间占据三间与西暖阁前檐接出高大的抱厦，而东暖阁窗前则宽敞开阔。前殿东西各建配殿五间，为养心殿一区的佛堂。前殿正中偏后，设一低平方台，台上设宝座，宝座前设御案，宝座后置屏风、宫扇，上面高悬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中正仁和”匾。天花板正中是浑金的蟠龙藻井。皇帝批阅奏章、召对臣工、接见外国使臣，都在这里进行。东暖阁有康熙、雍正圣训，西暖阁设坐榻，后墙上悬“勤政亲贤”匾额亦为雍正亲书。西暖阁外安装木板屏，环境较隐蔽，雍正常与军机大臣及亲信商议军机大事。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两朝时，养心殿东暖阁便成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
养心殿后殿五间，与前殿之间有穿堂连通，形成“工”字形平面。皇帝在前殿办公，只要通过宝座后的左、右门就可回到寝宫。除被召的后妃和随侍外，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寝宫。
寝宫正间和西间是皇帝休憩的地方，沿西墙设木座床，也称宝座床。床上铺织锦缎坐褥、迎手、靠背垫。东、西稍间分别设有寝床，是皇帝的卧室。皇帝的寝床宽二百厘米、长三百五十厘米，是典型的东北大炕。寝床前安装镶玻璃镜炕罩，床上铺着大红毡，明黄毯，这些都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特殊物件。寝床冬用绣花的丝绸夹帐、夏用纱罗帐。帐内挂有装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发香味净化空气，又是华丽的装饰品。寝床上被、褥、枕头、炕单都是锦缎丝绣，色彩艳丽。皇帝寝宫内冬暖夏凉，冬天铺毡毯、置炭盆和“地龙”取暖。地龙在室内地面的表层砖下，人工搭成弯曲错落的烟道，连接室外屋檐下烧柴的大坑。坑内烧火，热气通过烟道遍及地面，足以驱寒。到了夏季院子里搭芦席凉棚，既遮阳又通风，十分宜人。 住：神秘的大内寝居(2)
皇帝的寝床称“龙床”，养心殿寝宫有两张龙床，比明嘉靖皇帝的一个寝宫上上下下二十七张床已不算多。原来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两侧设有后妃临时居住的围房。东间宫室匾额“体顺堂”，西五间宫室额“燕喜堂”。两堂的东西两侧亦与东西围房相接，并在相接处的后墙辟吉祥、如意二门，妃嫔们来往于西六宫之间甚为方便。养心殿围房把养心殿紧紧地围在中央，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便于皇帝“朝”与“寝”的需要。平时皇帝不能在后、妃宫内过夜。若皇帝需要哪位后、妃陪侍，由敬事房总管在皇帝晚膳时侍候翻牌（一种竹制的签牌，一寸宽、一尺长。上段染绿色，下段满涂白粉，书写后、妃的姓名）而定。被召幸的后妃当天晚上不再回自己的宫室，也不能整夜与皇帝共寝，只能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围房和周围群房入寝。
清代皇帝的衣、食、住奢侈豪华，但是，都是在种种规定和制度的约束之中。没有自由，没有家庭的温暖。这些是皇帝不可违反的，也是民间常人无法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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