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中国西部的幽光

共相语

　　

对梦幻迷离的西部古代民族生存历史的追寻  

　　

西羌、西戎寻踪：

    “西”是方位的标志。在中国古代，是相对于中原一带来说的。它所指示的是函谷关以西、川康以西的广大西部区域。尤其是在上古，它所指示的主要是黄土高原西北以西的大漠和青藏高原一带。《说文》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应为四种）。”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言：“（甲文）从人从羊，与小篆同”，“羌为殷之敌国”。《说文》：“戎，兵也，从戈，从甲。”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言：“从戈从十，十，古文甲字。”《说文》用“西戎”来注“羌”，且说明其特指“牧羊人”，可见，羌，是指在西部从事畜牧的部族，戎，是指善用兵甲征战或狩猎的部族，而且，由《说文》推断，羌族出于戎族，在文献上，有时“羌戎”连言，有学者讲，应以“羌”指从事畜牧的羌人，以“戎”指从事农耕的羌人。但是，从语源学的意义来推断，此说与《说文》不符。从《说文》语义推断，羌或戎当为中国远古时代西部民族部落中很强大的一支，“羌戎”部落所从事的日常活动当是游牧和狩猎以及征战，他们共同代表了西部的民族部落联盟。《诗·商颂·殷武》有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朱熹《诗集传》谓：“氐羌、夷狄国，在西方。”“昔成汤之世，虽氐羌之远，犹莫敢不来朝，曰，此商之常理也。”可见在商朝成汤时代，氐羌就已经属于殷商天子所管辖，为商朝属国的民族部落联盟。后来，周朝的姜姓或被周朝所分封的姜姓国，如齐、许、申、吕，则都应该与羌族部落相关。据《说文》讲，都从羊，因“西方羌从羊”。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晋子）遂发命，遽兴姜戎。”此“姜戎”亦即“羌戎”，当时应为在秦晋交战之间居住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说文》讲：“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唯东夷从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夷”为东方部落，“蛮”为南方部落，则“蛮夷”当指东南方，可见舜时羌族分布地域之广大。按《后汉书》记载，西羌人的祖先之国原来是靠近南岳的三苗族的姜姓。在舜时被迁徙之后，分布在三危山所在的敦煌一带和黄河关口的西南方，再其后，扩大至南接西南方、东南方，向西直到新疆昆仑山系所统的鄯善、车师诸国。在汉武帝时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既打通了中西交通的古丝路，实际上，又隔开了漠北各部落与青海各部落。但从《尚书·禹贡》把西北划为中国古九州之一的“雍州”来看，西北这片大漠，自上古以来就已是中国大国的地盘。李斯《谏逐客书》载：“昔缪公（秦穆公，春秋时五霸之一）求士，西取由余于戎，……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由此来看，“戎”即“西戎”，且为与秦国相邻的部落联盟，在春秋时，又为秦国所吞并。

    西藏藏族族源之悬案及其它

    自《后汉书》、《新唐书》以来的正史以为，藏族吐蕃源于西羌。这说法我觉得并不可靠。《西藏简史》有一种说法比较公允：“所有考古资料都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原始人类居住。显然，藏族族源‘南来说’、‘西来说’及‘汉藏一元说’是不能成立的。”又说：“总之，上述在西藏地区发现的古人类的考古资料、藏族民间传说和藏汉文献记载，都有力地证明：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活动于青藏高原之上，长期与祖国西部各族部融合，发展形成了分布在今西藏和甘、青、川、滇等省境内的藏族。”但这些概指性的推论，在说法上还是比较模糊。我们怎能知道旧石器时代西藏的原始人类就是现在西藏藏族的远祖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的确应该说是一个悬案。而据西藏传统史书（如本教史书《雍仲本教目录》和佛教史书《红史》）中所提到的藏区最初由“神猴”和“岩魔女”相结合才开始有人类的说法，则与汉族史诗《诗·大雅·生民》和《诗·商颂·玄鸟》中关于各民族的起源传说一样，都是属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神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又说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因为各个民族都象藏族一样，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的起源、本民族的起源，而且都相当地离奇古怪，这其中必有更深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用动物或自然界的事物现象来命名原始的部落，并以之为原始部落的图腾，恐怕还有其它方面很复杂的原因，我这里只是把我推论中出现的这一困惑，当作考证西藏藏族族源、乃至于其它各民族族源的一个悬案提出来。无论如何，我对藏族习俗中最佩服的一点是，在藏传佛教中，学问甚精深并获得最高的格西学位的学者，见了达赖和班禅可以不下马，这让我心悦诚服。因为这说明藏民族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也说明藏传佛教是一种非常开明、开化的宗教。



蒙古族族源纷说

        1、谢再善译注《蒙古秘史》第一章开篇说：“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妻子豁埃马阑勒一同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谢再善在页边注说：“旧译‘孛儿帖赤那’作苍色的狼（笔者注：也有译作“天狼”的）、‘豁埃马阑勒’作惨白色的鹿，竟成为狼、鹿，其实是人名。““巴塔赤罕”的意思为猎人（或牧人）的领袖。现当代治蒙古族学问的学者大多认为，男方应该是属于上古的苍狼部落，女方是属于惨白鹿的部落，然后结盟而行，汇聚到一起住下来生儿育女，发展成为蒙古先民。《国语·周语》有：“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这是征伐，而不是打猎，所以有人疑此狼、鹿当指部落名称，并把它与蒙古族族源联系在一起。

    而成吉思汗这一系统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再下传第十代子孙是孛儿只吉歹蔑儿干，《蒙古秘史》载：“孛儿只吉歹蔑儿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于是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就以妻子的部族称号为姓，称自己的部族为“忙豁勒”。后来史书所称“蒙古”为其译音，“忙豁勒”与“蒙客“同音义，是长生部落的意思。

          2、也有史家认为“狄”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称谓。“狄”即为“天”，而蒙古民族崇拜“蒙客腾格里”，即“长生最高的天”，也可译为“最高长生天”，因此，“狄”当是蒙古族的古称。《墨子·节葬》有：“尧北教乎八狄”，《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多桑蒙古史》称：“在远古之时，中亚游牧民族概名之曰‘北狄’。”《魏书·高车传》：“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有异。”看来，西北好多少数民族在上古时都与“狄”有关。

        3、《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说：“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的中亚部落，是蒙古部族构成的基本部分。”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二章说：“‘突厥’……按字义，是‘强壮’的意思。据中国编年史家记载，突厥的图腾是狼（笔者注：《周书·突厥传》：“盖本狼生”。），他们是古代匈奴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伯希和认定属于匈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从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分析，蒙古部族的构成中有突厥部族的参与，突厥的图腾狼与成吉思汗系统的始祖孛儿帖赤那（（苍狼或天狼）的基本意思相同。而且，《草原帝国》的作者推断突厥部族又是以前匈奴的后裔。



匈奴在中国西部大漠南北种种

1、匈奴面面观

    《史记·匈奴传》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则匈奴实为西北的一个由多民族的部落所组成的部落联盟。而《史记·五帝本纪》有“北逐荤粥”，《史记索隐》说：“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照此说法，“匈奴”之称，当自汉代开始。而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战国策·燕策三》却有：“愿太子（指燕太子丹）急遣樊将军（秦将，逃亡至燕）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讲于单于，然后乃可图也。”可见，“匈奴”也是一种较古老的称呼，而且，在战国时代，就可见匈奴势力之强盛。到汉代时更是十分了得，匈奴单于上汉帝书中就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乃天之骄子。”可见匈奴还自称为“胡”。又从相传蔡琰《胡笳十八拍》看，汉人也称匈奴为胡。

    根据向达译《俄国科斯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见纪略》（1927年8月《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五期）记载，在诺颜山匈奴墓葬中，有一绣幕，经鉴定似为希腊人所造，而且墓中还发现许多来自希腊的丝织品。可见，匈奴已直接或间接地与希腊人进行着商贸往来。而匈奴与中原汉地的文化交流，在战国时代就有，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匈奴相邦印跋》中说：“匈奴相邦玉印，……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金尔。当是战国讫秦汉间之物。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矣。”由此可见，在当时，匈奴与中原在典章制度等方面基本相同，且深受当时中原文明的影响。

    匈奴人的居住生活方式是，把定居与游居相结合，《史记·匈奴传》记述他们“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正如现今新疆天山南麓“南牧场”一带的哈萨克族，在居住方面，有冬窝子、有夏窝子，所谓冬窝子是指经常在冬天入住定居的屋舍，并且耕田种地也在冬窝子附近；所谓夏窝子则无定点居住，哪儿的水草丰茂，就在哪儿搭起毡帐，这样的居处被称为夏窝子。这同时也说明，匈奴人的劳动生活方式是游牧与农耕的结合。

    在汉代时，匈奴在西北边较远的统治区域当在贝加尔湖一带。据《汉书·苏武传》载：“单于欲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这“北海”，据“武英殿本”《前汉书卷五十四考证》：“按：北海为匈奴北界，其外即丁令也。塞外遇大水泽，通称为海。《唐书·地理志》，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日白哈儿湖（即今贝加尔湖），在喀尔喀极北、鄂罗斯国之南界。”看来，汉朝使节当年曾到过匈奴在西北边的极远之地，这就是名扬千载的“苏武牧羊”故事的发生地。

2、匈奴古歌：

    据《史记·匈奴传》载：“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史记索隐》曰：“《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养。匈奴失二山（指武威与张掖之间的焉支山和张掖与酒泉之间的祁连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匈奴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被汉朝击败、失去祁连山和焉支山（今谓胭脂山）后所唱。据《史记索隐》言：“祁连一名天山，亦日白山也。”此歌把祁连山（天山、日白山）与六畜蕃息相照应，写出祁连山就是生存中天堂和光明的理想所在，而把焉支（又名胭脂、燕支、烟支）与嫁妇的颜色相照应，写出了美丽人生的失落，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即以“使我嫁妇无颜色”暗指匈奴对邻族各部落的声誉、威望、乃至权力的失去。《史记·匈奴传》：“后有所爱阏氏”，《史记索隐》说：“阏氏，旧音曷氐，匈奴皇后号也。《习凿齿与燕王书》云：‘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不？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绯黄，采取其上英鲜者作烟支，妇人采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过烟支，今日始亲红蓝，后当足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读《汉书》也。’”看来，据《索隐》所引，匈奴皇后阏氏的读音上古时读为“曷氐”，今音读作“烟支”，则匈奴人是用美丽的花朵的颜色来比皇后或妻子，而用皇后或妻子来比烟支山，所以，此歌的第二段是用皇后阏氏和焉支山互比，写出了匈奴失去焉支山，也就等于是皇后无颜色，而皇后无颜色，也就等于是匈奴的光彩和辉煌不再依旧。这种手法也源于远古人心灵的“原始互渗律”。或曰“原始象征”。

3、蔡琰的悲愤

    在汉朝时，为了中原与匈奴之间的安稳所采取的政治联姻中，汉女王昭君曾是远嫁匈奴的女子。但是，苦难的蔡文姬却不一样，她是在战乱中被掳掠到匈奴的。据《后汉书·董祀妻传》；“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即蔡琰的字）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引文后又载其五言体《悲愤诗》和骚体《悲愤诗》。

    其中，在五言《悲愤诗》中，与其儿子离别的场景尤为酸楚：“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摸，当发复回疑。”写得真是离肠寸断，骨肉扯断般的煎熬。而其骚体《悲愤诗》结尾则把母子分离时儿子的凄惨写得更是逼真感怀：“儿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环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这实际上是蔡琰的痛定思痛，即史书上所言的“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当一个人在绝望和伤感过头时，她实际上也就麻木了，而蔡琰的苦难又何止于此，还是两种不同境遇的折磨和撕扯、文化的冲击等等，她的深刻的矛盾是，越是悲愤，内心越是坚如磐石，而她内心越是坚硬，则她陷入悲情的深渊越来越深，那么，她因战乱与别离所受到的伤害，则使她陷入一个活生生的无限痛苦的深渊。而这样的痛苦，是由一个纤弱的女子承担，犹如一个人被注定要承受人类全部的痛苦一样。（自新浪）

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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