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及其伦理思想】

共相语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是儒家著名代表之一。儒家始祖孔子被后世尊为 “至圣”，而孟子则被尊为“亚圣”，是故人们通常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孟子在少时就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孟母是一位极有见识，很会教育子女的人，“孟母三迁”的故事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范例。良好的环境使孟子很早就受到礼仪风习的熏陶，为他以后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史记》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叫孔伋，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之一。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同时也把子思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故而后世常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把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合称为“思孟学派”。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为儒学的发展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由他提出的性善论这一关于人性基本问题的探讨，可谓是独树一帜。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智下愚不移也。”孔子虽是此问题的研究的发端者，但没有太多的论述。真正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则是孟子。孟子鲜明地提出了 “性善论”，改变了孔子在人性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改变了同时代在人性问题上的思维方式。
    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紊乱的情况比春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各诸侯国重视现实利益，社会风气日益衰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激进的法家学说受到诸侯的重视，主张纵横谋略的说客受到诸侯的欢迎。但是，无论是纵横家还是法家，其思想或是从私利出发，没有为社会作打算，或是只重视现实利益，不能看到社会祸乱的根源，所以它们只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地为人们所重视。而孟子则走了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他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把它们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在政治上，他提出了“法先王”、“省刑罚”的仁政主张；经济上，提出了“井田制”、“薄税敛”的构想。孟子认为，自己的这一套“仁政”是上应天理，下应民性的“爱民”之道，也是符合历史传统的“先王之道”的。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在诸侯国之间得以施行，实现儒家的政治思想，孟子于公元前329年开始带领学生周游列国。
    据《史记》载，孟子“游事于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实际上，孟子在适梁之前，先是到了滕国。滕宋国，他见到了一位，也是唯一的尊敬他并愿意推行“仁政”国君——滕文公。滕文公对孟子的主张很感兴趣，孟子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在这个时期讲述的，如有关实行井田制的主张、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教以及与奉行农家学说的陈相的辩论，都是在滕国谈到的。尽管滕文公对孟子很尊重，但滕国只是一个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国，靠它的国力很难把孟子的“仁政”学说推行于天下，于是，当传来魏国招贤纳士的消息时，孟子决定离开滕国。
    孟子来到魏国时，梁惠王很高兴，一见面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但孟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他满意，孟子以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劝告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魏国，孟子根据自己的仁政学说为魏国设计了一幅使百姓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养有所终的“王道”蓝图。然而梁惠王一心想用战争来报仇雪恨，收复失地，重振国威，对孟子的仁政主张根本听不进去，不惜驱使自己的儿子和老百姓上战场。在孟子看来，梁惠王好战，是百姓暴尸郊野，这是不仁义的，所以他说：“不仁哉梁惠王也！”由于两人的主张大相径庭，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惠王去世后，继位的梁襄王对孟子的学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兴趣。同样，孟子对他也没什么好印象，甚至认为他没有国君应有的样子，没有作为。于是，孟子又离开魏国，到了齐国。到齐国后，齐宣王待孟子为客卿，而孟子对在齐国实行仁政也充满了信心，因此，在与齐宣王的每次谈话中，他都巧妙地把宣王引导到关于仁政王道的讨论中去，但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天下，继承齐桓公、齐景公的霸业，是以两人的对话实际并不投机。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说是在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都曾先后称霸于天下，他们是怎样做到天下的盟主的？而孟子的回答并没有说明齐桓公、晋文公能够称霸的理由，只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应该实行王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这当然不能让齐宣王对此产生太大的兴趣，更使他觉得孟子的主张与自己的期望相去甚远。所以，时间一久，孟子发现齐宣王并没有诚意推行仁政主张，有时甚至还要求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听从他的指挥，这是孟子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之间不时发生争论。后来，齐宣王吞并燕国，大行暴政，于是，孟子决定离开齐国。公元前312年孟子毅然率弟子离开了齐国，从此结束了周游生涯，这时，他已七十多岁。孟子开始学习孔子晚年的做法——著书立说。
    孟子一生，以接受孔子道统自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尽心》上中他曾言：“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若此而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的这段话表明，与孔子出生地最近而又能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的人，就是我孟子，所以，他说如果想要治理好天下，“当今世上，舍我其谁”，从中可以看出，孟子是个很自负的人。正因为孟子的这种心理，他始终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自己的毕生追求，这种信念在他收徒讲学，周游列国，著书立说时都没有动摇过。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大丈夫”的思想。
    那什么样的人才算“大丈夫”呢？有一次，他的弟子问他：“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但孟子马上反驳，这些人都是人臣，在国君面前把顺从当做标准，这只是做妻妾之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在这里，孟子提出了“大丈夫”的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也反映出了孟子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孟子认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他提出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以推行他的仁政学说。
   
    孟子还认为，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重视道德修养，他把道德修养概括为四种：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是天赋的，人心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同时，孟子认为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称为“四端”，他在《告子》上中说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既然仁义礼智是天赋的，那么人的“善端”也是人所固有的，所以只要加强道德修养，就可以扩充一个人的“善端”。但如果一个人不注意保持自己的“善端”，自暴自弃或为环境所溺陷，就会忘记自己的善端。不过，孟子也强调，即使是丢失善端的人，只要注意修养，还是可以重新获得善端的。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他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成磨练自己的手段，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那就应该做到“舍生而取义”。这样，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孟子说，这种“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无往而不利”，并自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撇开其时代局限性不谈，就那个时代而言，孟子抱着坚定的信念，不懈地宣扬自己的仁政思想，要让仁政施于天下，是无愧于大丈夫的称号的。孟子的这种理论，对后世中国人的气节精神，是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的。
    孟子还谈到了人伦关系，他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中，仁、义最为重要，而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那么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所以他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为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有之也。”
     在道德规范的起源方面，孟子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也。”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了同等位置，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导致后来朱元璋把他撵出了文庙。孟子所探讨的这种人人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是适应当时解放奴隶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的，对于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大的推进。同时，孟子认为人类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就在于人有这种道德而禽兽没有。
    总之，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内向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种思想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成为孟子本人自命不凡的精神支柱。他说：“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并有此引出了他的“大丈夫”论。

[ 本帖最后由 实况七 于 2006-10-25 13:49 编辑 ]

ntfa

可惜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孟老夫子打进了万丈深渊~~

yuxi

思想是好的  可惜当权者都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