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0] 中国古代野战筑垒的发展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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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早在公元前22世纪的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筑垒设施。我国古代兵书如《孙膑兵法》、《墨子》、《六韬》、《尉缭子》中，也有筑垒、伪装、障碍、渡河、道路等详细的理论记述，而且这些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指导城池的修筑和防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兵器、战术的变化演进，城池构筑更加合理坚固，并且用于野外作战防护的野战筑垒发展起来。
　　
　　我国古代野战筑垒主要是以土、石建筑的临时驻兵点，并结栅、挖壕巩固其外围为其主要形式，但也有以兵车首尾衔接构成环形营垒的；同时还包括一些以野战为目的的土木工程作业，如攻城地道等。简言之，野战筑垒就是按照野战环境修筑的以保护己方和攻击敌方为目的的具有临时性或半永久性的军事工程设施。下面笔者将按中国古代野战筑垒的发展特点，分为战国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四个阶段来详细论述我国古代野战筑垒的发展及其演变。
　　
　　一、战国时期的野战筑垒
　　
　　战国时期，诸候争霸，战争频繁发生，并且规模起来越大。战争、战术的发展和筑城技术的进步导致野战筑垒的迅速兴起。
　　
　　郡县征兵制的普遍施行和铁制兵器的大量使用，促使战国军队的组织成分、军制、装备、战术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各国军队的数量也大为增多，如秦有“奋击百万”[1] （《秦策》） ，楚有“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1] （《楚策》），赵、韩、魏、齐、燕也都有几十万军队。这些数字虽不无夸大之嫌，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各国兵力远远超过春秋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是，春秋时期的军中主力――战车兵，这时已下降至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为步兵，同时骑兵也发展为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特别是射程远、杀伤力大、命中精度较高的各种类型的强弓硬弩已普遍装备于军队之中，“用十万人，强弩六千，戟橹二千，矛橹二千”[2] （《虎韬·军用》）可见，有的军队所装备的强弩已经占编制的兵器的60%。因而促使我国古代的战争和战术产生了一次大的跃进。这表现为：
　　
　　首先，战争规模变大。春秋前期，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不过拥有3万军队“三万人方行之于天下，……莫之能御”[3] （《齐语》）。春秋后期，最大的战役晋楚濮城之战，充其量双方也不过各投入10万兵力，实际战斗时间，也不过一日。但至战国时期，一次战役所损耗的人数，就可能多达10万人以上。如马陵之战，魏“覆（被歼）十万之军”。[1] （《魏策》）秦与韩、魏伊阙之战，秦歼灭韩魏联军24万，秦攻赵长平之战，全歼赵军45万等。总之。战国时的战争，不仅使用兵力多，杀伤损耗大，延续时间长，战场幅员广，而且进行任何规模的一次性的战斗，都难以达到战争目的或完成战略任务。因而，战争与战斗分离，结束了“战斗的结局决定于一次突出”的“采用方阵体系[4] （P5）作战的时代。
　　
　　战争与战斗的分离，又导致战略与战术的明确划分，并促使战术高度发展：集中兵力、分进合击、迂回包围、远程奔袭、运用多梯队与预备队，以及侧击、伏击、佯退诱敌等，都成为战国时期的常用战术。随着战术的发展，野战防御和野战筑垒也普遍出现。
　　
　　战术发展了，作战指导、作战行动等自然趋于复杂。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交战，为了避免遭到敌军突袭，就产生了野战防御。同时，人们在城市攻守作战的长期实践中，早已深刻地认识到筑城工事设施的重要价值，它不仅可以增强保护已方、减少伤亡的能力，而且可以争取时间、弥补兵力不足，对战斗力起到“倍增器”的作用。因而，筑城便很自然地被应用到野战中来。
　　战国时期的野战筑垒，最常见的是环形工事，实质是一座急造的城垒，其阵地编成情况基本上和城池一样，以一圈土石结构的垒墙为主体，外筑一道壕沟，并设置障碍，如《六韬》中所说：“设营垒，则有天罗（网状障碍）、武落（即虎落，竹木尘桩）、行马（柜马）、蒺藜”。[2]（《虎韬·军略》）只不过在作业规模上，较城池要小而简，没有敌楼等城上设施，通常是挖壕取土，积土为垒，不用夯筑。这种阵地，通常用于军队在野外宿营时，或用于企图与敌作较长时间的阵地对峙时。守城战中，有时也在城外预测敌军可能进攻方向上，构筑类似的环形阵地，以加大纵深，提高防御韧性，《六韬·豹韬·敌强》中，就有关于这种阵地编成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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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土方作业的效率大为提高，所以在战国时期，特别是后期，野战筑垒迅速发展，军队行军均携带有施工所必需的工具、装备及移动障碍物。不论在战备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守，只要一进入作战地区，都要先安营扎寨，构筑营垒。在野战中，不仅广泛应用了一般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还出现了由若干环形营垒组成的支撑点体系的线式防御阵地，通过秦赵长平之战的战例，可以反映出当时野战筑垒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261年，秦军攻赵长平地区。在几次小的交战中，赵军均败。赵将廉颇遂采取了筑垒固守、避免决战、俟敌师老、伺机反击的作战方针，在长平以北，东西10公里的地区内，构筑了一道由若干环形营垒组成的防御地带，坚壁不出。秦军发动多次进攻，都没能突破赵军各营垒阵地，双方形成了营垒遥相对峙的局面。秦军出国远征，不利持久，遂采用离间计，使赵国撤换了廉颇，以赵括为主将，秦也改派白起为主将。赵括到职后，改变了廉颇以防御为主的作战方针，亲率主力向秦军发动进攻。白起针对赵括鲁莽轻敌的心理，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后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当赵军进至秦军筑垒地区时，被阻于阵地之前。此时，白起派骑兵断其归路，并派5000精骑前出至赵军筑垒阵地附近，截断赵军留守部队与国都邯郸的联系，将赵军分割为各自孤立的两部分。赵括所率主力进退失据，被迫仓促就地构筑环形阵地转为防御。秦军则在赵军周围构筑了一圈向内的筑垒阵地，将赵军包围。赵军被困46天，因绝粮，多次组织突围，均被依托筑垒阵地的秦军击退，赵括率军突围战死，困处两地的40万赵军遂全部投降。由此可见野战筑垒对攻守双方来说，都是运用极为广泛的重要作战手段。
　　
　　因地形条件限制或时间因素影响等原因，不能进行筑垒时，通常仍沿袭春秋时期就盛行的以车代垒办法，用车辆、盾橹及代用障碍物等构成车垒阵地。《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就有关于构筑这种阵地的简单叙述。大致情况是将随军的战车及辎重车辆，辕舆相搭，车轮切联，构成一道或双道的环形屏障，以代替城堞，在距离车垒前2.5公里处，设置观察哨所，与其保持目视及音响联络。将持弩士兵及持戟、矛等长兵器的士兵配置在车垒上，将持殳、短刀等短兵器的士兵配置于车垒之后。这种野战车垒的方法，在我国整个冷兵器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中，特别是在沙漠地区作战时，一直有着相当的影响。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野战筑垒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野战筑垒，与战国时期相比，其在战争中发军的作用越来越大，各种工事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在个别之处有不少创新。汉朝时期军队进行作战行动时，通常都要在宿营地周围构筑环形防御工事，形成以堑壕围墙为主体工程的营垒。在山地及不易取土的地区，则筑木栅或车垒为营。如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等深入漠北进攻匈奴，在接近敌军前，汉军先“以武刚车自环为营”，[5] （《卫将军骠骑列传》）然后派出骑兵与敌交战。
　　
　　到唐代，关于军队行军宿营建垒的记载较为详细。“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指挥部参谋人员）及向导”，率先遣部队，提前去预定宿营地区勘察地形，选择营地，划定所属各单位营垒具体位置，并设立标识，“然后移营”。
　　
　　在营地的选定上，唐朝将帅极为重视。要求选在“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采，牧饮相近之地”，以利于警卫、防守和便于人马生活。还提出8种地形“不堪安营”，规定若遇此类地形时，应“急过勿留”。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不要在山顶或四周水泽的高地以及孤立无险的高地上立营。因为这样虽然符合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原则，但军队机动不便，易被敌军围困，有被断水源粮源的危险。二是不要在低洼之处，特别是附近有高山的低处筑营。因为这样虽然可能获得水草之利及机动之便，但地形不利防守，且有遭到水淹的危险。三是不要在河川山谷要冲之口及柴干草深之处筑营。因为这样虽然有控制要路和牧草丰富之利，但风口及深草之处易遭火攻。[6] （《兵十·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附》）
　　
　　营地选定之后，即具体划分所属各军的营地位置。唐军的战斗偏组，按《李靖兵法辑本注译》记载，通常“诸大将出征，约授兵二万人，区分为七军”。即“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二千八百人”，“左右厢各二军，军各二千六百人”。宿营时，一般中军立一大营，下属6军，每军分立3营。全军以中军大营为中心，按不同的排列方式将18个营垒配置于中军营垒周围。如果地处“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即中军营垒居于中央，其余各营筑于其四面。如果有险可恃，一般排为“月营”。中军大营在中间，下属6军各营垒成“单列，面平背险，两翅向险如月初生”。即面对敌方成半圆形。各营相去中间，“亦各容一营”，各营结合部均在远射兵器控制之下，可相互以火力或兵力进行支援。拔营出发时，前卫部队先行，派出“精骑骁勇，搜索数里”，并在险要之处的侧方，派出警戒分队，掩护本队通过。还要派出类似调整哨的“候骑”，在沿途特殊地形处，设置路标和发出调整信号。本队在各军出发之前，要将本部三分之二的战兵，部署在营垒“二三里外，当面布列”，“一如临阵”，以掩护辎重部队做拆除账幕、装载物资等撤营工作。等到撤营工作结束，再收队出发。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同样要派出警戒部队，掩护各军安营筑垒。安营后，各营要派出“外探”“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弈，以备非常，如有警急，奔驰报军”。此外还要派出“外辅”（潜伏哨），三、五人一组，在夜间“于军前或于军侧三、五里外稳便要害之处安置”，携带战鼓，不仅负责监视敌情，还担负当敌军“犯大营”时，“鸣鼓大叫，以击贼后”的任务，主要起心理战的作用。如果在宿营地“拟停三五日”时，则规定要在距营垒“一二百里”范围内“安置爟烽”，[7] （《部伍营阵》）还要派出骑兵游弈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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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宋元时期的野战筑垒
　　
　　宋朝时期，由于人们对于野战筑垒在军事作战中所起的作用的已有深刻认识，所以把以防御为主要目的的野战筑垒用于主动进攻，便出现了对西夏作战时的以垒为攻的“保寨政策”。同时还出现了由野战筑垒发展成的具有大纵深，点面结合的有核心支撑点式的山城防御体系。“堡寨政策”和山城防御体系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野战筑垒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宋建国后，曾称臣降服于宋，后又臣服于辽。西夏强大后，企图与宋、辽鼎足而三，因而对宋“练习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8] （卷一百二十四）北宋与西夏屡次交战，胜少败多。原因是，宋军采取防御，置数十万大军于几千里防线上，而西夏军常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往往在战役上形成优势。宋军屡败后，于是采用范仲淹的“保寨政策”以图谋西夏。当时，在陕西近边，城镇保寨都是防戍据点，但因地广人稀，堡寨甚少，无法相互支援，故常为西夏军所乘。范仲淹的“堡寨政策”，是以加强防御能力为目标，在边境线上，增筑堡寨，以屏障旧有重要城镇，使边境防守更加巩固；还主张以攻为守，伺机即攻取边界和要害之地，大筑堡寨，加以坚守，敌人若来，即派斥候，召援兵，并坚壁清野以国敌军，敌少，则扼险设伏以待，这样一步步地进取。史载置堡屯之法是：“每五百人置一堡，……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以武艺，以备战斗”，[8]（卷一百三十四）又“置屯之法，百人为屯，受田于旁寨堡，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仗。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俺击”。[9] （《兵志四》）公元1096年，宋在平夏城及灵平砦构筑城寨多座，当构筑时，夏军10万对平夏城进行猛攻，宋军依托堡寨打退了夏军。同时宋军在沿边诸路进筑50多个堡寨，逐步完成西夏步步紧逼的形势，并最终迫使西夏遣使求和。
　　
　　西夏军以骑兵大兵团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绵亘不断的城镇堡寨限制了它的活动，所以北宋军得以运用“堡寨政策”，基本上防御住边境。同时，进一步利用堡寨在西夏境内的步步紧逼的广泛建筑，利用堡塞不断蚕食，体现了堡寨在进攻中的巨大作用。
　　
　　南宋末年，蒙古军大举攻蜀，南宋新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冉氏兄弟建议，以钓鱼山筑城掩护重庆，从而出现了由野战筑垒发展而成的山城防御体系。冉氏兄弟向余玠建议：“蜀口形势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徒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9]（《余玠传》）这一建议，极具战备眼光。因蜀地山峦重叠，原不利于蒙古骑兵的行动，但当时南宋国势已困危，兵力上居于劣势地位，如赖一般山地和城池，不仅不足以阻挡蒙军前进，且难以持久，必须利用险要地形，屯兵积粮，才能作长远抗敌之计。冉氏兄弟的建议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钓鱼山在合川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汇合处，山势高陡，三面环水，地形极为险要。余玠连筑钓鱼、青居、大获、天生、云顶等城。钓鱼城为核心，合川郡治移入该城，其外围各城与其成犄角之势，借以抗拒蒙军进犯，并派得力干将镇守，屯兵积粮，作必守之计。
　　
　　这些要塞式的城池构筑的特点是：1、全在环山相围而有峭壁悬崖，拔地而起的高山顶上。2、山顶上有较宽敞的平地，有利筑城，有利屯兵积粮，有利军民教养生息。3、通路少而险，敌方无法攀越。4、各城都在其附近山顶上，设有子城，以求稳固，并分散敌进攻兵力。5、各城多扼山带水，成犄角之势，棋布星分，如臂使指，相互策应。因有以上特点，钓鱼城及其附近各城塞，能抗击蒙军长达16年之久。
　　
　　这些发展成为要塞形式的城塞，主要是依靠山形陡峻，依山傍水，在构筑上远比一般城池简单。一般在高山所筑城寨，以石为主，并不太高。在城墙上设观察、射击设备，准备大批石弹、石块作为兵器。对主要通路则层层设防，因无法同时通过大部队，故防守极易。另在山下以石块构筑外城，主要为警戒和掩护群众耕种之需，限于山地地形，城脚下无法设护城河，但在主要方向上，也有广泛设置壕沟的。
　　
　　钓鱼城及各山城继筑成后，它以重庆作为中枢指挥部，以合州钓鱼城为支柱，借助长江天堑作为依托，以大江南北作为纵深，结构紧密，从而结成一个完整的大纵深的具有核心支撑点的山城防御体系。这是在中国古代兵垒史上的一大创举，很值得后人赞扬和研究。
　　
　　辽、金、元三代，都出自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其用兵特点是大规模骑兵集团的运用。由于以骑兵为主，故长于野战，但对野战筑垒不甚重视，往往是能战即战，不战即疾驰而去，如势需停留，为防敌袭击，往往环绕主帅营帐，铺毡立帐而居，其周围再以车环之，一般不另筑木栅或挖掘堑壕。如需攻城，其筑垒方式也大体如此。随着其政权的封建化和汉化的加深，其军事筑垒等大都直接模仿汉军的方法和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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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野战筑垒
　　
　　明清时期火器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广泛装备部队。火器的巨大威力，对当时的军事筑城，特别是野战筑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简单的传统野战筑垒已无法抵御火炮的轰击，所以明清两代都特别重视永久坚固的要塞式筑垒。还有的就是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使此时发展起来的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无法传入。以至中国古代的野战筑垒在明朝时还有所发展，到了清代便停止发展了。所以在这部分里，笔者将只介绍明代野战筑垒的发展变化。
　　
　　明正统以后，北方瓦剌、鞑靼经常派骑兵集团侵扰长城一线，为了抵御强大的蒙古骑兵，明朝曾多次制造各种战车，组成车垒抗击敌骑兵的冲击。此时的车垒以与以前的大不相同，不仅仅依靠灵活机动的各种车辆组成阵势阻击敌人的骑兵，更主要的是依靠车上满载的各种火器杀伤敌人。
　　
　　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从总兵官朱冕议始用火车备战。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以赢车千辆，铁索取络，骑卒处中，每车翼以刀牌手五人，贼犯阵，刀牌手击之，贼退则开索纵骑”。[10]（《兵志四》）箭工周四章建议：“神机枪一发难继，请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炊，试可，乃造”。[10]（《兵志四》）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器械辎重咸取给也。帝令亟行”。[10]（《兵志四》）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从郭登建议，制军队小车。“车前置牌画猊首，远望若城垒然”。[10]（《兵南四》）至隆庆中（公元1567－1572年）戚继光守蓟门，共编训车营七宫，每营重车一百五十六辆，轻车二百五十六辆，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其基本战术是，做战时都排列于阵前组成车垒，步兵居车后，骑兵则居于阵后，等敌骑进攻时，以车载火器和步兵弓弩杀伤敌人，等敌退时，则以骑兵追击之。
　　
　　此外，戚继光在平倭寇的战争中，根据南方地形特点和倭寇情况，在战斗中创造性的运用了布城和木城，使自己的军队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
　　
　　所谓布城，就是用色彩在布上绘成砖城形状，以遮蔽已方，使倭寇不易侦察到明军虚实面分散其兵力。军队在布城中可进行休整，就餐，保持体力，秘密调动，与敌作战。在布城上也可加上士兵携带的棉被，以防倭寇的铳枪铅子。在布城外还可设置种种障碍物，如拒马、蒺藜等，使倭寇不易接近。这种布城在抗倭战斗中多次使用，收效很大。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在浙江隘顽所城北，就是运用布城取得歼倭战斗胜利的。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明军在进攻倭寇万余人盘踞的广东南澳岛时，运用了木城。木城分为预制件构成和就地取材构成两种类型。预制件，每件重20－25公斤，将每件集拢、排插好，植立在地上，就是木城。就地取材的木城是部队到达立营地点后，即采伐树木，按规定尺寸制成栅栏，埋立在地上，构成城墙。这些木城随战斗的进展可以移走和重新构筑，大大的节约时间和兵力。这次战役由于木城的成功运用，使明军损失很小，而倭寇被歼达8000人，几乎全军覆没。
　　
　　纵观我国古代野战筑垒的发展史，其兴起于战国时期，发展并基本定型于秦汉至隋唐时期，繁盛于宋元时期，衰退于明清时期，其发展趋势是不断朝着完善、实用和可守可攻的多用途方向发展。我国古代野战筑垒之所以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它非常适应于我国古代冷兵器和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军事作战需要，进可以攻击围困敌人，退可以固守反击。但是随着近现代火器的发明及广泛应用和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的出现后，其以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了，所以我国古代的野战筑垒也就发展到了尽头。到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先进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传入，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军事野战筑垒才开始慢慢出现，我国的野战筑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转自中华网-军事频道 http://81.china.com
　　参考文献：
　　［1］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盛冬铃．六韬译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3］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邓泽宗.李靖兵法辑本注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8］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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