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王】

共相语

天王与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提起天王这个称号，人们首先会想起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其实在春秋《左传》中，当时的诸侯称周天子为天王，而在西晋中国出现的为数众多的天王，人们就知之甚少了，对于其产生的背景和作用更是一无所知，这需要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分析。人们把西晋末年称做“五胡乱华”时期，这是民族思想落后的古代学者的错误，近现代的学者认识到那个历史时期是民族融合时期，但是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依然有很多错误的理解，这主要是由于对当时的历史资料未能认真分析的结果。
西晋早期是一个仁义的政权，它实行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保护人民利益的措施，如修订新法，减轻刑罚和废除屯田制。在统一全国以后，更是实行了愈合长期战乱给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的修养生机的政策，如免除江南徭役、推广保护中小地主利益的占田制度等等。同时西晋政权也是少数几个对前朝统治者实行优待政策的政权，早在魏朝司马昭灭亡蜀国的时候就对后主刘禅实行优待，封他为长乐公。晋朝建立以后，对前朝后主曹奂更是封为陈留王，其封地三万户，与晋朝的诸王相比只比安平王司马孚少。对于东吴的统治者也给予了优待，后主暴君孙皓被封为归命侯，最早归降的原曹氏姻亲孙秀更是被封为会稽公，而且在孙秀意图复国的行动给晋朝造成了巨大动乱的情况下，也仅仅处罚了他，甚至没有诛连到孙皓的子孙。即使是对后汉统政权遗民，晋朝也给予照顾，废除了魏朝对其宗室的禁锢令，甚至连曹魏时期制定的宗室禁锢也废除了。与很多朝代大肆杀戮前朝遗民相比，晋朝是比较文明的。
但是晋朝的统治基础也是比较脆弱的，它是通过统治阶级上层实行的形式上的政权变更，不同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的政权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其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之间的政治观点和目的迥然不同，所以晋武帝去世不久，朝廷就产生了动乱，各统治集团分别挟持宗王争权夺利，大批皇室贵族不满三十岁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当时在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乱。那种认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祸害华夏的观点也不确切。这首先要了解魏晋时期的民族状况，在后汉时期内地就有少量匈奴部落从事畜牧业，魏朝有一些乌桓部落从事兵役，到魏朝末期，为了减轻北方的军事压力，集中力量对抗蜀国和吴国，统一中国，司马昭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和平友好政策，这一时期也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内迁，晋书记载在司马昭统治时期有870万少数民族归附，中原和北方处于和睦相亲，自由往来的良好关系。也正是因为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晋朝统一中国以后，虽然也局部出现了民族冲突，但全国总体局势是稳定的，所以晋朝才能在统一初实行全面解散军队，大郡置武吏百名，县五十名的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后来导致战乱蔓延，但是至少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状况。在当时天下无守备并没有造成少数民族入侵，社会安定的局面持续了近十年。
中原地区内地建立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原因应该逐一具体分析。首先是汉赵政权，其建立者刘渊是一个精通汉学的匈奴部落领袖，是忠于成都王的，在国内动乱中率领在山西的匈奴各部支援成都王，围困太原的东赢公，同鲜卑作战，并非开始就趁乱割据，而是在成都王被害后自立，反对朝廷中的对立集团。尽管《晋书》载记中明确记载他称帝了，而很多迹象表明他只是自立为大单于、汉王，永兴年间的诏命和追封刘禅为怀帝都是其子刘聪克洛阳、长安灭西晋后自立为皇帝时所为。首先是史书记载他称帝时的封建体制，刘和封梁王，刘欢乐封陈留王，陈留封地要大于梁，刘和地位比刘欢乐重要，封地反而小，而且陈留是曹魏遗封，没有封建秦、赵、燕、楚这些大国，不可能封陈留，刘宣、刘宏这些重要的宗室也没封王，让人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又封二子齐王、鲁王，两者在地理上太相近，当时也不会这样封王的。其次是称刘渊在永嘉二年称帝，但是永嘉二年石勒兵败到山西投奔刘渊时，在招降上党冯莫突等人时称呼刘渊为“刘单于”，所以这一年刘渊最多是称汉王，而象刘聪、刘曜这些汉赵政权中的关键人物也没有刘渊称帝时封王的任何相关记载。刘聪传只记载了刘渊为大单于时刘聪为鹿蠡王（魏书载其为楚王不可信），刘渊与司马昭父子关系密切，又没有政治野心，他是忠于晋室、支持成都王反对朝中的执政者，没有以匈奴灭晋称帝的之心，一直打着“辅佐晋室”的旗号。
当时匈奴在中原人口不多，但是军事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而且晋朝战备不足，又内乱不断，所以刘聪能乘机灭亡了西晋。但即使在刘聪攻占洛阳、长安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也仅仅控制了中原40多万户口和二十多万落少数民族，而且百姓心中依然忠于晋朝，刘聪称帝是不得人心的，遭到普遍反对。刘聪死后不久其大将靳准就杀刘粲自立，靳准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首先建立了天王体制，表面上称藩于晋，但实际上自制百官，拥有独立的政权，这样即可以笼络忠于晋朝的官僚、百姓，也保证了自己政权的稳定，这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政治现象，尽管以后的割据政权他们有的不承认东晋的正统地位，但是大都自称晋国藩属。在石勒、苻坚、吕光、姚兴、赫连勃勃、冉闵、慕容盛、冯跋等政权中大多采用这一体制。
继汉赵政权以后出现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是石赵政权，其创建者石勒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羯族英雄，在史书中也被进行了丑化，他也是成都王旧部，在公师藩、汲桑率河北民众起兵为成都王报仇时，他在汲桑手下担任将领，遭到东海王、苟唏镇压。公师藩、汲桑战死起义失败后，他逃到山西投奔刘渊，但是并没受到重用，只好自己冒险招降了几支人马建立队伍。后被刘渊任命为前锋都督、垒主将军、都尉，与刘聪等人联合攻壶关、上党。石勒所部“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是一支纪律严明；不滥杀无辜的仁义之师，关于其大杀晋朝宗室官员的记载不实，如杀戮东海王部下的是苟唏，当时石勒正从南阳进攻淮南。他脱离刘渊在河北单独行动后，就不再接受刘渊的封号，自己设立谋主、军功曹、君子营等独立的军事组织体系。他与控制朝廷的东部统治集团有私仇，最初是反抗压迫，忠于成都王敌视朝廷，后来受君子营那些晋朝士大夫影响也忠于晋朝，他嘲笑曹操、司马懿的话也不真实，他不识字，说话不会象文人一样文绉绉的，那些晋臣也不会教他诋毁司马懿，他的即位诏书也很尊称曹操为魏王。他统帅义军从河北打到河南，在西晋灭亡后转战在江淮之间，后重回河北襄国、中山建立根据地，逐步平定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他不是听命于汉赵政权的，但他虽然多次拒绝其封赏，却也使臣往来、互相借重。在刘聪的大臣太宰刘易等人和太史令康相的上书中就把石勒称为敌人。刘聪封刘曜为中山王，石勒在襄国、中山建立根据地后，刘聪封其为上党郡公，也没封为中山公。石勒自己封段末波为北平公，封曹嶷为琅邪公，都表明了他的独立性，甚至一度和祖逖结盟，与晋朝保持了数年的友好，并趁靳准称汉天王时，攻占了山西。他不是贪图名位之徒，多次拒绝石虎等人的劝进，不得已称赵王，十二年后也和靳准一样称晋藩天王，这是他手下那些忠于晋朝的汉族大臣和要称帝的少数民族大臣形成的妥协，史书称其在临漳称帝的记载不实，首先石勒定都襄国，最后也死在襄国，临漳是东魏天平年间才置县的，而且石虎传载是石虎迁都邺城，所以石勒没有在临漳称帝，根据晋成帝本纪载石勒还向朝廷纳币称藩，通使求和，若称帝则下书即可。根据后来石虎的夺权经过，也可以间接反映石勒并没有称帝，石虎在称两年魏王后废了石弘，继任为摄政天王，如果石勒称帝了石虎应继任摄政皇帝，石虎不是个谦虚的人，没当上大单于都耿耿于怀，他是拥护石勒称帝的骨干，以后任天王还觉得小，临死前终于称帝了。这是因为石勒政权中忠于晋朝的汉族的官僚势力庞大，所以能够左右和限制占少数的少数民族贵族的政治地位，也为了保证汉官自己的政治权益。
苻坚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他夺取政权后，他采纳了王猛、吕婆楼等汉人的建议，废除帝号称天王，以笼络人心，所以在汉族聚居区建立了巩固的政权，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所以才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的大部分领土，但是苻坚没有听从王猛去世前的嘱咐“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最终导致国家土崩瓦结。苻坚的大臣吕婆楼之子吕光平定西域后，恰逢中原战乱前秦灭亡，他就在凉州建立政权称天王，割据称雄，其他亦多如此。姚兴建立后秦后，开始也称帝，但是后来降帝号为天王，估计也是受社会多方面压力才改变的。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他开始也称天王，也是受朝中汉族贵族影响。他的大臣王买德的话反映了当时汉族贵族的普遍心理“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对天下纷争的战乱十分厌恶，希望国家安定。也表达了对晋朝初期天下太平的怀念。即使在西晋灭亡近百年时，中原士大夫依然对晋朝抱有好感，北魏的崔逞事件就反映了这点。
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群众、民族、阶级、政治集团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更不是帝王将相，历史的进步也不会因王朝交替而停滞不前，它始终是按照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