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的性格与价值取向及其形成的根源】

共相语

论曹操的性格与价值取向及其形成的根源


芸芸众生同在一个舞台，有的人是帝王，有的人是臣子；有的人是将军，有的人是士兵，他们彼此的不同只不过是外在的不同而已，而各种角色内层核心的客观精神——对自身命运所充满的渴望与焦虑，却是相同的。应用以上阐释学的精神，在笔者眼中，曹操可谓是一个成功的演员：他能够准确定位其人生各阶段的目标，努力完成自己的理想；作为时代的宠儿，他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曹操以其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吸引笔者走进他的生活，他的时代。
一、关于曹操性格及价值取向
要想了解曹操他对命运的渴望与焦虑是什么，“要想理解他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把这种生命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他实现某种绝对的价值观念、实现某种无条件的最高的善的过程结合起来。通过进行回顾，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关系，把握他以前的生命的某种特征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发展，而是他为不断脱离他的生命所具有的这些转瞬即逝的满足进行准备的过程”。①形成过程是生命所具有的一个一般的特征。笔者个人认为，曹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性格的实用主义者，他的成功是由于他有反道德、敢冒险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恰恰顺应了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正基于此，本文希望从曹操的性格及价值取向形成的过程入手，从一个侧面体现其生命的意义。
（一） 一个实用主义者
在本文中，笔者不赞成近来史学界拨乱返正般地将曹操从法家的神坛上搬下来，又供奉于大成殿上，归入儒家士大夫的群落。虽然曹操幼时熟读儒家的经典，又以举孝廉入仕途，但他的行事作风却是一个十足的趋利赴势的实用主义者，无论是儒、道或是法的思想，不过是他在实用主义的“体”上所产生的“用”。
首先，曹操是一个反道德，反传统的人，而儒家思想的精髓则是肯定传统，肯定道德。
“德”和“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
黄帝修德振旅
五帝用德治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可见，“礼”和“德”的核心在于伦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而这一切的一切，在曹操的行为中，没有任何的表现。
时人给了曹操这样的一个白描：
太祖为人佻易无危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革，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
文章中描述的不是一个位极人臣的士大夫庄重形象，而是一副无赖的癖性和小人得志的嘴脸，使曹操极富个性化的着装、谈吐跃然纸上，作者提出的“轻易”二字，与儒家“慎笃”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鲜明对比。魏晋时期，极重个人风度和外貌的品评，这段关于曹操的白描，不仅从一个角龋�反映了人们对曹操反传统行为的不认同；还从另一个角度——生活细节，体现了曹操不遵儒道的性格本质和行为作风�?br /> 至于曹操的行事和言语，更是大违儒道：他薄义寡信，“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他奢僭擅权，“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他诡谲嗜杀，“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 ……而他身边之人，可以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之辈。

用孔子的话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曹操的品行也可想而知，让人不敢恭维了。
其次，在曹操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这种“实用主义”并不同于近代以来，被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94-1910，美国哲学家）等人所上升为哲学范畴的概念，而是一种方法：它注重的是收获、效果和事实，而不是原则、范畴和假设。用曹操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建安元年）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曹操处心积虑的迎来了汉献帝，无非是想提高声名以号令天下，然而知道袁绍的不满，曹操立刻忍气吞声的把大将军之位让与他，这样不仅满足了袁绍的虚荣心，让群雄将妒忌的目光投向了他，更安定了后方，使自己有时间、有精力消灭朝中异己，并蓄积力量以图将来。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曹操）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

曹操也素来与杨、孔等有隙，本可做个顺水人情，杀掉杨、孔等人，再将事由推给袁绍，但他为了安定人心，不授人以话柄，终于暂时做出了另一种更理智的选择，但时隔几年，曹操带政局稳定之后，杨、孔等仇人一个也没有放过。所以史家也感叹道：“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人们对曹操非议最多的，莫过于他专兵擅权，曹操自己心理也很清楚，虽然他时常有“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的惆怅，但是他同时考虑到：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曹操即便是真的想归隐田园、忘情山水恐怕也是行不通的，权利这只老虎，人骑上它，他可以听你的差遣、驱驰，但当人一旦从虎背上下来，交出了权杖，那只平时受够人鞭策的权利之虎，注定会磨牙吮血般地冲向那个曾经的主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骑虎难下的道理。曹操深知此理，带着无限的对田园生活的遗憾，带者无助的争权夺利的苦闷，夜以继日的操劳在名利场上。
不仅这几段史料，还有诸如他的《求才三令》，“持满如不盈”的乐府诗、“是儿欲踞我著炉火上耶”这样与臣僚的对话等等，关于曹操实用主义的言语和行为，可以说举不胜举。

（二）矛盾的多重性格
“中国人所谓的心术，是一种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和人性共存，那么，他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曹操的矛盾的多重性格正是这种心术与人性共存而产生的性格，“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
曹操既嗜杀成性，却又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方面他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屠城：
（袁）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
太祖征（陶）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堑，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
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
而至于他抄家灭族，简直不可盛数：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太祖杀（边）让，族其家，（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
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
遂将后（伏氏）杀之，（完）[兄弟]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

另一方面他爱民如子，能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
可见，曹操并没有被心术和利益泯灭了人性的真与善。
曹操为人谲诈，遇事多疑，对待身边的人冷漠无情，
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但却又时常真情流露，表现得待人诚恳、感恩怀德、至真至性：
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民垂泣而去。

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丁夫人的养子曹昂，为救曹操而亡）若问‘我母何在’，我将何辞以答？”
（苏）东坡云：“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
再比如曹操对待生死的态度也有很大的矛盾。曹操看淡死生
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留下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名句，他曾主张妻妾在他“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但当他临终的时候，又改弦易辙的说：
吾婕妤妓人皆著铜雀台。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璤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作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如此愚昧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的讽刺。
曹操矛盾的多重性格还在其他很多方面有表现，如他可以不记前嫌，重用有杀子之仇的张绣，将反复无常的张鲁一家封为列侯，但又睚眦必报，如戕害与他有矛盾或言语上得罪于他的边让、袁忠、孔融等，又如曹操杀人时残忍无比，事后又心有不忍，他将杨修杀了，又带着重礼去探望其父杨彪，他逼死荀彧、荀攸，又下令褒奖他们，厚待他们的后人。他的这种行事作风，有的人认为是出于大局和政治需要的考虑，有的人则认为是其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笔者较为倾向阐释学关于人物性格的解释：
无论过去的成份还是现在的成份，都与以某种系列的形式存在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经验系列则通过这些关系被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由于记忆过程包括着认识过程，因此，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任何一种东西，都由于再现了它以前的某种经验，而与这种经验联系在一起。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也都由于这种经验系列所安排的潜在的可能性的领域，而可以与这种系列联系起来。狄尔泰的这种生命历程的心理生活的连续性的观点，正是阐述曹操出身对于其性格以及价值取向产生影响的最好的哲学论断，这使笔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他的出身上。

二、究本溯源
本着了解曹操对自身命运的渴望和焦虑，是探讨曹操性格与价值取向形成根源的思考方法，在逐步接近、了解曹操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对曹操的性格与价值取向究本溯源，终极的指向正是他的出身。
本篇文章中所谓的“出身”是指一个人出生时社会状况、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曹操生活的时代和家庭对他的影响极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他社会化的全过程。想了解曹操就不能不走进他的家庭和那个纷乱的年代。
（一） 动乱的年代与道德的失范
曹操出生在东汉统治末期那个风雨飘摇的大动乱即将到来的前夜。当时，统治集团日趋腐朽，政治黑暗，宦官、外戚、士大夫交替掌权，社会各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经济凋敝，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现象，而对羌人的战争使兵役、税赋频增，民生艰难：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没有一个孩童不渴望在童年里能有美好的回忆：和平的环境，互信的社会，温暖的家庭和无拘无束的生活。但在曹操两岁到十四岁的时候，他经历s的却是东汉王朝的动荡起伏：延熹元年（公元158年，时曹操四岁），桓帝纠集宦官单超等人捕杀外戚“跋扈将军”梁冀，向世人诏告了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外戚权力毕竟是脆弱的；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时曹操十二岁），桓帝下令搜捕“党人”，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但也是“党锢之祸”使“党人”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当时的每一个士大夫；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时曹操十三岁），桓帝驾崩，外戚窦氏执柄朝政；不久在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时曹操十四岁），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藩因计划诛杀宦官之事败，而惨遭杀害，从此，宦官集团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专权：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属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炫达。
这件事对曹操影响极大，使他认识到了宦官集团的腐朽和丑恶，同时，曾经衣食无忧的家世，成为了最大的心理负担，他立志走出家庭的黑影，并对混乱的世道发出了“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的感慨。动乱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也是宗教起义爆发了，起义波及七州二十八郡，坚持了近二十年。而正是这次起义，造就了“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曹操,因为他是“乱世之奸雄”。

自周公制礼作乐直至秦汉（时间断限甚至可以延至近代）以来，维持帝国的除了军队，还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礼法——也就是社会道德，在道德的控制下，人们可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正常的参与社会活动和生产、生活活动。但在汉末的乱世中，这种有控制力的道德首先崩溃，其崩溃的标志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集团为宦官集团所“党锢”。从此，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由此扩大为对政权的信任危机，所以人们才会发出“苍天已死”的悲呼，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放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捡起心术这个武器不求伤人，但求自卫。随着道德和礼教的沦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人们变得多疑、谲诈、势利、实用，“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年代中，人们的言论的悖理和行为的道德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他们是牺牲者，道德上的失败者。”可见，在整个社会都开始倾向于崇尚实用的大环境下，曹操的这种价值取向完全是时代的需要。而作为时代的选择，“命世之才” 的曹操必须要有这种反传统、反道德的实用主义精神，才能控制和引导这些“牺牲者”和“失败者”，才能在乱世中立足，直至拨乱返正。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回过头来指涉他前面的一个时代，因为那些曾经在它前面的时代之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将在它这里继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前面的时代也已经把为随之而来的这个时代作准备的各种奋斗过程和创造性活动，包含在自身之中了。由于这个时代是因为前面这个时代具有缺陷才产生出来的，因此，他本身便包含着为下一个时代准备的界限、张力，以及各种苦难。

在道德的崩溃与社会动荡的年代，也孕育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这种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就信仰、旧价值旧风俗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因为目睹了“党锢之祸”血光的人们终于不得不相信，用儒家的精神已经不能拯救这个崩溃的末世，于是一部分人首先将目光从关注现世转向了关注自我，关注人生，他们深刻思考了时代与人世，认为传统已经不可信任，要改变现状，必须突破传统、突破陈规，曹操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曹操父子破坏了东汉重常伦礼教的价值标准，他们旗下的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虽然有祢衡、孔融、杨修、以及后来嵇康等名士不断的被杀，但陈旧的礼法毕竟抵挡不住新颖的思想，政治的迫害也未能阻挡风气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曹操既是新风气的代表者，也同时是旧道德的维系者。他代表新风气，是因为他也同样意识到道德难以救世；他维护旧道德，是因为他执掌的帝国还在依靠着道德那块遮羞布，毁掉道德或重构道德，就意味要毁掉那个给予他荣华富贵的帝国，他设计害死祢衡，杀孔融、杨修等名士，不仅只是对政治权术的把握，一部分也出于对就道德礼教的维护。然而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人生哀叹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他自觉不自觉的就做了旧道德的掘墓人，而他的文化性格由此而长期处于矛盾的分裂中。

这样大动乱的时代，也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时期。因为战火连绵不断，皇权的威信又荡然无存，在这个时代舞台上的角色，大多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甚至是趋利赴势的实用主义分子。他们可以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之气，做起事来，也是酣畅淋漓。在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无论是那个摔了孩子痛哭的刘备，还是那个几乎快杀光自己子嗣的孙权，大多有点儿痞子精神——反道德、敢冒险。曹操作为时代的选择，在反传统、反道德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儿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然而，曹操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传统的教育在曹操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无论他多么实际、市侩，都无法泯灭掉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曹操个人的目标是不断的成功，最大的攫取个人利益，这是他对自身的渴望，而时代又将他塑造成为一个解救万民于倒悬的“救世主”，而作为一个“救世主”，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要不断的尽义务，负责任，做出牺牲，这又使他对自身有无尽的焦虑和忧患。他享受将军荣誉的同时要尽将军的义务，他执掌丞相权利的同时又要尽丞相的义务，他在不断享受个人的成功的同时，都要不断满足时代交给他的任务，不然，等待他的只有毁灭。于是，曹操不能克制他心中的渴望与空虚、焦虑与空苦，他攫取和维护个人的权利要靠心术，而为时代尽义务的同时，他的人性又同时得以宣泄，这种让心术与人性共存，正是张中晓所谓的“伟大的悲剧性格”。
（二）、赘阉遗丑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家庭的文化符号给子女的烙印是难以磨灭了。不管曹操如何回避、如何努力改变其自身形象，他从出生开始，就被打上了“赘阉遗丑”的烙印。“赘”，据钱大昕考证：“汉书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曰赘子。”“赘”字，自然指曹操是赘子的后代，而“阉”字，则是说他是宦官的子嗣。这种骂名对曹操影响极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与价值趋向的形成。
曹嵩身世考
有关对于曹操父亲曹嵩身世的考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曹操家世渊源，进一步认清这种家世对曹操一生的影响。
史书上关于曹嵩的记载很少,而关于他的出身，用陈寿的话是“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此话有如下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无从考证，二是因出身卑微而以曲笔回护。如果说一个君王的父亲的出身无从考证，显然是不礼貌的，而且陈寿有“良史”之称，距离曹嵩的生卒的年代又很近，怎么会弄不清？显然他是用了曲笔。但他用曲笔的原因是什么呢？裴松之注道：“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依据是《曹瞒传》和晋人郭颂的《世语》。
黎东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可疑，原因是“曹操把女儿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懋。倘若曹嵩、曹操这一支姓曹的，与夏侯氏本为一家，这就违反了同姓不婚（与其后同氏也不婚）的传统了”。黎先生提出曹嵩是曹腾在其本家子侄中过继来的养子的推论。
黎先生的设想和推论虽新颖，我却不敢苟同。首先，“周制同姓不婚，而汉人则不避同姓”， 其“有姻家恒为姻家”。通过“（夏侯）渊妻，太祖内妹”和“长子（夏侯）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的记载可知，曹氏与夏侯氏世为姻家，那么曹操嫁女也不值得怀疑。何况，曹操本来就有反道德的倾向，别说是同姓而婚，就算是近亲结婚，只要是他需要，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其次，如果曹嵩是曹氏同族过继的，那么陈寿就不必使用曲笔。而且，纵观史料，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提及“父嵩，乞匄携养”的句子可知，如果是宗室间过继的话，是不会授人话柄的。清代钱大昕在其著作《廿二史考异》中录：“操父嵩本夏侯氏，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如有存疑，这位考据大师岂会放过？1974年以来，亳州市出土的曹氏宗族墓砖中，即有夏侯氏成员姓名在内，从中也可以看出曹氏与夏侯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跟据以上材料和 “（夏侯）渊以饥乏，弃其幼子”的记载认为：夏侯氏世代贫困，时有弃子的情况，曹嵩就是被曹腾所收养的一个姓夏侯的乞儿而已，至于是否是夏侯惇的叔父，恐怕真是无从考证了。
从史料来看，曹操从小就很怕他的父亲曹嵩，也不太受父辈的疼爱和信任，于是才会有他的叔父总在背后跟他父亲讲他的坏话，以及他耍小聪明似的欺骗的事。后来在战乱时，曹嵩携带小儿子跑到琅岈去避难，对曹操的事情不管不顾，也从中可见他们父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当曹嵩因买官事件而遭受世人唾弃时，曹操的心里也由此淤积了一个垒块：一方面不耻于父亲的所作所为，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从小就崇拜的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呢？曹嵩的行为不仅在曹操的声名上留下了污点，更击碎了曹操心目中的幼年偶像；另一方面由于曹操自己是孝廉出身，不仅要因父亲的丑行而面对世人的白眼，不能对父亲的行为有所指责，甚至要为父亲文饰过错，从此也没有了自幼立志做到坦荡君子的士大夫般的自信。缺少家的温暖和关心的曹操，像个孤儿般地飘来荡去，没有严夫慈母的管教和爱护，没有可以倾诉心怀的对象，所有的只是财富和家族势力的笼罩。面对冷漠的家族和势利的亲属，生活在其中的曹操又怎么会不变得实用和势利呢？
宦官家世
曹操最讳莫如深的末过于他的家世，尤其不愿提及他的祖父曹腾。而这个家世却如影随形的伴随了他的生前身后，骂他的人乐此不疲，就算想为他翻案的人，当写到他的宦官家世时也多有为难。
东汉之季，宦官们的权位虽然高，也大多都很富有，却受到世人的鄙视，“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

虽然曹腾是个声名较好的宦官，“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却难逃“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的骂名。
宦官集团不同于清流的士大夫集团的是，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至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他们有广博的知识，有儒学的观念作为精神支柱，有“大同世界”的彼岸追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而宦官不同，他们自幼出身贫苦，又由于其生理上的缺陷，使他们的性格极度扭曲，除了贪欲几乎没有了其他的追求。曹操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蒙受着出自宦官之家的屈辱。
曹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就与他的家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
而且阉宦们本是“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 的“刑余之丑”，整日为了生计，不得不趋利避害、苟且钻营。曹操的祖父曹腾窥得先机，从自身利益出发，说动大将军梁冀，弃严明的清河王不用，拥立昏聩的刘志（即后来的桓帝）；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更夸张了，儿子起兵他非但不支持，还领着小儿子跑到琅邪（琊）去避难，以免被曹操牵连……一家子都是实用主义的高手，曹操从小就耳闻目睹了长辈们趋利避祸的手段，也从父亲买官的丑闻中吸取了“慕虚名而处实祸”的教训。


虽然这个势大而富有，地位高，有根基的家世保证了曹操能够顺利地踏入仕途，并使他有胆量做别人之所不敢做的事，甚至初入仕途既能做出一些轰动社会的事。但与诸如袁绍那样出身于名门的群雄不同的是，在有荣华门第的人看来，先辈的成就正是自己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基础，因而，他们无论在自我意识上，或在自己走上社会时，都想突出这种关系。而宦官家世对曹操来说，不仅没有丝毫可以炫耀的地方，而且可以说在他略懂人事的童年心灵中，便存到受辱的内疚和痛创。幼小的曹操心灵深处已经萌发了立志冲破不足恃的地主贵族家庭以及受辱家世的缠绕，要创建自己的事业，这种思想极大影响着曹操日后成长的道路，并且成了他始终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
虽然他极力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但却难逃残酷的现实，士大夫并不因为他的努力而视之为同路，而权宦们更视其为叛逆，时时制肘、打击，这使得少年得志，充满了优越感的曹操在面对世俗的力量时，又易于产生自卑的心理。自信使曹操做事纵横开阖、酣畅淋漓，而自卑又使他时时狐疑，对事与人有极大的不信任感。在谈笑用兵、横槊赋诗的曹操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时而自信，时而自卑的感性落差，他那颗外表看来坚硬、刚毅的心，里面更多的却是敏感和脆弱，以及对于关爱和理解的渴求与诉诸，这也是导致曹操矛盾的多重性格的因素之一。

结 语
笔者认为，阐释学给我们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人们心中所都有的对事物的渴望与对事物永远拥有的焦虑的共通感，给予我们与他人、与古人沟通的条件，构件了交流、体会的桥梁。也许有人对其应用的科学性是怀疑的，也许我对这种学说的认识只是肤浅和皮毛的，但这种方法确确实实教会了我们：如何用心去体会他人，如何用人性去体会历史。
尘封的历史中，那个渴望平凡与自由，渴望理解与关爱的曹操，那个焦虑于世俗的蔑视，焦虑于成功危机的曹操，其实每天都活在我们身边，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在这个充满异化的世界中，他所渴望的，正是我们所渴望的，他所焦虑的，也正是我们所焦虑的……

　　　　　　　　　　　　　　　　　　　　　　　　　

[ 本帖最后由 实况七 于 2006-10-27 08:38 编辑 ]

大岛丸的星期天

不完美的人活在世上，最完美的人活在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