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父亲叔梁纥】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7 09:37:48

迁鲁以后的孔子先祖定居于陬(今山东曲阜市尼山附近)，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这位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由于防叔、伯夏都没有多大名气，事迹无从考证。所以，我们这里主要谈谈孔子的父亲叔梁纥。

　　　　叔梁纥，由于居住于陬，所以文献中也称陬人、陬梁纥、陬叔纥，为陬邑大夫，以勇力闻名于诸侯。《左传》记载了有关他的两件事情：

　　　　一是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晋国的荀偃等率领几个诸侯国去攻打一个叫翨阳的小诸侯国(在今山东枣庄一带)。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的武士，有参加作战。聪明的翨阳人打开了城门诱使诸侯军进城。正当诸侯大军鱼贯而入时，翨阳人突然将悬着的城门放下，想要将入城的队伍拦腰截断，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叔梁纥冲上前去，用双手托住了即将下落的城门，使已进城的兵士得以安全退出，避免了一场大的伤亡。

　　　　另一件事见于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秋。当时，齐军入侵鲁国北部边境，齐军高厚带领的部队围困了防邑，被围困在防邑的有鲁国大夫臧纥和他的弟弟臧畴、臧贾等，叔梁纥也在其中。鲁国派去增援的军队走到一个叫旅松的地方，因摄于齐军的强大，就停滞不前了。这使被包围的臧氏兄弟很着急。为了保护臧纥的安全，叔梁纥就和臧畴、臧贾率领带甲之士三百人，乘夜间突围，护送臧纥到旅松鲁军的驻地，然后又返回防邑坚守城池，直到最后迫使齐人退兵。

　　　　从这两件事可知叔梁纥应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有臂力，有勇气，打起仗来能冲能杀的人。由于他作战勇敢，所以“以勇力闻名于诸侯”(宋胡仔《孔子编年》)。尽管他两次立功，但因他不是鲁国的世袭贵族，终身不过是个陬邑宰(或称陬邑大夫)，只能是一个武士。

　　　　由于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生了一个圣人，所以，史家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叔梁纥娶妻生孔子的事。

　　　　据《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先娶了鲁国人施氏之女为妻，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孟皮却是个瘸子，身有残疾。在古代，按宗法社会的要求，这样的儿子是不能“继嗣”的。因此，晚年时，叔梁纥又向颜氏求婚。

　　　　关于叔梁纥向颜氏求婚之事，《孔子家语》记载得颇为详细：颜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徵在。颜氏问三个女儿说：“陬邑大夫叔梁纥，虽然父、祖为卿士，但他是先圣王裔。此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我很喜欢他。虽然年龄有点大，性情有些严厉，但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你们三个谁愿意做他的妻子？”两个大女儿都默不作声，小女儿徵在上前回答说：“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不用再问了。”父亲听出了这话的语气，说：“你能行。”于是就将小女儿嫁给了叔梁纥。

　　　　这段文字写得很生动，近似于小说的语言。颜氏在向女儿介绍情况时，只是说叔梁纥年纪有点大，但并没有说他具体有多大。事实上，这时的叔梁纥已经六十多岁了，而颜徵在只有二十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随后写道：“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一年后，颜徵在果然为叔梁纥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遂了他求子的心愿。但却由于司马迁的这一条记载引发了一桩孔子研究史上的公案。

　　　　何谓“野合”？按照现在的理解，野合有男女私通之意。1979年版《辞海》该条即说“旧时指男女苟合。”并以《史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为证(见该书缩印本，第1965页)。言外之意，叔梁纥与颜徵在是“苟合”而生孔子。这一说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解释为什么颜徵在不告诉孔子叔梁纥的坟墓在哪里的时候，就说过：“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意思很明显。蔡尚思先生说：“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蔡尚思的说法可能有些过激，但《辞海》的说法却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这种说法，说孔子是私生子是不为过的。

　　　　相对于孔子是私生子的说法，尊孔者则千方百计地为孔子辩护。《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该书《正义》继续解释道：“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按照这种说法，“野合”是不合礼仪的意思。后世还有很多学者为叔梁纥与颜徵在的结合是如何不合乎礼仪作解释，但都难以令人信服，反而有画蛇添足的嫌疑。

　　　　其实，正如已故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匡亚明先生所说：“即使孔子是私生子，对孔子也无所损。”(《孔子评传》第37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孔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世世代代受人们尊敬的。

　　　　叔梁纥与颜徵在生下孔子后不久，在孔子三岁时就去世了，葬于曲阜防山。叔梁纥死后不久，颜徵在便带着孔子迁居到鲁国的都城阙里。大约在孔子十七岁时，颜徵在也离开了人间。

　　　　孔子成为圣人之后，历代封建政府对孔子的父母也不断追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皇帝率领百官到曲阜谒庙祭祀，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追封其父为“齐国公”，追封其母为“齐国公太夫人”(《曲阜县志》卷二十五)，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后立祠专祀。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诏齐国公像，易以九章之服，于圣殿后立庙以祀”(《曲阜县志》卷二十四)。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七月，加封孔子之父为“启圣王”，其母为“启圣王夫人”。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7 09:39:11

孔子的少年时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尼山乡，位于曲阜城东南五十华里。仲是因为他排行老二，名丘和字中的“尼”字，则是因为他生于尼丘山之故。

　　　　关于孔子的出生，《史记·孔子世家》有如下的记载：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那是他们到尼丘山向神明祷告而得孔子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诞生。他刚出生时头顶是凹下去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的先世和父母，我们已经在前文讲过了。“祷于尼丘得孔子”，则是关于孔子诞生的一个美丽的传说。这个传说见于《孔氏祖庭广记》、《阙里谱序》、《孔庭摘要》等许多文献。传说的大致意思是说，叔梁纥与颜徵在成婚后，盼子心切，经常去附近的尼山上祈祷。夫妻俩的诚意终于感动了上苍。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这一天，夫妻俩又一次去尼山上祈祷，下山时在一个山洞里休息时，生下了孔子。后人把这个山洞称为“坤灵洞”，也称“夫子洞”，并陆续在山上建起庙宇，进行祭祀和纪念。经过历代的不断修缮，“夫子洞”和尼山孔庙至今仍然完好无损。

　　　　《史记》等文献所说孔子降生后头顶如反盂，中间低，四周高，这同样是为了圣化孔子而编造的一个美丽的神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孔子降生后不但头顶如反盂，而且面部有“七露”，眼露筋、耳露轮、鼻露孔、嘴露齿等，看上去像个怪物，叔梁纥夫妇就把孔子扔在野地里了。后来，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老鹰给孔子打扇子，遮蔽骄阳；又有一只老虎将他衔进了一个山洞，并给他喂乳汁。这就是所谓的“龙生虎养鹰打扇”的传说，这个传说至今还在曲阜一带流传。

　　　　关于孔子诞生的传说，还有一些，且都很离奇。例如，《拾遗记》记载，孔子未降生之前，有一麒麟口吐玉书到阙里，玉书上写着“水精之子，继衰周而为素王”，颜徵在感到很奇怪，就拔下头上的头针刺了它一下，麒麟于是跑了。又如，《祖庭广记》记载，颜徵在在梦中看见两条龙自天而降，之后便生了孔子。生孔子时，有两位神女手擎香露从天上飞来，给刚出生的孔子洗浴；天帝也派人下来演奏钧天之乐，萦绕房中等等。

　　　　这一切，连同以后其他有关孔子诞生的传说，都是后人附会之作，正如《阙里文献考》卷一所说：“言出神人，则俞出而俞荒诞不经，其为后人传会无疑。”其目的无非是圣化孔子而已。因为孔子是圣人，圣人的降生自然是不能与平常人一样的，就像历代帝王的降生总要附会上一些“符瑞”、“吉兆”之类一样。

　　　　孔子在谈到自己的少年生活时，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话。考之于史，确实如此。

　　　　根据史书的记载，就在孔子出生不久，三岁的时候，年迈的叔梁纥就撇下了孤儿寡母去世了。其时孔母颜徵在刚刚二十出头，她带着孔子迁居到了鲁国都城里的阙里。

　　　　关于孔子母子迁居阙里，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个争议。那就是孔母为什么要迁居阙里？在阙里他们母子靠什么为生？由于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相关的记载，使得我们很难找到合理的答案，只好依靠史书中的一鳞半爪史料进行推测。在众多的推测中，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叔梁纥家中有妻有妾，有子有女，家庭关系复杂；颜氏为鲁国大族，颜徵在在娘家可以得到娘家人的帮助。关于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第二章。但是否像有些人所说，孔母迁居鲁国是为了让孔子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成长，却是值得怀疑的，毕竟孔母颜徵在那时太年轻了，她不可能考虑得那么长远和细致周到。

　　　　但无论如何，曲阜浓重的文化氛围确实为孔子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地，周公由于要在京城辅佐周王，便由他的长子伯禽赴鲁就国。伯禽赴鲁时，带去了很多的文物典籍。到春秋末年，由于长期的战争等原因，西周都城的文物和典籍惨遭毁坏，而鲁国却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这些文物和典籍，使得鲁国在春秋末年成为较完整地保存西周文化的大邦。这些，都成为青少年孔子成长的非常难得的外部环境。

　　　　少年孔子是如何成长的，我们同样知道得不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少年时的生活是比较清苦的。从其他一些典籍的记载来看，少年孔子所学习的主要是周朝的各种礼仪和其他一些做人、生活的道理和技艺，这在当时是一个人从政入仕、跻身社会上层的基本条件。比较可信的有：

　　　　第一，孔子儿时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

　　　　这条史料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俎豆”是祭礼用的器物，“礼容”是祭祀时的规范，就是说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像一般小孩子那样贪玩，而是经常把祭祀用的器物摆出来，练习磕头行礼等。

　　　　第二，孔子葬母。

　　　　大约在孔子十七岁的时候，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就去世了。这时的孔子在母亲的教育下，已经懂得很多的礼仪了。他要为父母合葬，却不知父亲葬在哪里，因为父亲去世时，他才三岁，不记事，而母亲生前也没有告诉过他。为此，他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先把母亲的棺柩浅葬在一个叫“五父之衢”的地方，然后四处询问父亲的葬址。后来，一个当年曾在陬邑住过的车夫(名叫曼父的)的母亲告诉了他父亲的墓址，他才按照礼仪将父母合葬于防(即现在的梁公林，位于曲阜城东)。此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和《礼记·檀弓》。史料记载还说，孔子将父母合葬之后，又为之造坟，将坟墓堆得有四尺高。

　　　　第三，季氏飨士。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母亲去世后不久，季氏要宴请“士”，孔子冒昧地前往，却被阳虎拦住了。阳虎对孔子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不敢请您！”孔子只好退了出来。

　　　　这里的季氏是鲁国贵族季孙氏，当时与另两个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同为鲁桓公之子，史称“三桓”，共同执掌鲁国大权。阳虎，一名阳货，是季氏的家臣，曾一度掌管了季氏家的大权。孔子所指责的“陪臣执国命”中的“陪臣”就是指阳虎，说阳虎作为季氏的家臣越权把持了鲁国的大权。

　　　　上述三件事情都与礼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少年孔子所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7 09:40:37

孔子学识渊博是人所公知的。《论语·子罕》记载了时人评价孔子的一段话：“达巷党中的人说：‘孔子很伟大呀！他是那样的博学，可就是没有一项能够成名的专长。’孔子听到这话后，对他的弟子说：‘我掌握什么技艺呢？是掌握驾车的技艺呢？还是掌握射箭的技艺呢？我掌握驾车的技艺吧。’”

　　　　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被称为“六艺”。“御”指驾车，“射”指射箭，“礼”、“乐”是指当时流行的礼节、礼仪、乐曲等，“书”是指书写，“数”是指计算方面的能力。这六者，是当时贵族阶层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其中以“御”最容易学，孔子在这里说自己仅会驾车，显然是谦虚，但这段话却说明了孔子的“博学”与“多能”。孔子已不是贵族子弟，没有资格进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的官学学习，那么，孔子的这些知识和技艺是怎样学来的？向谁学来的呢？

　　　　孔子自己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不过是爱好古籍，勤奋地进行研讨罢了。”就是说，孔子的“博学”与“多能”是靠后天勤奋努力学习得来的。孔子自己评价自己的为人时说：“我的为人哪，是发愤读起书来就忘记了饮食，快乐起来就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老之将要来了啊！”孔子的弟子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批评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也说明孔子学习是非常勤奋和刻苦的。

　　　　但孔子毕竟只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无缘官学的正规学习，且当时动乱已久，盛周王朝的许多典籍都已失传，一些有特异技艺的乐师等也都散落四方。正如《论语·微子》所记载：“鲁国的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为第二餐奏乐的乐师干逃到了楚国，第三餐的乐师缭逃到了蔡国，第四餐的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乐师方叔入居黄河之滨，摇小鼓的乐师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乐师襄也入居海边。”这就为孔子的学习带来了很多困难。但孔子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住，他学无常师，不耻下问，凡是有在某一方面学识高于自己的人，他都不管对方地位高下，屈身向对方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相关的例子，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仅知道如下几个：

　　　　第一，向郯子请教少昊氏以鸟名官的缘故。

　　　　这件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原文较长，大意是说：这年(公元前525年)秋，鲁国东南方的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宴会上，鲁国大夫鲁昭子问郯子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情况。少昊氏传说为郯子的祖先，据说少昊氏即位之时，恰好有一凤鸟飞至，少昊氏便以鸟纪年，设立鸟师，以鸟名名百官。郯子为鲁昭子做了详细解答。孔子听说以后，立即跑去向郯子请教。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周天子失去了官学，学识下移，流落在周边蛮夷之地，是真的呀。”

　　　　第二，入太庙学礼。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进入太庙之后，每遇到一件事都要问一问。有的人议论说：“谁说陬大夫的儿子懂得礼仪呀？他进入太庙后，每件事都要打听一下。”孔子听到这话后，说：“每件事都要问，这件事的本身不就是礼的表现吗？”“太庙”是祭祀周公的庙宇，位于鲁国城内。陬大夫的儿子指孔子，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作过陬邑大夫。

　　　　第三，问礼于老聃。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字聃)，史称老聃。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曾做过周朝的柱下史，即管理王室藏书的官吏，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负责人，对周朝的文献、历代的兴衰治乱非常熟悉。其生年已不能确考，大约年长于孔子。大约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后，孔子在鲁国国君的资助下，来到了周朝的京师洛邑。在洛邑，孔子参观考察了京师的文物、礼制、典籍之后，并拜见了老子。关于孔子拜见老子，《史记·孔子世家》、《庄子》、《礼记·曾子问》都有记载，请教的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神主的太祖庙里，以表示列祖为国丧而会聚在一起。等到安葬好并哭完之后，再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如果国君出国，就由太宰取出各宗庙的神主随君主同行。至于合祭时，则由太祝取二昭二穆的神主享食于太祖庙。凡是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队，不准闲人走动。

　　　　以前大夫家中八至十一岁的小孩死了(下殇)，不用衣棺，葬于园，不葬于墓。这个礼制改变于周初太史佚。当时他有一个儿子夭折，葬于墓地，又由于墓地距家太远，不入棺，仅凭人抬，又很为难。召公把情况报告给了周公，周公同意太史佚用衣棺敛之。从此八至十一岁的孩子死后可以用衣棺，并成为一种制度。

　　　　子女在为父母服丧期间不能进行“金革之事”之事(即战争)，要认真服“三年之丧”。以前周公去世，其子在卒哭之后就去攻打徐夷，那时由于徐夷作乱，不得已而为之。

　　　　还有一件事是，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在巷党的一位友人去世，他被请去帮助安排丧事。孔子也去了。当送葬的队伍正在前进时，天上突然出现了日食，老子忙叫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边站立，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前进。孔子很不理解，后来问于老子。老子回答说：“诸侯到京师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并祭祀车上的先祖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送葬也一样，不在日出之前出殡，不在日落后止宿。晚上看到星星出来后赶路的，是罪犯以及回家奔丧的人。日食时，天如同黑夜，说不定也会出现星星，懂得礼仪的人不应该把自己刚刚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不吉利的境遇之中。”

　　　　以上几段话均见于《礼记·曾子问》，都是关于礼制的。虽然访问的细节、时间等难以确知，甚至材料本身也不能令人尽信，但却反映了时人对孔子与老子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孔子礼的思想的认识，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除上述几段文字外，《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了孔子临别时老子的赠言。老子送孔子走时说：“我听说富贵的人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是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窃用品德高尚的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这几句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应该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记载了另一段话。老子说：“您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是这些了。”

　　　　这段话由于没有前后文和相关的史料来正解，颇令我们疑惑。张秉楠先生《孔子》一书中认为，这是孔子最后一次向老子请教古礼或前圣古训时，老子“不耐烦”的回答。理由是：“对于老子来说，孔子这种对政教礼乐的热心，使他逐渐感到这位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浮华不实之学，应该绝弃。”(见张秉楠著《孔子》第4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第四，向师襄学琴。

　　　　师襄，又称师襄子，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乐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学新曲。师襄对孔子说：“此曲你已经学好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只学会了曲调，尚未学会演奏的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演奏的技巧你已经学会了，可以学习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此曲的志趣呢。”又过了些时候，师襄说：“你已经领会此曲的志趣了，可以学习新曲了。”孔子曰：“我还未想象到曲作者的为人呢。”又过了些时候，孔子默然深思，既而，抬头远眺，呈心领神会之状，说道：“我想象出这个人的样子了：皮肤黝黑，身材颀长，眼如汪洋，就像称王天下，这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一听，忙避席再拜说：“我的老师说此曲正是《文王操》呀！”

　　　　此外，孔子还向苌弘请教过乐。由于史料缺乏，详细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7 09:41:45

孔子有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到过。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他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并四处游说、宣传，希望能有机会出仕从政，把他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论语》里就记载了许多他关心时政、评价时政的言论。

　　　　如，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罢免那些奸邪的人，这样老百姓就信服。举用奸邪的人，罢免那些正直的人，这样老百姓就不会信服。”

　　　　又如，季康子问：“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恭敬、忠诚而又要求上进呢？”孔子说：“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们，老百姓就会恭敬。你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老百姓就会忠诚。表彰贤德的人，教化那些邪恶的人，老百姓就会要求上进。”

　　　　孔子的政治主张和言论很多，也多次受到鲁、齐、卫等国国君的赞赏。但在五十一岁之前，他没有做过官，这不是说他不想做官，相反他多次表现出了从政入仕的愿望。据有关文献记载，这期间，孔子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委吏”，管理牛羊的“乘田”。《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但这算不上是出仕。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打得大败，被迫逃到齐国。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也离开了鲁国，到了齐国。在齐国，孔子生活了两年，曾多次和齐景公谈论过政治。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景公听了后，说：“你说的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改日，齐景公又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节约开支，杜绝浪费。”孔子很得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曾想把尼溪地方的土地封给孔子。

　　　　但齐景公的想法遭到了当时的齐国国相晏婴的强烈反对。晏婴反对的理由是：“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但不能用法令来约束他们；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之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细制定烦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晏婴认为，孔子崇尚的繁文缛节，中看不中用。

　　　　另据《史记》记载，孔子在齐国期间，还拜访过齐国贵族高昭子，想通过去为高昭子做家臣的方式接近景公，以求有机会从政。

　　　　不管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如何，齐景公最终没有任用孔子却是事实。后来，据说有齐国大夫想加害于孔子，孔子只好离开了齐国，又返回了鲁国。若干年后，孟子在叙述这段经历时用了“接淅而行”四个字，说孔子在离开齐国时很是狼狈，把正在淘的米提起来，一边走路，一边滤干。

　　　　回到鲁国后，大权在握的季氏家臣阳虎欲召孔子出仕。他趁孔子不在家时，派人把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必须亲自到他家致谢。但孔子并不愿意见他，于是聪明的孔子也想趁阳虎不在家时去道谢。但碰巧的是，他们在路上遇见了，于是就不得不进行了交谈。阳虎用“怀其宝而迷其邦”不可谓仁，“好从事而亟失时”不可谓知，“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这样的话，来暗示孔子不应该浪费时光，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出来从政致仕。孔子好像被打动了，说：“诺，吾将仕矣。”但不知何故，这次孔子仍未出仕。公山弗扰据费地而叛乱，欲召孔子，孔子也曾“欲往之”，但因其弟子子路的反对也没有成行。

　　　　孔子终于有机会仕鲁是在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这一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做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然后“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司寇”。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至于具体的政绩，我们只能从其他的典籍中窥见一二。

　　　　关于孔子做中都宰的政绩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上》：孔夫子在中都为官时，规定为死者做的棺材的厚度是四寸，椁的厚度是五寸，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不想让死者的尸体很快地腐烂。

　　　　王肃《孔子家语·相鲁篇》记载，孔子做中都宰时，规定了一些养生送死的礼节：年长的和年幼的饭食不同，强壮和弱小的从事的工作不同，男女走路不同，丢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拾取据为己有，大家使用的器具没有假冒伪劣的，规定为死者做的棺厚度是四寸，椁的厚度是五寸，死者的坟墓因丘陵高低而做，不另增土植树。孔子规定的的这些制度实行了一年，各地诸侯都来学习仿效。

　　　　《孔子家语》的记载，实际上是继承并发挥了《史记》、《礼记》的说法。如果《孔子家语》的记载不谬，那么，可以说孔子宰中都实行的是礼治。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任中都宰的政绩得到了鲁定公的认可，鲁定公对孔子曰：“学习你的这种做法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即使用它来治理天下都行，岂只是鲁国而已！”于是第二年，鲁定公让孔子做了司空。

　　　　按照这种说法，孔子为司空当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关于孔子为司空时的政绩，我们所能知道的一麟半爪，也还只能依赖于《孔子家语》的记载。该书记载孔子为司空后，“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或得劂所。”所谓“五土”，据王肃说，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即高原)，五曰原阖(即平地)。就是说，孔子在做司空时，是根据各种“土”的不同秉性，因地制宜，顺应自然，使事物各得其所了。

　　　　继任司空之后，孔子又做了鲁国的大司寇。这是一个足可以和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较为显要的大官。历史文献给我们留下了远较任中都宰和司空时为多的史料，使我们可以更多地知道些孔子司寇任内的政绩：

　　　　第一，审理案件听从众议而不专断。

　　　　《孔子家语·好生》说，孔子为司寇时，断官司，都是根据众人对案件的意见来裁决。众人都说如何如何，孔子就说如何如何。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并不可取，但在当时专断成风的大环境下，却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

　　　　第二，为了把政事办好，不惜向季氏屈节。

　　　　鲁定公之时，鲁国大权实际上已落于“三桓”，尤其是季氏手中，孔子既为司寇，就必须经常向季桓子请示和汇报政务，这就难免在具体事情的处理上与季桓子意见不一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孔子就不惜屈节，多次向季桓子屈服。这与孔子平时所遵奉的“王公不我聘，则弗动”大相径庭。孔子的行为引起了他的弟子的不满，弟子宰予就曾进言说：“从前，我曾听先生说过：‘王公不我聘，则弗动。’现在先生当司寇的时间不长，而屈节的事很多。我们不可以就此停止吗？”孔子则解释说：“鲁国国内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事很多且很久了，而负责的部门却不去管，长此以往，国家将会乱套的呀。”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为了国家大局，是不惜屈节求人的。

　　　　第三，“夹谷之会”为鲁君相礼。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在今山东莱芜)，孔子以司寇身份任鲁君相礼。这个相礼，也就是司仪。当时的情况，齐比鲁强，齐人很想借此机会侮辱鲁国，压服鲁国。《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均详实地记载了这个故事，相比之下，《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更具趣味性：

　　　　定公十年春，鲁国与齐国和解。到了夏天，齐大夫犁癮对景公说：“鲁国起用了孔丘，势必会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使者告诉鲁国，说要与鲁定公举行友好会晤，约定会晤的地点在夹谷。鲁定公准备好车辆随从，毫无戒备地前去赴约。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办会晤典礼事宜，他对定公说：“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要有外交配合。从前诸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定公说：“好的。”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去。定公在夹谷与齐景公相会，在那里修筑了盟坛，坛上备好席位，设置了三级登坛的台阶，用国君相遇的简略礼节相见，拱手揖让登坛。彼此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上前请示说：“请开始演奏四方各族的乐舞。”齐景公说：“好的。”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有的头戴羽冠，身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等武器也跟着上了台。孔子见状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快步登台，还差一级台阶时，便扬起衣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相会，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乐舞！请命令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主管官员叫乐队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左右看着晏婴与齐景公的眼色。齐景公心里很惭愧，挥手叫乐队退下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齐景公说：“好的。”于是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最后一阶还没有迈上就说：“这些人敢来胡闹迷惑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去执行！”于是主事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让他们手足异处。齐景公大为恐惧，知道自己道理上讲不过人家，回国之后很是恐慌，问他的大臣们说：“鲁国人是用君子之道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用夷狄的办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么办呢？”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谢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体行动来表示道歉吧。”于是齐景公就退还了从前所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以此来向鲁国道歉并悔过。

　　　　整个会盟过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并不完全一样，综合起来，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一是会盟前的准备工作。会盟前，齐国大夫犁癮听说孔子为鲁相后，片面地认为孔子只懂得礼而无勇，劝齐景公在两君相会时，派附近的莱人以武力劫持鲁定公，以达到其目的。而鲁国这一面，孔子也劝鲁定公做两手准备，在会盟时采取必要的军事防范措施，也就是所谓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由于孔子的建议，鲁定公加派了军队和军事长官。

　　　　二是会盟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当献酬完毕时，齐国执事者要求表演当地舞蹈以助兴。于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群莱人就手持旌旗以及矛、戟等武器鼓噪而至。孔子见状，忙命人将这伙莱人挡住，以保护鲁定公，同时顾不得礼节，大步上前去责问齐景公。关于质问的言词，《史记》与《左传》略有不同，大意却是一致的，义正而词严：两国君主友好相会，却找些夷狄野蛮的俘虏来捣乱，您齐君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边鄙之人图谋中原，夷人扰乱华人，被俘的俘虏侵犯会盟，用武力来威胁友好，这对神灵来说是不吉祥的。对于德行而言是失德，对于做人而言是失礼，您不会这样做吧？孔子一番话，义正词严，又合情合理，说得齐景公不得不喝令莱人离开，打消原来的念头。一计不成，齐人又生一计。在两国的盟书上，齐人又单方面加上一句：“齐师出境，鲁国不派出兵车三百辆相随，就要按盟书上的规定受到惩罚。”如果鲁国同意这一条，就意味着鲁国将在军事上成为齐人的附庸。聪明的孔子，也立即还以颜色，提出要齐国归还侵占的鲁国的汶阳等地，否则就是违背盟约，也要受到惩罚。

　　　　三是会盟的结果，就是经过孔子的努力，鲁国在夹谷会盟中挫败了齐国的阴谋，迫使齐国归还了鲁国被侵占的汶阳、灌水、龟阴等地的土地，取得了鲁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大胜利。毫无疑问，孔子在这次会盟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是取得这次胜利的大功臣。

　　　　第四，堕三都。

　　　　夹谷之会的胜利，使鲁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和地位。但鲁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因之而消除。接下来的“堕三都”则改变了孔子的政治命运。

　　　　三都，指絥都、费都和絣都三个城堡，分别属于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领地，都由他们的家臣掌管，在那里发展武装，修筑城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三桓”经营三都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但随着家臣力量的不断强大，这些城堡往往成为家臣们叛乱的根据地，他们不但侵凌“三桓”，还越过“三桓”直接干预国政，直接威胁到了“三桓”乃至国家的安全。这引起了“三桓”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孔子的不满。孔子利用“三桓”与家臣的矛盾，建议拆毁三都，消除家臣叛乱的隐患。孔子此议还含有强公室、弱“三桓”，削弱“三桓”的势力，加强鲁君对鲁国的统治的目的。孔子此议得到了鲁君的支持，也得到了“三桓”的积极响应，并很快就顺利地拆毁了叔孙氏的絥都，接着又拆毁了季孙氏的费都。拆费都时，遭到了季孙氏家臣费宰公山不狃的强烈反抗，孔子率兵击溃了公山不狃的反抗，并最终拆毁了费都。但到最后要拆絣都时却遇到了麻烦。絣都位于鲁国北部(今山东宁阳县北)，距离齐国边境不远。孟孙氏有个精明的家臣公敛处父，他意识到了孔子堕三都、强公室的政治目的，就对孟孙氏讲了一番话。《左传·定公十二年》记载了这段话，公敛处父分析了絣都对于国家、对于孟孙氏的意义，他说：“如果毁掉絣邑，齐人就可以毫无阻挡地直达鲁国的北门；况且絣邑又是孟孙氏的保障，没有絣邑，就没有孟孙氏。”他劝孟懿子假装不知，破坏这次活动。这使孟懿子惊醒过来，叔孙氏、季孙氏也有所明白。孟懿子便接受了家臣公敛处父的建议，佯装不知，由家臣去对抗堕絣都的活动。叔孙氏、季孙氏也态度消极，不作干预，堕絣都的事便只有鲁君在做了。结果显而易见，堕絣都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了。

　　　　第五，诛少正卯。

　　　　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这个“相”，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国相。这期间的政绩是：杀了扰乱国政的鲁大夫少正卯，参与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捡走，四方宾客来到鲁国的城邑，不用向官员们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好像回到了家中一样。

　　　　孔子在鲁国的卓越政绩，令鲁国“三桓”心有余悸，也令鲁国的近邻齐国恐惧。齐人惧怕鲁国强盛起来，威胁自己的安全，便多选美女骏马送给鲁国君臣，使其耽于享乐，怠于政事，疏远孔子。这件事《论语·微子》、《韩非子·内储说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等都有记载，齐人送的美女大约是十六名，良马一百二十匹。鲁国君臣果然上当，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一连三天不过问政务。每天流连于美女良马之间，不理朝政。这情形连子路都看不下去，建议孔子离开鲁国。无可奈何之间，孔子只好离开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行程。《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时，对弟子们说：“让我们慢一些走吧！”其伤感悲哀之情不言自明。

　　　　孔子在鲁国从政的失败，并没有使他放弃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为了寻求机会，重新从政，施行其政治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他毅然离开了他的父母之邦，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征程。

　　　　据文献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的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到过的诸侯国有卫、陈、曹、宋、郑、蔡等，停留最多的诸侯国是卫、楚两国。

　　　　卫国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也是孔子出入和停留时间最长的诸侯国。卫国在今河南省北部，国都帝丘，在今河南省阳县境内，系周康叔之后，与鲁国为兄弟之国(鲁国始祖周公与康叔是兄弟)。孔子初到卫国，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中，颜浊邹是卫国的贤大夫。在卫国，卫灵公对孔子很客气，给他六万斗即相当于二千石的俸米，这与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的俸禄一样多，还多次问政于孔子。如卫灵公曾向孔子问过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的事我倒曾听说过，排兵布阵的事，我还不曾学过呢。”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也不甘寂寞，派人对孔子说：“各国的君子，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愿意与我们国君建立像兄弟一样交情的，必定会来见见我们南子夫人的，我们南子夫人也愿意见见您。”这使孔子辞谢不得。孔子见南子的详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得很详细：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后，面朝北叩头行礼。南子夫人在帷帐中拜了两拜，她披戴的环佩玉器首饰发出了丁当撞击的清脆声响。事后孔子说：“我本来就不愿意见她，现在既然不得已见了，就得还她以礼。”由于南子是一个淫荡的夫人，所以，孔子见南子，引起了许多人的不理解。如当时孔子的弟子子路就很不高兴，致使孔子不得不呼天嚎地发誓：“我假若不对的话，上天一定厌弃我！上天一定厌弃我！”子路为什么要不高兴，孔子又为什么如此发誓表白？令人费解。子路以后，历代的注疏家们更是从各自的思想认识出发，为维护孔子“至圣先师”的形象，或怀疑，或认为孔子所见南子不是卫夫人，争得不亦乐乎。详细情况可以参考王元化先生《子见南子与前人注疏》一文。两千多年后的1928年，林语堂据此演绎成一个剧本，而孔子故乡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则在1929年6月将这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子见南子风波”，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见本书第九章)。

　　　　孔子居卫还发生了一件事。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外出，以宦官雍渠做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这使孔子很生气，大声斥责：“我没有见过喜好道德像喜欢美色一样的人。”后来孔子离开卫国，不知道是否就是因为此事。

　　　　孔子一行离开卫国，走到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城西)时遇到了麻烦，匡人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原因是孔子长得和阳虎相像，阳虎曾欺辱过匡人，于是匡人就将孔子他们围困了整整五天。当时，孔子的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却满不在乎地说：“周文王已经死去，周代的礼乐制度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些礼乐制度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承担起维护它的责任。上天并没有要消灭周代的这些礼乐制度，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匡地之围虽然最终解除了，但孔子一行也不得不又回到了卫国。

　　　　之后，还发生过佛筭据中牟反叛赵简子，派人招请孔子，孔子打算去，弟子子路反对以及孔子想要西行去见赵简子等事件，但孔子最终还是留在了卫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世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引起政乱，孔子眼见在卫国从政无望，便率领弟子们离开了卫国。

　　　　离开卫国后，孔子一行到了宋国。在宋国，孔子没有受到礼遇，却差一点被加害。据说，一天，孔子教弟子在一棵大树下练习礼，宋国大司马桓?派人砍倒了大树，并想杀孔子。孔子不得不在其弟子“我们快点走吧”的催促声中“微服过宋”，尽管他嘴里还喊着：“上天既然把传播道德的使命赋予我，桓?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逃出宋国后，孔子一行来到了郑国。这时，孔子和他的弟子走散了，他一个人独自立于郑国城东门外等候自己的弟子。弟子们找不到老师，十分着急。子贡逢人便问自己老师的下落，有个郑国人半开玩笑地对子贡说：“东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古帝唐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皋陶，肩膀像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当年治水的大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尧、皋陶、子产、禹，都是古代的圣人或先贤，郑人将孔子与古代圣人或先贤相比，孔子自然很高兴。所以，当子贡见面后将原话如实地告诉孔子时，孔子欣然笑曰：“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对极了！对极了！”

　　　　在郑国没能落住脚，孔子又来到了陈国。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寄住在司城贞子家中。一次，有一支隼鸟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有眓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头是石头做的，箭长一尺八寸。陈公派人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那只隼鸟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那支箭是肃慎族的。从前周武王伐纣灭商，沟通了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让九夷百蛮都贡献各自的地方特产，肃慎族贡的就是这种箭。周武王为了显示他的美德，就把肃慎部族的箭分给长女太姬，后来太姬嫁给了虞胡公，虞胡公又封在陈国。”陈公听了，叫人到府库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居陈三年，晋、楚争霸，陈是小国，夹在中间，常受侵掠，国内政局因之动荡不安，孔子又不得不离开陈国前往楚国。

　　　　孔子自陈适楚，必须经过蔡国，孔子在蔡国逗留了一段时间。蔡国发生内乱，蔡国大夫公孙翩射杀蔡昭公，楚国侵犯蔡国，孔子去了距蔡地不远的楚地负涵(今河南省信阳县)，拜访了驻守该地的楚大夫叶公(名诸梁，因采邑在叶地，故称叶公)，同时，与叶公就政治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如，叶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的道理在于招纳远方的贤者，使近处的人归服。”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躬行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出来做证明。”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人和这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样，政治也就在其中了。”叶公还曾向子路打听孔子的情况，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就对子路说：“仲由，你为什么不对他说：‘他这个人呀，学习起道理来不知疲倦，教导人全不厌烦，发奋学习时就忘记了吃饭，快乐时就忘记了忧愁，以致于连衰老就将到来都不知道。’”

　　　　不知何故，孔子自叶地又返回了蔡国。但这一次，孔子在蔡国却吃尽了苦头。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派兵援救陈国。听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的边境上，楚国就派人聘请孔子到楚国去。陈、楚两国的一些大夫恐怕孔子到楚国后会受到重用，危及陈、蔡，就派人围困孔子于野外，使之不能行动，绝粮多日，致使跟从孔子的弟子们病倒了不少。而此时，孔子仍镇定自若，不停地给弟子们讲学、朗诵诗歌、歌唱、弹琴。子路见状，不高兴地问：“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困窘面前能坚守节操不动摇，小人遇到困窘就会不加节制，什么过火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最后，孔子派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方才解围。这就是著名的“陈、蔡绝粮”的故事。

　　　　孔子在楚国，受到了楚昭王的礼遇，楚昭王准备以七百里书社之地封给孔子。但这事遭到了楚国令尹子西的反对，他认为孔子具有周武王那种“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能够统治天下”的才能，又有具有外交才能的子贡、辅相才能的颜回、将帅才能的子路等有才能的弟子辅佐，一旦重用之，“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于是，孔子在楚出仕从政的理想就随着子西的这番话而成为肥皂泡了。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了“兄弟之邦”的卫国。此时的卫国，卫灵公已死，卫国立灵公的孙子辄继位，即卫出公，而孔子的弟子也有不少人在卫国做官。这使孔子又一次得到了卫君的敬重，卫出公想请孔子出来执政，而孔子本人也做好了出仕从政的思想准备。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子路》的记载，子路曾问孔子：“卫国国君想请您出来执政，您打算首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那我一定要首先正定大义名分！”孔子还解释了这样的理由，他说：“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那么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么礼乐教化就不能兴隆；礼乐教化不兴隆，那么刑罚就不会恰当；刑罚不恰当，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孔子连自己的施政纲领都准备好了，其从政愿望之强烈不难窥见。这大约是孔子刚回到卫国后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孔子这次返回卫国，仍然没有出仕从政。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鲁国季康子派人来请孔子回鲁国。这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贡、樊迟等人，都在鲁国做官。据说冉有曾率领鲁军在清地(今山东省长清县东南)打了一个大胜仗，季康问他的军事才能是后天学习的，还是生而知之的，冉有说是跟老师孔子学的。季康子再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冉有回答说：“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是没有遗憾的。”于是，季康子听从冉有的劝告，派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去迎接孔子，而这时在卫国的孔子，正遇到卫卿孔文子询问攻打太叔之策，孔子托辞不知，也正准备离开卫国。于是，孔子在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奔波流浪之后，重又回到了父母之邦鲁国，时年六十八岁。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7 09:42:37

孔子自卫国回到鲁国，还是满心希望能有机会从政，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据文献记载，鲁国执政者鲁哀公和季康子都向孔子问过治理国家的事，而孔子也不厌其烦地认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论语·为政》篇记载：“哀公问孔子说：‘怎样做才能够使老百姓信服？’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罢免那些奸邪的人，老百姓就会信服；举用奸邪的人，罢免那些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会信服。’”《论语·颜渊》篇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应该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政，也就是正。您用正来率领大家，谁还敢不正？’”“季康子忧虑盗贼过多，询问孔子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的话，即使奖励偷抢，人们也不会盗窃。’”《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说：‘他那个样子，怎么能够不亡国呢？’孔子说：‘有仲叔圉主管接待宾客，太祝鈟主管宗庙祭祀，王孙贾主管军旅之事。他这样做，怎么能够亡国呢？’”等等。然而，鲁国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孔子也最终决定不再求仕了。

　　　　不再求仕了的孔子虽然也还关心政治，并经常回答弟子们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但他的主要精力却用在教学和整理“六经”上了。尤其是整理“六经”，这是孔子晚年最主要的工作。

　　　　所谓“六经”，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著作。其中《乐》本无书，实际上只有“五经”。所谓“经”，金文中作“经纬”之意，战国末，作“经典”解。西汉武帝后，则专门指经过历代封建政府筛选而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经典。但战国后期称作“经”的，首先是道家和墨家的典籍，并非是儒家典籍所独有。儒家典籍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有了“六经”之名。后世所谓的“经”是“常典”，“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恒久之至道”，“不易之称”等，都是汉武帝之后尊经者之言，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经”的本意。

　　　　“六经”的产生，有先有后。据《汉书·艺文志》的编排，《易》最早，《书》次之，往后依次是《诗》、《礼》、《乐》、《春秋》。

　　　　《易》，即《周易》，又称《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其主要内容是用“—”“——”两个符号代表“阳”和“阴”，这两个符号连叠三层，组成八卦，八卦互相重叠，再组成六十四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每一卦由卦名、卦象、卦辞、爻题、爻象、爻辞组成，一共是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六爻(乾卦、坤卦各多出一个用九、用六爻)。传统的说法，《易》是伏羲氏画的卦，周文王重卦，并作卦爻辞。《易经》有“经”和“传”两部分。传包括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篇，其中彖、象、系辞各分为两篇，这样共有十篇，称“十翼”。

　　　　《书》，即《尚书》，又称为《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典文献，是关于夏商等王朝的历史档案的汇编，汉代有今、古文《尚书》两种，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今、古文都散佚。现在传世的《尚书》是东晋梅赜所献，计有五十八篇，包括汉代失传的今、古文《尚书》两种，据后世学者考证，其中有一半是伪造的。

　　　　《诗》又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作品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据说西周时，专门设有采集诗歌的采诗之官，便于统治者了解和考察民情，评判政治得失。这些搜集起来的诗歌，最后由各诸侯国和周天子的乐官整理成册，谱上曲子在宫廷演奏。这些诗歌之合集就是《诗》，这些乐曲就是另一部儒家典籍——《乐经》。

　　　　《礼》即后来的《仪礼》，又称《士礼》、《礼经》，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共十七篇。是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必修的课程。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述了鲁隐公六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代君主，二百四十四年间发生的事情。

　　　　“六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见《庄子·天运篇》。在孔子的言论集《论语》中，也有孔子多次引用“六经”的记载。孔子所引用的“六经”是否与传世的“六经”完全一致，我们还不能确知。但“六经”之所以成为儒家永恒不变的真理，却是因为孔子的缘故。据说，孔子对“六经”进行了整理加工。具体说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下：

　　　　第一，孔子作《易传》，即作“十翼”。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致于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都弄断了好几次。他还说：“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够充分掌握理解了。”这里司马迁所说的《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正是《易传》的主要内容。

　　　　第二，孔子“序《书传》”。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残缺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所以《书传》、《礼记》都是孔子编定的。《三代年表》也说：“孔子根据史官记载……编定了《尚书》，而省略了年月。”《汉书·艺文志》也说：“《书》的存在已经很久远了，至孔子……上断于尧，下至于秦，共定为一百篇，并为之编排次序。”

　　　　第三，孔子删《诗》。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他把重复的删除掉，选取其中可用于礼义教化的，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叙述殷、周两代的兴盛，直至记载周幽王、周厉王政治缺失的诗篇。而开头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其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

　　　　第四，孔子“缀周之礼”。

　　　　《史记·孔子世家》说：“《礼记》自孔氏。”《汉书·儒林传》又说：孔子“缀周之礼”。

　　　　第五，孔子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说：“到了周的末世，世运衰落，王道微弱，邪僻的学说和残暴的行为兴盛起来，臣杀君的人出现，子杀父的人出现。孔子为之忧惧，删定了《春秋》这部书。《春秋》作为记言、记行的史册，本来是天子分内的事情。所以孔子说：‘知道我的人全在这部《春秋》了，怪罪我的人也全在这部《春秋》了！’”又说：“孔子作成了《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起来。”同书《离娄下》篇还说：“君王采诗的事迹消亡了，《诗经》也就不见了。《诗经》不见了，然后才有《春秋》问世。晋国的《乘》，楚国的《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它们所记载的事迹，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它们的笔法，都是史书的笔法。孔子说：‘至于申明大义名分这一点被我私自借用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说：‘不成啊，不成啊！君子最担忧的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的名声。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啊！我用什么贡献给社会留下好名声呢？’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旧制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的法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国君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周襄王入会的，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情，后代有的国君加以称举推广开来，使《春秋》的义法在天下通行，天下那些乱臣奸贼就都害怕起来了。孔子在任司寇审理诉讼案件时，文辞上有可与别人商量的时候，他从不独自决断。到了写《春秋》时就不同了，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应该删削的一定删掉，就连子夏等这些长于文字的弟子，一句话也不能给他增删。弟子们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代人了解我将会是因为《春秋》，后代人怪罪我也将会是因为《春秋》。”

　　　　上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不一定都十分确切，有的甚至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六经”都与孔子发生过关系，上述文献所记载的，至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一种看法。如果没有这些看法，“六经”也就不可能成为儒家永恒不变的真理。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8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7 09:43:55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一代伟人孔子在他自己“泰山就要倒了！梁柱就要断了！哲人就要死了”的感叹声中，卧病七日而死。这一天是夏历二月十一日，这一年孔子七十三岁。

　　　　孔子去世，弟子们非常悲痛，他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为老师守三年之丧。子贡独自守了六年。鲁哀公也来吊丧，并致诔文说：“上天你怎么这么残酷呀，不肯为我留下这样一位老人保障我的君位。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会得病的。悲哀呀，尼父，我失去了约束我的人了！”“尼父”，这是对孔子最早的尊称。

　　　　约三百年后，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服饰、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代，读书的人仍然尊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作为判断衡量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司马迁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们也陆续给了孔子很多的封号。主要有：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圣尼父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先师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先圣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太师

　　　　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隆道公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玄圣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至圣先师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孔子之所以能在身后享受如此高的荣耀，源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兴办私学，招收生徒，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以前，文化教育由官府垄断。所谓“学在官府”，“学在王官”，就是说文化学术由国家统一派专人掌管，即我们所说的史官，国家有关典籍、国家档案、礼乐制度和一切文字材料等，都由他们负责解释、制作、收藏。学校则分小学、太学，均办在宫廷的官府里，由贵族把持和垄断，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子弟，一般平民百姓是无缘于此的。春秋以降，随着一些诸侯国的强盛，随着列强对土地、财富、权利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随着周王朝大一统政治的土崩瓦解，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也被打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形成，文化学术开始下移，由“官学”走向“私学”。一些学有所长的士人，适应时代的要求，也结合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设立私学，聚徒讲学。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兴办私学，如郑国的邓析就办过学习打官司的培训班，门下“学讼者不可胜数”。与孔子同时代的少正卯、王骀也在鲁国办过私学，《论衡·讲瑞》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庄子·德充符》记载，跟随王骀的学生“与仲尼相若”。这些记载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一些传闻，但确实能反映出当时私学的存在。

　　　　在春秋末年的私学中，无疑，孔子所办私学是影响最大的，也是最富有成效的。

　　　　孔子收徒讲学，大约开始于他三十至三十五岁期间，此后无论是在鲁从政，还是在周游列国途中，亦或是自卫返鲁的晚年，他都没有停止过聚徒讲学。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前后收的学生达三千多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孔子办私学，“有教无类”，不以家世、门第等为条件，只要“行束以上”，即可收之为徒。在他所招收的学生中，从国别看，有鲁、卫、齐、陈、晋、宋、吴、蔡、秦、燕等十余个诸侯国，其中鲁国最多，多达六十一人(可疑者十七人)，卫国次之，有十一人(可疑者六人)，齐国九人(可疑者五人)，其他诸侯国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不等。从出身看，有贵族、商人、平民、野人、贱人、鄙人，甚至“大盗”、“大驵”，如，孟懿子、南宫敬叔，都是鲁国贵族；颜回、曾参是鲁国平民；子贡是卫国商人。从年龄上看，大的仅比孔子年少几岁，如秦商，生于公元前547年，少孔子四岁；颜无由，生于公元前545年，少孔子六岁；冉伯牛，生于公元前544年，少孔子七岁。小的要比孔子年少五十多岁，如公孙龙，生于公元前501年，少孔子五十三岁；颜刻，生于公元前501年，少孔子五十岁。有的甚至是父子同为孔子弟子，如颜路、颜回父子，曾点、曾参父子等(参见李启谦先生《孔门弟子研究·孔门弟子表解》，齐鲁书社，1987年版)。

　　　　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有很多好的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一)“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不同特点施以不同的教授。例如，子路问：“听到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冉有也问同一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就去做。”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公西华对此大惑不解，就问为什么同一个问题，会有两种回答呢？孔子解释说：“冉有胆小怕事，所以要鼓励他。子路争强好胜，所以要求他慎重些。”又如，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违背礼的准则。”孟武伯问孝，孔子则回答说：“父母最忧虑的就是子女生病。做子女的注意好身体，不生病，就是孝。”子游问孝，孔子则又回答说：“现在的所谓孝，就是说能养活父母。这是连犬马都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不从内心尊敬父母，仅仅养活父母，那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三个弟子问孝，有三种不同的回答。而另一个弟子子夏问孝，孔子的回答又与前三者迥异：“在父母面前经常面有愉悦之色是很难的。有事，年轻人去做，有酒食，年长的人食用，难道这就能被认为是孝吗？”此外，对于弟子们问“仁”、“礼”、“君子”等，孔子也都根据个人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

　　　　(二)启发诱导，不搞满堂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如子贡问：“贫穷而不去巴结奉承，富足而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自乐，富足而好礼。”孔门高足颜回曾总结说：“孔子之道，越抬头看越觉着高妙，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奥。有时候你觉得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去了。夫子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想停下来不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竭尽我的才能了，似乎也能独立处事了，即使这样，我想再进一步又不知道怎么着手了。”

　　　　(三)联系实际，因事而教，不讲空洞的大道理。

　　　　例如，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来告诉孔子，孔子就联系这件事告诉冉有和子路：“我听说有国有家的人，不必担心财富不多，而是担心财富分配不均匀；不必担心人民贫穷，而是担心国家是否安定；若是国家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民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国家安定，便不会觉得危险；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来归顺，就再修文德使他们来归顺。他们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心。”再如，有一次，孔子从泰山脚下路过，见一妇人在墓边哭，便派弟子上前询问原因，妇人细说了因官府的苛捐杂税带来的痛苦，孔子听后感叹地说：“苛政猛于虎啊！”

　　　　(四)平易近人，教学相长。

　　　　《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道：“有酒窝的脸笑起来很好看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四顾流盼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绚丽的花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先有白色底子，后画花。”子夏又问：“是不是礼产生在仁义后面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启发我的人是你呀！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在这个故事中，先是孔子教子夏三句话的意思，反过来又受到子夏的启发，教学相长。再如，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发动叛乱，派人去召孔子，孔子也很想去，但是弟子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呀？”孔子虽然嘴里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吗？假若有人重用我，我将使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弟子子路的批评，没有去。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范中行的家臣佛筭时任中牟(故址在今河北省邢台、邯郸之间)宰，欲召孔子前去帮助抵抗晋兵，孔子也愿意前往，但弟子子路说：“从前我听老师说，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筭盘踞中牟叛乱，您却想去，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虽然也做了辩解，说：“坚固的东西是不能磨薄的，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我岂只是被挂在腰间而不能吃的匏瓜？”但孔子最终也还是没有去。

　　　　在教育内容上，孔子教育学生主要是四个方面：“文”、“行”、“忠”、“信”。“文”是指文化知识，主要指书本知识。那时，没有现成的书本和教材，孔子就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存世的文献加以整理、修订，以供学生学习。“忠”、“信”是指道德。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和道德概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仁”、“义”、“智”、“信”、“忠”、“孝”、“悌”、“勇”、“恕”、“温”、“良”、“恭”、“俭”、“让”、“教”、“中庸”、“宽”、“敏”、“惠”、“友”等，要弟子们去体验、去遵守。

　　　　孔子兴办私学的目的，是培养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优秀人才。孔子是一位教育学，更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有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见于《礼记·礼运》篇，意思是说，到了大道施行的时代，天下是大家的。人们选择贤能的人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求信义，相互和睦。每个人不只是对自己的亲人亲，对自己的儿女爱，使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壮年人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年幼的人有人抚养，鳏寡孤独及有残疾的人都有人养活，男人有合适的工作，女人生活有所依靠。生产的东西归大家所有，不许私人侵占。人人都以劳动为荣，不劳动为耻，各尽其能，社会上没有欺诈谋私利的事情发生，没有偷窃抢劫的现象出现，因为没有私人的财产，大门也不用关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这通常被认为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一幅极尽理想化了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的社会图景。正因为是极尽理想化了的，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在大同的政治理想之外，孔子又根据现实的原则，提出了一个“小康”世界的蓝图：“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贷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意思是说，现在大道既然不能施行，天下成了家天下。人们只是对自己的亲人亲，对自己的子女爱，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努力。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家天下”统治形成制度，有武装保卫的坚固的城池作为统治的中心，有维护统治秩序的各种礼仪制度。在这些条件下，来确定君臣上下尊卑等级秩序，使父慈子孝，兄弟团结，夫妻和睦，来设立制度，确定各级统治机构，重用有勇力有智谋的贤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建立功业。所以欺诈谋私之事由此兴起，战争也因此而发生。这就是所谓的“小康”社会。孔子的“小康”蓝图，实际上也就是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公之制，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这一理想蓝图，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兴办私学，培养生徒，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兴办私学，打破了旧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整理文献，传授学生，对保存我国古典文献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兴办私学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教学方法等，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滥觞，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开创儒家学派。

　　　　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源远流长，曾对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创立儒学，是他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

　　　　“儒”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但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据研究，早期的“儒”具有如下含义：一是温和、文弱、优柔、迂缓；二是柔软、等待、懦弱、犹豫不决。以“儒”作为一类人的命名，那么这一类人就性情上讲，温和、柔顺、懦弱；从为人处事上看，优柔、等待、犹豫不决；从外部行为上看，文弱、迂缓，基本上是指处在社会下层的，以谋生为急的最低等的知识分子。

　　　　根据术业的不同，“儒”又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一类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

　　　　《周礼·天官·冢宰》说：“儒以道得民。”郑玄注释说：“儒，诸侯保民，有六艺以教民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说的就是这种“儒”。《周礼·地官·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师其属而掌邦教”。司徒有大司徒、小司徒之分，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这“本俗六”中就有“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所谓“道艺”通常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里的“师儒”也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他们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

　　　　一类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儒”。

　　　　《史记·孔子世家》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然不能究其礼，所以说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至于它们能够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这是任何一家都不能替代的。《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类“儒”的特征是奉孔子为宗师，尊《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典，就是这个学派，后来成为显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这类“儒”与原始的“儒”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原始的“儒”只知谋食、忧贫，不知其他。其谋生的手段也基本囿于为人治丧、相礼街头“鄙事”，就像孔子少时一样。而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则不但谋食、忧贫，而且超越了这个层次，还忧道、谋道，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毫无疑问，是孔子首先实现了“儒”的这种转变，孔子是如何去实现这种转变的，为何要实现这种转变呢？对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意见。笔者较倾向于王均林先生的观点(参见《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第二章第二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先生认为，孔子是一位富有历史感并对前人的历史文化创造怀有崇高敬意的伟大思想家。他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对三代礼乐文化进行过一番“敏以求之”的考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他对三代礼乐文化的肯定并不是盲目崇拜式的，而是用发展的观点，认为三代礼乐文化的发展是逐步完善的，至周代始达到“郁郁乎文哉”的鼎盛状态。对于这一鼎盛的时代，孔子向往之，认为是“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生、长、壮、老的生命过程，三代礼乐文化也不例外，不幸孔子正生在这一过程的衰老期。诸侯群起，周室衰微，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秩序，被相继称霸的诸侯彻底打乱，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无道”乱世。正是这样一种对礼乐文化崩溃之难的深切感受，激发了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历史文化使命感和政治家的责任心，使他自觉地承担起挽救礼乐文化的历史重任，走上了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艰难之路。

　　　　孔子在这条拯救礼乐文化的历程上艰苦跋涉，在前文中已有涉及。孔子为何能成功地实现“儒”的这一转变呢？这源于他对文化命脉的体认与承担。

　　　　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也就是另一种新文化兴起之时。当三代礼乐文化衰落之时，另一种新文化，即诸子百家参与创造的、秦汉以后奠定了规模的封建主义文化兴起。如何承接这两种不同的新旧文化，是诸思想家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高低的关键。正是在孔子那里，这种前后承接关系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他不是像老子那样采取“破”与“立”的形式，而是从正在崩坏衰落的礼乐文化中体认出一种传统，并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从隐约幽晦的状态中提取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一以贯之于新兴的封建主义文化之中。这个传统就是师统和学说。正是由于孔子从礼乐文化中把这个传统接了过来，通过一番创造性的转换，亦即“弘道”，使其充实、提高，焕然一新，成功地解决了两种文化的承接关系问题，才使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成功地体认和解决了两种文化的承接关系，使得孔子成为几千年礼乐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孔子也因此赢得了众弟子的拳拳服膺，达到了迷信和崇拜的程度。他们一改原始“儒”之卑逊、懦弱、柔顺，只知糊口果腹，既散漫又浑浑噩噩、倨傲、坚强、刚毅、以谋道为生，并聚集于孔子的旗帜之下，在统一明确的宗旨下行动，其社会地位也由以前的常常为人所鄙视和戏弄而一跃至社会上层，不仅不在从事“鄙事”，而且“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列传》)。

　　　　就这样，在孔门，以孔子为领袖，以孔子的众多弟子为坚定的追随者，组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包括孔子本人，是来自于殷民中那部分以助丧相礼为职业的儒，经过孔子的改造，他们成就了一种全新的儒行，被后人称作儒家学派。

chaosxyz · 发表于 2007-1-8 09:40:29

我就想知道下,古人的姓是随爹还是随娘?

lj25824829 · 发表于 2007-1-8 11:03:26

这个不好介定,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孔子是随他父亲的姓氏.

chaosxyz · 发表于 2007-1-9 11:45:04

那他爸爸为什么不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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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父亲叔梁纥 】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