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清宫疑案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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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符：合符为铜镀金质，铸阴、阳文篆书“圣旨”二字，背面为龙纹。凡中夜有旨，须出禁城门者，须持阳文合符，经查验与阴文合符，符合无误后，才开门放行。

　　景运门、隆宗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各存阴文合符，以阳文合符，存于大内。如夜间奉旨差遣或有紧急军务，须开门时，由大内持出阳文合符，护军参领以阴文合符照验，相符即开门，并报值班统领。其苍震门、启祥门等，遇阳文合符时，护军参领即报统领，亲携阴文合符，与阳文合符后，方可开门，次日奏报。

　　应当说皇宫门禁很严，但陈德还是混进紫禁城里。原因很简单，不是制度不严密，而是执行有疏漏。嘉庆帝针对宫廷禁卫的疏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德行刺嘉庆帝事件虽属个案，但蕴涵着嘉庆朝的严重社会危机。如果说陈德行刺嘉庆帝属个人反抗行为的话，那么天理教众攻入宫城，则属有预谋、有组织、有策划、有兵器的社会性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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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处理完陈德突发事件十年后，又发生天理教众攻入紫禁城的更为严重的皇宫惊变。

　　先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帝秋狝木兰，原定进哨以后，行十三围，但因持续阴雨，“溪水骤溢，沙渍泥淖，人马皆不得前”，仅行五围，便于九月初一日，下令减围出哨，自避暑山庄返回北京。嘉庆帝令皇二子旻宁等先行回京，他随后回銮。嘉庆帝在归途中，接到奏报：天理教在滑县滋事：“滑县已失，县官被戕。”为此，嘉庆帝在当天连发数谕，调兵遣将，进行堵剿。各方大员在接旨后，加意防范堵截。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嘉庆帝正驻跸在丫髻山行宫。这一天，紫禁城内发生震撼宫廷的大事变。

　　这起皇宫惊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根源是天理教的传播与流行。事变经过要先从天理教说起。

　　天理教属于白莲教支派，是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河南滑县人李文成等，将分散在京畿的红阳教、白阳教、坎卦教等，同直、鲁、豫就是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组成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组织。

　　天理教的教民多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少量的中农和下层官吏。天理教的教众很多，仅北京黄村一带，就有一万余家。在天理教起事之前，其首脑林清、李文成等编造“单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和“若要红花开，须要严霜来”等谶（chèn）语，制造舆论，蛊惑群众。谶语是巫师迷信的说法，为将来会应验的隐语。林清又称刘林，前一句谶语的意思是：汉帝姓刘，暗示“北水归汉”、“乾坤传刘”，就是姓刘的要坐天下；“严霜”为李文成的暗号，后一句谶语的意思是：暗示李文成来，红花便开。他们扬言：星象示变，要动干戈，为起事造“天意”依据。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各地天理教首脑聚会于河南滑县道口镇，决定“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起事”，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会后，李文成到北京会见林清。林清是北京大兴县宋家庄人。他们约定：李文成先在滑县举事，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竿而起，共同进逼京畿；林清则在京师城内响应，与李文成的教众里应外合，夺取京城。

　　嘉庆十八年（1813年）八月底九月初，滑县天理教徒在大伾（pī）山中打造器械，被知县强克捷侦知，将李文成等逮捕入狱。为营救李文成，天理教众提前于九月初七日起事。这一天，天理教众5000多人，头缠白布，身着白衣，攻占滑县城，杀死县令强克捷，救出教首李文成。李文成在滑县衙署内设羽帐，竖大旗，上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他们攻下附近军事据点道口镇等，因清军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大兴，对李文成提前举事的消息一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攻紫禁城。

　　时满洲正黄旗汉军曹福昌已投靠林清，他透露嘉庆帝将于十七日返抵白涧行宫，到时留京大臣出城迎驾；是日乘虚而发，成功把握较大。但林清认为九月十五日的举事日期为“天定”，不宜更改。于是决定：如期举事，攻打皇宫。最初打算派出数百人，但内应太监认为“禁中不广，难容多人”，并恃天理教众有“神术”，可以获胜。林清倚恃内应太监熟悉宫禁，决定派200人，分作东西两队，太监王得禄、阎进喜则居中应援。他们约定以“白帕”为标志，在十四日，化装成小商贩等，各备兵器混杂于酒肆、行商中，分别在菜市口、珠市口、鲜鱼口等处会齐，待十五日午时，即向皇宫发动进攻。林清则坐镇大兴黄村指挥。

　　十五日，早晨，林清派出天理教众，约定分头行进，由宣武门潜入，然后200多名天理教众，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午时一到，由宫内太监接应，开始攻夺皇宫大门——东华门与西华门。

　　东华门一路。攻打东华门的一支，由陈爽带领，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为向导内应。他们快要攻进东华门时，有卖煤的人争道，有人暴露了兵器，被守门官兵察觉，门卫关闭了城门。结果仅有陈爽等少数人闯入东华门内，其余都逃逸。署护军统领杨述率领护军，御天理教众于协和门下，杀死数人，有的教民则冲到内廷的侧门苍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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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门一路。攻打西华门的一支，陈文魁居首，刘永泰押后，太监张太、杨进忠、高广福为向导内应。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他们率领50余人，全队进入西华门。尔后，他们反关西华门，以防清护军进来。陈文魁等天理教众，边进边战，杀死守卫数人，由尚衣监、文颖馆，冲进到隆宗门外。由于时间耽搁，护军得到警报，关闭了隆宗门。双方激战在隆宗门外。天理教众由隆宗门外小房，登上高墙，窥视大内。这时，有几名天理教众，由廊房越墙，冲向养心殿。正在上书房读书的诸皇子闻变，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急命进撒袋、鸟铳、腰刀，饬太监登垣以望”。有的教民手举白旗，攀墙登殿，近养心门。旻宁立于养心殿下，“发鸟铳殪（yì）之，再发再殪”，以鸟枪击毙墙上二人。皇三子绵恺，紧随皇兄旻宁之后，冲到苍震门，也发枪射击。留京的礼亲王昭梿、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闻警后“急率禁兵，自神武门入卫”。时诸王公大臣已从神武门急入，聚集在紫禁城西北角的城隍庙前。随后火器营的1000多人也调入紫禁城。正当天理教众准备放火焚烧隆宗门时，火器营官兵赶来阻击天理教众。

　　天理教众以几十个人的短小兵器，去对付强大的护军，又有诸王大臣督战，自然必败无疑。最后教众退到武英殿前，寡难敌众，或遭擒或被杀，无一幸免。后经过一番搜索，内应太监七人也全被擒获。

　　在紫禁城里潜藏的天理教众，熬过一夜。第二天清晨，又下了一场雷阵雨。天理教徒，饥无可食，渴无可饮，夜不可歇，神不得宁。他们熬过两昼夜，直到十七日，才被搜查出最后的十几人，但没有一个主动投降的。

　　此时的紫禁城内，一片混乱，甚至镇国公永玉、护军统领石龄等，竟要准备车辆逃跑。翰林院编修陶凫卿遇袭，仆人骆升以身遮挡，骆升被砍几刀，陶凫卿才保住了性命。他后藏于柜中，到十八日才被发现。

　　十七日晨，清廷派番役到南苑黄村西宋家庄林清家中，佯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林清信以为真，继而被诱捕。朝廷又派人逮捕了林清家属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至此，天理教众进攻皇宫的行动失败。嘉庆十八年（1813年）是癸酉年，这一事件又称为“癸酉之变”。

　　此时的嘉庆帝呢？他在丫髻山行宫，于十六日获得皇宫惊变的急报，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嘉庆帝随后返京。

　　十八日，嘉庆帝命大臣起草《罪己诏》。十九日，当他路经京东燕郊时，传闻“有贼三千，直犯御营”，扈从大臣、兵丁都吓得面如土色。嘉庆帝此时强作镇静，说：“不必惊惧。俟贼果至，汝等效力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事后证明，这是谣传，一场虚惊。他当天回到北京，诸王大臣等迎驾于朝阳门内。嘉庆帝非常感慨，众大臣也都呜咽痛哭。

　　二十三日，嘉庆帝在西苑（今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审讯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廷讯开始，命先将刘得财、刘金二人带来，斥问为何“萌此逆谋”，将二人夹打后处决。接着提审林清。林清在重刑之下，承认此次进攻紫禁城之目的，就是要把皇帝赶回关东。嘉庆帝恼羞成怒，命将林清凌迟处死，并将其首级送到直、鲁、豫地区示众。此后，嘉庆帝派兵火烧起义据点大兴县宋家庄，林清的姐姐、妻子，按律缘坐，均被处决。嘉庆帝再三严令对其他被捕者，严加审讯。在审讯中，施用了各种酷刑。最后，嘉庆帝命将被捕者及其家属共300多人，或处死，或流放，或为奴。他们的房屋、土地、财产被抄没，分赏给八旗官兵。后又在太监中进行了严格地清理，对相关太监或发往黑龙江给官员为奴，或拨给亲王、郡王名下管束使用。

　　这次事件使清朝皇帝第一次认识到自入关170年来，大清的江山社稷发生了危机。嘉庆帝回宫后颁布《罪己诏》，声言要把与事者斩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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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等地追剿；又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下令对起义地区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区别首从，教徒不究。在“剿抚兼施”的政策下，直、鲁两地天理教军主力，仅两个月，基本瓦解。

　　嘉庆帝遭遇紫禁城两变后，为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决定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严密保甲法；搜缴了1000本“奸盗邪淫”书籍，披阅后于殿廷烧毁；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出入紫禁城；不准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师城内及紫禁城、圆明园增设哨卡，添置、整修防御工事和设备；增加驻防军队；严格紫禁城内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制度，等等。

　　平定天理教起义后，九月十七日，嘉庆帝自白涧回跸燕郊，特颁《遇变罪己诏》。其大意说：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逆匪，犯禁门、入大内。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xǐ）！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四）对嘉庆帝的《罪己诏》，可作几点分析：

　　第一，态度尚好。嘉庆帝这个人，遇到大的事变，总是反省自己。不像有的人，文过而饰非，功劳归己，过错责人。甚至不惜伪造文件，表明圣上一贯正确。他说，遭此突变，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又说：“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这话不管是做样子也好，真心实意也好，总算表了个态，做了自我批评。

　　第二，表彰功者。事变后次日，封皇二子旻宁为智亲王。他说：“旻宁系内廷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一闻有警，自用枪击毙二贼，余贼始纷纷潜匿不敢上墙，实属有胆有识。朕垂泪览之，可嘉之至，笔不能宣。宫廷内地，奉有祖考神御，皇后亦在宫中。旻宁身先捍御，护保安全，实属忠孝兼备，著加恩封为智亲王。”（《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四）

　　第三，批评臣工。他说：“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这四个字——因上、循旧、怠惰、玩职，道出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解决的办法，要么“赤心报国”，要么“挂冠致仕”，而不要尸位素餐，误国误民。

　　第四，笔随泪下。天理教众，手无寸铁，200余人，攻入禁城。他说：这是大清国170年以来，也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未有之事。并为此而“笔随泪洒”，真是动了心！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重大事变面前，哭天抹泪，不算英雄。要在有气魄、有格局、有毅力、有办法，勇于克服积弊，敢于进行改革。可惜，“平庸守成”四个字，决定嘉庆帝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第五，心有余悸。嘉庆帝遭遇天理教徒之变时54岁。这年，他连生日也没有心思过了。他说：“十月初六日，为朕寿辰，国家典礼，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补褂，正日御正大光明殿受贺，此定例也。今岁突遇此祸，若仍照常年典礼而行，朕实无颜受贺，况军书交驰，邪氛未靖，尚有何心宴乐乎！……向年俱进如意，即日回赏，原上下联情之意耳！今遇大不如意之事，岂可复行呈进。朕不见此物，转觉心安；见物思名，益增烦闷矣！”（《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五）

　　第六，见微知著。嘉庆帝直至他临终的前一年（嘉庆二十四年），还在大臣的奏折中朱批道：“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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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嘉庆帝究竟汲取了什么历史教训呢？没有！没有从根本上敬畏历史，牢记教训，从而加速一个历史趋势——江河日下，社稷日危！

　　相关推荐书目

　　（1）（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

　　（2）关文发：《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张玉芬：《嘉庆道光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万依主编：《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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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光绪皇帝正常病死者，主要依据是：

　　第一，官书记载。《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等官书，都记载光绪帝是正常病死：

　　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七九）

　　上疾大渐，酉刻，崩。（《清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癸酉）癸酉（二十一日），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二》）

　　以上，都说光绪皇帝病重而死，是自然死亡。

　　第二，久病难医。光绪帝长期身体不好，久病难医，因而病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光绪帝身体多病，但尚能维持。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即使云集天下名医来京会诊，光绪帝的病依然有增无减。因为：其一，这一年发生戊戌政变，他开始了从帝王到囚徒的生活。他夜间失眠，气不舒畅，神烦心悸，健康日差。其二，珍妃被害，孤苦难当。在《宫女访谈录》中记载：“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从此以后，光绪帝的病，日益加重，直至病故。

　　第三，私人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光绪帝诊病后，在其所著《德宗请脉记》中，记载了他为光绪帝诊病经过以及光绪帝临终前的病状。他看过光绪帝的病症说：我此次进京，以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无错。他在著述中认为光绪帝属于正常死亡。

　　第四，档案记载。两份档案材料提供光绪帝的死因。

　　其一，光绪帝《病案》（《脉案》）。光绪帝37岁时的《病案》，记载了他从小身体虚弱和病情发展，资料翔实且私密：

　　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较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心头疼体酸，夜间盖被须极严密。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年（1886年）的脉案还记载，光绪帝经常患感冒及脾胄病，经常服用汤药、丸药。可见光绪帝在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身体衰弱，多病缠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脉案》记载：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地步。宫中御医们束手无策。五月初十日《脉案》记载：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九月《脉案》记载：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失调。十月十七日，三名御医会诊《脉案》记载：光绪帝的病情，极度虚弱，元气大伤，病情危重，出现心肺衰竭症状。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的《脉案》记载：夜里，光绪帝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二十一日《脉案》记载：光绪帝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口倒气。傍晚，光绪帝死。

　　其二，光绪帝医药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了珍藏的历代清宫医案，有关光绪帝的脉案十分齐全，特别是他临终前半年病情加重的时段，诊断记录和服药经过尤为完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绪帝进入弥留状态。御医张仲元等人诊得：“皇上脉如丝欲绝。肢冷，气险，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随后，又经御医多方努力，却无力回天。

　　第五，学者观点。有学者根据清宫医案记载认为：光绪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临终，病状逐渐加剧，既没有中毒的迹象，也没有暴死的症象，病死之因，属于正常。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光绪帝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等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帝壮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绪帝的御医六人，每日一人轮诊，各抒己见，治法不一，也耽误了医治。“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变化，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症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光绪帝是死于疾病”（《从清宫医案论光绪载湉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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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光绪帝“正常病死说”相反，有人提出光绪帝“被人害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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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自被慈禧皇太后“废黜”之后，整整过了10年的幽禁生活，长期忧闷，无处发泄，“怫郁摧伤，奄致殂落”。从据清宫太医院档案选编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可以看出光绪帝体弱多病。该书所选有关光绪帝182个医方中，神经衰弱方64个，骨骼关节方22个，种（ｚｈòｎɡ）子长寿方17个等。但是，光绪帝医药条件极好，猝死的可能性不大。他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一天突然崩驾，事情过于巧合，因而噩耗传出，朝野震惊。于是，光绪帝被人谋害致死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

　　第一，袁世凯毒死光绪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帝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又说：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了毒，将光绪帝毒死。他回忆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帝在死之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叫人送来的。”

　　上述说法虽符合情理，但也有可商榷处。光绪帝痛恨袁世凯，并“日书项城（袁世凯）名以志其愤”（枝巢子《旧京琐记》），这是朝中人共知的事实，所以说袁世凯想谋害光绪帝以除后患在情理之中；但袁世凯要想害死光绪帝而又不被追究，就必须得到慈禧太后主使或默许，否则由此获弑君之罪，袁世凯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况且，向皇帝进药必须经过多道御检，如果药性有剧毒，很难不被检出来。因此，袁世凯进药毒死光绪帝的说法值得商榷。

　　其二，李连英毒死光绪说。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帝，他们怕慈禧太后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对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太后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帝害死。

　　其三，其他人毒死光绪说。曾做过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民国年间杂志《逸经》上著文说：在光绪帝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皇上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帝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帝，但光绪帝肯定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第四，慈禧毒死光绪说。《清室外纪》、《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等书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惟恐自己身后光绪帝重新执政，推翻前案，倒转局势，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帝害死。《我的前半生》一书记载：“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人们普遍认为：年仅34岁的光绪帝，反而死在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会是巧合，而是慈禧太后处心积虑的谋害。因此，真正要害死光绪帝的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后。

　　据说慈禧太后在病重期间（时太后泄泻数日矣），“有谮（zèn）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所以指使亲信太监李连英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

　　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一书中说：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儿哪儿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拉。”“塌拉”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中南海仪鸾殿（今怀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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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拉”，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

　　上引启功先生口述历史中的“乐寿堂”在颐和园，不在中南海，可能是先生口述疏忽或记录疏误。据中南海研究专家吴空先生讲：中南海仪鸾殿被八国联军焚毁，后移址新建的仪鸾殿，为慈禧太后晏驾之所，今殿名为怀仁堂；原址新建的仪鸾殿，改名为海晏堂，袁世凯时改名为居仁堂，今已拆毁。

　　以上四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不能证实。那么，光绪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这里面有疑案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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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害死？怎样看待这桩历史疑案？

　　上文已经说过，清代官方文献和宫廷档案都表明：光绪帝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帝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们总觉得他死在慈禧太后前面，而且只比慈禧太后早死了不到一整天，仅20个小时，这件事太奇怪了！肯定是有人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但所有这些猜疑，到今天为止，也只是猜疑，因为至今没有确凿史料证明光绪帝是被害死的。

　　下面排比正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光绪帝病情变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

　　初一日，光绪帝诣仪鸾殿，问慈禧皇太后安。《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七记载，自癸酉至戊辰“皆如之”，就是从初一日至十六日，每天都是如此。

　　初二日，奉皇太后御勤政殿，日本使臣伊集院彦吉觐见。又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初三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初四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初五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银质四连药瓶初六日，上御紫光阁，赐达赖喇嘛宴。又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初七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初八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初九日，奉慈禧皇太后“幸颐年殿，侍晚膳，至癸亥（十一日）皆如之”。

　　初十日，慈禧皇太后生日，光绪帝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一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二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三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四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五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六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十七日至十九日，御医屈贵庭说：他在光绪帝临死前三天给光绪帝看病，病情突然恶化，在御榻上乱滚，大叫肚子疼。

　　二十日，《清德宗实录》记载：“上不豫”，光绪帝病。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又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二十一日，“上疾增剧”，光绪帝病重。接着，“上疾大渐”，病危。酉刻，光绪帝崩于西苑瀛台之涵元殿。

　　二十二日，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鸾殿。

　　综合以上资料，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实录记载，值得重视。《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皇帝虽然有病、多病，但都是慢性病。临死三天前，仍能进行政事、家事活动。且发病突然，来势急猛，不排除中毒而死的可能。

　　第二，档案资料，值得怀疑。前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御医张仲元等人诊得：“皇上脉如丝欲绝。肢冷，气险，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随后，又经御医多方努力，却无力回天。依此证明光绪帝是病死的，但要思考一个问题：何为因？何为果？显然，据上述档案判断光绪帝是病死的，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御医张仲元等看到的如果是在光绪帝喝了慈禧太后亲赐他的一碗含毒药的“塌拉”后而出现的症状，怎么能说是病死的呢？

　　第三，口述历史，值得重视。“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拉’，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这是启功先生曾祖父亲见亲问的。启功先生的曾祖父，既是礼部尚书，又是当时亲历者，他的口述历史资料，尤当引起重视。

　　第四，御医著文，值得研究。御医屈贵庭民国年间在《逸经》杂志上说：在光绪帝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皇上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但其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帝便死了。因此，御医根据亲历所写的文章，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