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斯•达辛：最后的黑色电影大师

yjy4102

一生与政治纠葛不断，他得以融合了美国和欧洲黑色电影的精华。



当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Jules Dassin）去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才恍然发现，随着这位96岁老人的作别，黑色电影（film-noir）时期的大师级导演们已全部离场。这个好莱坞历史上曾经最具艺术创造力的时期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谓黑色电影，是特指美国1940、50年代集中出现的一些具有黑暗特质的影片，它们往往拥有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宿命天定的主题，和悲观厌世的暗淡情绪。
朱尔斯•达辛的作品便是典型的代表。他的成名作《血溅虎头门》（Brute Force）拍摄于1947年，讲述一群犯人的越狱行动，一直被视为监狱片题材的鼻祖。
监狱题材发展到今天，从《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到《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乃至电视剧集《越狱》（Prison Break），情节五花八门主题却始终如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中权力工具的抵抗。犯人往往代表正义的一方，对抗狱警邪恶的一面。
这个主题在《血溅虎头门》中便已阐述得淋漓尽致。朱尔斯•达辛对于犯人的刻画相当悲壮，他们明知计划已被警察识破，仍与其进行正面交锋，毫无退路的争斗尤其震撼人心。结尾处主人公费尽辛苦来到监狱大门，恰因同伴欲以卡车撞门导致他无法开门，自由近在咫尺却终成泡影，对人生的唏嘘与绝望态度表现无疑。
此后，作品《不夜城》（Naked City，1948）、《盗贼的公路》（Thieves’ Highway, 1949）、《四海本色》（Night and the City, 1950）一部更胜一部，被誉为黑色电影时期的杰作。其中《不夜城》荣获了1949年奥斯卡最佳剪辑奖和最佳黑白摄影奖，其优秀的视觉风格与现实主义手法使之成为后来者争相相仿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具有相同气质的电影纷纷出现，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弗里茨•朗（Fritz Lang）等大师杰作倍出，几乎任意一部黑色电影的艺术水准都高于同时期的默片、歌舞片、西部片。这使得1940、50年代成为艺术创造力惊人的时期。
黑色电影的繁荣不难理解：一方面美国人看烦了大萧条以来电影中就一直提倡的积极振奋，似乎每个主角面对灾难都具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与乐观；另一方面二战打破了人们重回经济繁荣期的美梦，对生活的幻灭与破碎感延伸到了当时每一个艺术领域之中。
在大量的黑色电影中，士兵们发现退伍归来妻子已经另嫁他人，商人们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生意伙伴背信弃义，年轻女子们随时面临着被劫杀的危机，似乎整个社会都不值得为之奋斗。
可悲的是，现实也正是如此。仅从达辛本人的命运便可见一斑。虽然在四十年代他声名大噪，为制片公司赚了不少钱，但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曾为美国***员的达辛也难逃被清理的命运。
那是在1930年代中期，年轻的达辛刚从欧洲学习戏剧回来，在左派剧院做演员。某次演出结束后，他被众人的喜悦所感染，发觉自己是非***员而羞愧，于是他决心要像别人一样做点什么，要创造更美好的世界。2002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达辛曾说：“你长在纽约哈林区，那里的人每天为如何吃饱穿暖而发愁，而旁边就是第五大道，人人过着优雅的生活。你烦恼，你思考，你看到身边那么多的贫困，加入***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达辛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因而该关键字已经被屏蔽。但他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曾经一起工作的导演朋友揭发了他的往日经历，他被HUAC（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反美行动调查所，美国该关键字已经被屏蔽调查组织）列入了黑名单，自此跌入命运低谷。
《四海本色》完成后，没人找他拍片，曾经有可能实现的几个项目都因被人威胁而被资方取消。1953年达辛无奈地离开美国，前往巴黎。
在法国的前五年中，达辛的生活窘迫之际，常常需要靠朋友的救济。他难以找到工作，有次接到个意法合作的电影项目，却在美驻意大使馆强烈要求下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时间长了，制片人都不敢给他工作。
直到1954年，达辛接到一个根据某法国小说改编电影的小项目，讲一群珠宝盗贼的俗套故事。制片人称找他的原因是，书里所有的坏蛋都是北非人，鉴于当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法国导演不适合拍摄，但是达辛没这层顾虑，他可以把这些人都处理成美国人。
达辛接手这个项目，完全是出于生活的拮据，但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深厚的功力使得结果出乎一切人意料。影片《男人的争斗》（Rififi）于1955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亦是达辛导演生涯的顶峰。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弗兰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曾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黑色电影。
片中最经典的是长达三十分钟的作案过程，没有音乐，没有对话，完全让观众沉浸于每个细节，并无意中期待着他们的成功。达辛本人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名盗贼，当然，最终片中所有盗贼的设定都被他处理成了法国人。
戛纳成了达辛生命的最大转折。在这里，他不仅重新开始了事业，也结识了当时在法的希腊名演员玛丽娜•墨蔻莉（Melina Mercouri），后者成为他此后多部影片的女主角，如《痴汉淫娃》（Never on Sunday）、《通天大盗》（Topkapi）。达辛的第二度婚姻因墨蔻莉完满，二人随后定居希腊。墨蔻莉的父亲是希腊国会议员，她本人则是知名的反法西斯分子。1967年，希腊发生军人政变，墨蔻莉被剥夺希腊国籍，驱逐出境。
命运注定一般，达辛再次踏上流亡生活。他们前后在纽约、巴黎居住，直到1974年政权倒台，才回到希腊。墨蔻莉进入政坛，并于1981年成为希腊文化部部长。遗憾的是，直至墨蔻莉于1994年去世，二人始终没有孩子。达辛的前妻为了他生了二女一子，儿子约瑟夫•达辛（Joseph Dassin）曾为法国知名歌手，可惜1980年便因心脏病去世。正是这一年，心情沉痛的达辛拍了他最后一部电影《Circle of Two》，票房大败。
晚年孤独寂寞的达辛主要的工作是以妻子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要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归还200年前掠夺的帕台农神庙雕塑，继续妻子在任时的意愿。
似乎是无意之间，他的一生与政治纠葛不断，不断遭遇流放与驱逐，不断经历愤怒与幻灭。这决定了他影片中独特的冷漠气质，也使得他“因祸得福”融合了美国和欧洲黑色电影的精华。他成为他事业领域的大师，却也是被迫与自己的文化母国割裂的可怜人。
在几年前的采访里，这位九旬老人的话令人心酸：“我永远是美国人，我想念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