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5]文+革一对老夫妇的悲惨命运：因俄语流利被当作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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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我一直想为这个老人写点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对她的印象实在是太肤浅的，肤浅的仅仅靠这一个十几岁儿童的视野，但是，要为这个老人写点东西的念头我从来没打消过。

对这个老人的印象逐渐全面，还要归功于我那已经去了天国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诲中最多的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帮过我们，我们不要忘了人家。

陈大妈严格的说，不算我们小巷人家了。因为她居住的房子，在十字路口的另一端，但是，距离我们家也不过百十米。

陈大妈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人非常热情。据说是上海的大户人家的女儿，所受教育都很西洋化。她待人接物得体大方，那会儿陈大妈也该有近五十岁了，但是，保养的十分好，皮肤十分白皙。看得出来大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

我们家当时人口众多，我兄弟姐妹五人，一家七口全靠父亲那点可怜的工资，日子艰辛可想而知，而更糟糕的是，大哥几乎被一场肾病夺去了性命，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子的艰难几乎让父母愁容不展。就在这时候，陈大妈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她时不时地接济我们，米面油，甚至是现金。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我的心里有了永远的定格。陈大妈知道我喜欢看书，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上几本连环画，我仔细的收藏着，直到我们离开这条小巷的时候，我所藏连环画，居然有一箱子，其中大半都是陈大妈所给。

穿过百十米的小巷，越过那个十字路口，顺着铁制的户外楼梯，爬上三层，就是陈大妈的家。其实大妈的家的正门冲着另外的一条路，进入应当从哪里进，但是，我从来没有走过正门。我喜欢气喘吁吁的爬上三楼，然后拍打着厚厚的红门，稚声喊着“大妈开门”。

后来很多年以后我知道，陈大妈所住的这套房子，是政府专门给专家们住的。大妈的丈夫陈大叔，是一位留俄的医学专家，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我试图在自己的记忆里，调出陈大叔的影像，但是，实在是太模糊了。依稀之中，陈大叔是一个非常严谨干练的小老头，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为人却也十分和善。他甚至教了我几句俄语，后来这几句我耳熟能详的俄语，随着岁月早已经不知所终。

陈大妈夫妇没有子女，所以，他们对我格外好。每一次去不仅仅都能“满载而归”，而且一定是吃的肚皮滚圆。

陈大妈的家非常宽敞，至少有现在说的三室一厅的面积。布置的非常洋气，而且格调雅致。我几乎看到过她家的所有房间。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摆着烛架的大餐桌，因为我不止一次在那里享受美食。再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陈大叔的书房。那书房一面墙都是大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书，大多数是俄文的书，据说是陈大叔留俄回国时带回来的。那些书的装帧都十分华丽，大都是精装本的，书脊上的书名都是烫金烫银的。陈大叔曾经拿过给我看，都是些医学的书籍，我甚至能清晰地记着那里面的人体组织的图和一些黑白的照片。在陈大妈家的墙上，挂着数幅油画，画的都是俄罗斯的风景。有一张很大的黑白照片，是陈大妈夫妇相依背景是苏联莫斯科的红场。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思索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起陈大妈夫妇，我甚至想，如果没有“文+革”或许我应当去服侍着两位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我想我做的倒。但是，这一切今天说来就是一个臆想而已。

疯狂的文+革改变了这一切。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命运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的被改变，被捉弄，被放纵。我们可以一遍遍的回忆，但是，是为了去找回那种“永失我爱”的惆怅和失落么？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读到了这样几段让我动容的文字：

“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而协从的人民惯出来的”。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信仰，而人生最大的悲剧是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如此坚定的信仰原来是彻底的笑谈”。

陈大叔被红卫兵们揪了出来，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满嘴流利俄语的“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就是他们被抄家，所有的书籍都被疯狂的红卫兵们抱到了陈大叔家楼前的广场空地上，那些油画被愤怒的红卫兵戳出一个个怪异的洞。陈大叔被戴上了糊了一层又一层的，厚重的高高的纸帽子，上面黑墨森森的写着“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当红卫兵们点燃了那一堆烫金烫银的医学书籍的时候，在他们的欢呼和啸叫声中，我看到陈大叔抬起自己的手臂，扶正了自己的金丝眼镜。
这是我对这个老人最后的影像，因为随后他就从狭窄的条椅上跌落下来而不治。

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有的时候必然要经历痛苦和折磨，甚至是煎熬。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放声痛哭。但是，很多年以后，我对自己的泪水有些忏悔。因为时间让我知道了一切，因为我终于在岁月中长大，因为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我不掩饰，我为曾经为这样一个人流泪而感到羞愧。

当一个领袖把一种思维演绎成一个民族的悲剧和疯狂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亮色都会从此暗淡无光。我有一个喜欢写诗的朋友，他的一句诗让我怦然动容：

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陈大叔走了，走的那么突然，那么残酷。闻讯的父母，抱头痛哭。笠日母亲带着我去看望陈大妈。当我们一如往常的踏上大妈家那段铁的户外楼梯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它是那么漫长。敲开大妈家的门，看着一地狼藉，母亲和大妈相拥而泣。这是我熟悉的大妈家么？墙上那迷人的油画哪里去了？餐桌上那银色的烛台哪里去了？那一面墙书柜里的书哪里去了？

陈大叔哪里去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经常为这些曾经的片断所不能自持。我们原本不应当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去这样揭开流血的疮疤，难道我们只能在这种血淋淋的往事中寻找么？可是，如果不在这种往事中寻找，请问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意义却又何在呢？

陈大叔走后的不久，陈大妈的侄子从上海赶了过来。他和陈大妈一起料理完陈大叔的后事之后，就把陈大妈带回了上海。

记得大妈临走之前特地到我们家话别，她握着我母亲的手“咱们姐妹从此一别，恐怕此生不能再见，妹妹，保重啊。”姐妹相拥泪流满面。大妈伏下身，抱着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的吻了一下“孩子，好好长大。”

大妈走后的不久，我们的一家随着父亲单位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搬迁，去了一个北部山区，这是后话。

四十多年的岁月，不经意的滑过。有的时候我很想会不会找到陈大叔的埋葬地，哪怕让我站在那里为老人点燃一根香，给他一点迟来的祭拜，但是，我哪里去找？

我相信我的父母和陈大妈伉俪都去了天国，他们会在那里相聚的。

思念的泪，为什么而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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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有发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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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而协从的人民惯出来的”。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信仰，而人生最大的悲剧是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如此坚定的信仰原来是彻底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