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7]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的来历：清末商人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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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这个纯粹舶来的概念，在100余年前传入中国，展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景。辛亥革命期间，民间各种慈善组织自发加入救护行列，与今天的汶川大地震后民间志愿者纷纷自发上阵的景象异曲同工。

1911年10月23日，沈敦和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他手里是一封刚收到的电报：“以两军死伤过多，请即亲率红十字会中西医队迅速前来战地，普救同胞。”电报来自战火正炽的武汉汉阳长江上的一艘兵轮。13天前，在那里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

沈敦和此时在上海是位名人。他先后出任过上海江南水师学堂的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淞沪铁路的总办、上海闸北巡警卫生处总办等职，又是商务总会议董，巴拿马出品协会事务所名誉经理，还在官府有一个“上海记名海关道”的名头。但此刻沈敦和更为人所知的身份，却是七年前创立于上海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中方办事总董。

正是“红十字会”这几字的头衔，让沈敦和无法平静。前线两军对阵，每天都有人在死伤，早一天上前线救治，就早一天挽救许多生命。但也是“红十字会”的这几字，让沈敦和不敢不谨慎行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经停止运作四年了，现在的红十字会归“大清红十字会”管，这“大清红十字会”怎么会批准这种行动？且不说沈敦和对“大清红十字会”没好感，只怕这“大清红十字会”能存在多久都是问题——连大清国都没多少日子了。

沈敦和一天之内就做出了决定：管它什么“大清红十字会”，撇开它，自己组织人马上前线救人去！

日俄战争催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在1904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红十字会”这几个字。瑞士人杜南于1863年创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时，中国正处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与清王朝最后决战的年头。到后来，是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催生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彼时国际红十字会运动已经跨越欧、美、亚等大洲，得到数十国家的承认和参与。

是日本人让中国见识了红十字。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的红十字组织“赤十字社”来到中国战地，他们不仅救日本人，也救中国人。当时的《申报》报道说，“赤十字社中医生及看护妇之驰战地者多至十万人，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仆者，便不分畛域，一体留医”。

日本在1877年成立红十字组织，到甲午战争时，已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七年。在战场上对敌我双方的受伤士兵都予施救，这是红十字会的国际惯例，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匪夷所思。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有过伤害红十字队员的行为，受到西方人的讪笑，这一切对国人刺激甚大，一时成为媒体上的舆论热点。那一年的《申报》上有人指出，红十字会是国家文明的标志，而今天的世界各国，“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朝鲜是个孱弱之国，但中国是文明大国，本应最重仁义，怎能让士兵在战场悲惨呼号，让别国嘲笑我们是野蛮之邦？

真正催生出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的，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那一年，日俄两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开战，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宣布“中立”。而中国的老百姓深受其害。有记载说，在战区，由于死者遍野，食人肉的田鼠比猫还大，而野狗因为常吃人肉，已经快近似于狼，连孤身行走的人都敢袭击。

在开战前，日本曾经派船接走本国侨民及别国洋人，开战后，清政府的官员也想派船去旅顺接本国难民出来，却被驻当地的俄国人拒绝。消息传来，各界震惊。沈敦和与一批上海的绅商们决定要做些什么。

他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一个“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中国历史上，历来不乏由士绅出面主办善会的传统，但这个东三省普济善会，却加上了“红十字”的称号。他们的目的是让交战的两国军队，都能按红十字的国际惯例，为他们的救援提供方便。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组织实际上不伦不类，恐怕难以得到交战双方的认可。
沈敦和对他的朋友们说：“红十字会之设始于瑞士，遍于环球。独吾国向不入会。以不入会之国而欲设红十字会，外人必不承认。不承认，则不允入战地以救民。事亟矣！”

沈敦和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找到这位在华传教士中的领军人物，请他帮忙，说动在华的英、法、德、美等国代表，共同成立一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样的红十字会，日、俄还敢不认可？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中国点子。1904年3月10日，在沈敦和、李提摩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宣告成立。

由“万国”走向“大清”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完全不同的组织。它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45名董事组成，从中再推出9名“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包括有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董、李提摩太等，华董2人，包括有沈敦和。而清政府，这时因“局外中立”并不出面。

李提摩太在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华董们决定先期募捐银5万两。他们向各省发“拨助捐款”的通电，又在《申报》上登出劝捐启事。到了5月，他们已募到了20万两白银，清廷也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了内帑10万两。

当时日俄两国虽允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行动，但只允许他们在战场之外救援，救援行动实际以接救难民脱离险境为主。中国政府方面则免收万国红十字会的电报、轮船和火车费用，沪汉之间的火车也予以半费。据统计，一年多里，万国红十字会共接运131177名难民脱离险境。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在牛庄（今营口）设立战地医院。这里集中着在此避难的东三省各国传教士，医院主要由西方医生们负责，为难民们疗伤并设立难民庇护所，整个行动中，共救治伤员26000人，出资遣难民返乡者2万人。

战事结束以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继续赈济战区难民。三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此次行动全部是志愿行动，不支薪水。

到1907年，日俄战争已结束两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正式宣告终结。这一年的7月21日，时任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和盛宣怀联衔上奏，“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始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也就是说，在万国红十字会完成使命后，应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其实，这何尝不是沈敦和们的愿望。

但是，盛宣怀与沈敦和的想法并不相同。1910年2月，朝廷任命盛宣怀成为政府任命的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就在盛宣怀被朝廷“派充”红十字会长的前一天，他致函吕海寰说：“红十字会稿，书奏寄上，关防‘中国’字样请酌，因近来对于各国皆书‘大清’。”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中国”变“大清”，两字之差，却是红十字会由民办变为官办之意。盛宣怀在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明白：不如把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民政部，由政府办理。

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在他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分析，将民办改为官办，可以让盛宣怀这位官派会长在红十字会中拥有实权，这恐怕是盛宣怀积极推动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的动力之一。

1910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的六条试办章程推出，在朝野激起的反响截然相反。在清朝的军谘处，官员们借日内瓦公约已有新定条款，指六条试办章程粗糙而有挂漏。关于红十字总会所在地，军谘处提出应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其余红十字会设施均应配合军方需要并隶属军方指挥，更提出总会在会长之上应设总裁一职，由清廷亲贵担任。

而上海的绅商们则忧心忡忡。沈敦和向盛宣怀“力陈利害”，他说，如果红十字会归军方筹办，遇到有战事时，只能随本国军队后方行动，这与原红十字会的中立宗旨相悖——他的这话，在后来的年代中不幸言中——他又说，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系募捐中外捐款所成，难以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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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清红十字会”的关防已经在铸造中。1910年5月16日，这枚大印送往上海，6月5日，“大清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

这就是1911年10月，沈敦和所面对的形势。一方面，辛亥革命战事又起，无数人的生命陷入战火亟待救援；另一方面，“大清红十字会”本来就让他心生反感。或许，沈敦和想撇开“大清红十字会”的决心在这一年年初就有了打算：他当时宣布要辞去所任的一切商界学界职务，专心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从此之后，他生命中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红十字的事业上，直至生命终点。

民间慈善的辉煌演出

1911年10月24日，也就是沈敦和收到汉阳电报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在上海的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这个“万国董事会”仍依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形式，由推举出的14人董事会领导，沈敦和与英国按察使苏玛利出任总董。

就在“万国董事会”两天后，盛宣怀因“保路运动”被清政府罢官。11月13日，清廷宣布由吕海寰接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但沈敦和在上海已经另辟新径干得热火朝天，根本不听他这位官派会长的招呼。至此，中国红十字会分成京、沪两会的格局，已经形成。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出以英国医生柯师为首的战地救护队。与日俄战争时一样，不分“革（命）军”还是清军，一概救治，但与日俄战争时不同的，是这次救护都是在战场之内，救护队员的危险系数大大增加，而清军还有多次“误击”。当时的《申报》曾有这样的描述：“前日红十字医员王培元君乘萍发小轮过江上岸，方至武胜门外，对江旗兵忽向之放枪，王即高举十字旗，使之辨认，讵该旗兵不理，又发大炮，一弹掠面而过，相隔仅五寸许。”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二件事，是募集资金。募捐的广告随即在《申报》等新闻媒体上刊出。另一种集资的手段，是征集红十字会员。这种办法，是从日本赤十字会的作法而来的。当时将红十字会员分为三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和正会员。交纳会费200元，可以当特别会员，交25元，就是正会员。从11月1日到次年1月，红十字会共征得三届会员，人数逾千。在那个年代，当红十字会员是件很时尚的事，可以得到民军、官军、地方机构的一体保护，所以红十字会特意嘱咐会员们“束身自爱，严守中立，以博爱恤兵为宗旨，必能受两军敬礼，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三件事，是埋葬死者。当时的史料有如下记载：“至汉阳朝宗门外，见江滩黑点累累，皆军士号帽……凡五日，得尸五百具，爰卜地大别山之麓垒成三大冢，均树牌标识。到汉家墩，见群尸为群犬聚噬，血肉狼藉，秽气逼人，将石炭酸水遍洒尸身，然后裹埋……”

在“万国董事会”派出医疗救护队前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各地分会纷纷成立，加入行动。据统计，辛亥革命期间，各地设立分会65处，建立分会医院30余所。此外，民间还有各种慈善组织自发加入救护行列，比如“战地慈善会”、“上海救恤分会”、“学生救伤社”、“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等等，与今天的汶川大地震后民间志愿者纷纷自发上阵的景象异曲同工。其中最抢眼的，是有“穗城奇女”之称的张竹君率领的“中国赤十字会”。这位女侠平时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穿街过市，被称为“女界的梁启超”。在战地，她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随走随包扎伤员，直至两手尽肿，高烧病倒，几次险些送命。甚至有人把她比做“南丁格尔（英国著名战地护士）之再见”。

然而，这是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战地救护的最辉煌也是最后的演出。

由“民”转“官”

1912年5月7日，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三月里，大会通告发到了北京，这时，清廷已倒台，刚刚上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命令红十字会自筹经费自己派人去，这就把中国红十字会京、沪两派的矛盾给挑开了。京、沪两会都各自派了自己的代表，出现在华盛顿的会场。为了“免伤本国体面”，代表们发表声明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办事员均在北京，凡有关会务函件都应该发给总会会长吕海寰。这一来，北京总会算是扳回一城。
华盛顿大会之后，两会合并已经不能再拖。这时候，北京政府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京会的吕海寰。而吕海寰虽有官方的支持，但在募款、医疗、救济等实际工作方面，缺乏能力和资源。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统一后的红十字会总会在北京，由吕海寰当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

这一妥协在当年9月2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沈敦和同时还出任红十字会“常议会”的议长，这个常议会握有对总会资产的管理和监督权，实质上成为总会的决策机关。

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的“统一大会”正式在上海召开。吕海寰觉得虽有会长的正统之名，却实际没有对资产的控制权，他以事务太多为由没有出席上海的这两次大会；而沈敦和说，把会长让出来，他此举是“不被虚名，力求实际”。

不仅京沪双方对此结果感到委屈，政府对这个结果也不满意。1914年，民国政府自行宣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11条，强调政府对红十字会实行监督、管理的权力，这个条例在次年又有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内务部三部拟定的施行细则，大大削减了常议会的权利。不过，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也由于上海方面的软磨硬泡，这些条例也一时无法贯彻。

到了1919年，不耐烦的政府终于觉得非要拿掉沈敦和了。4月29日，政府直接任命蔡廷干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至此除了辞职，无路可走。

失去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后沈敦和是怎样心情，没有见到史料披露。一年之后，1920年7月9日，沈敦和因病逝世。

三个月之后，吕海寰也辞去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职务，政府任命汪大燮接任。此后，中国红十字会一步步地失去独立地位。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管理条例，1934年，红十字会根据政府法令彻底改组，常议会不复存在，变成为理事监事会。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最主要的工作是辅助政府做战地救护工作，1943年，红十字会改隶军管，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改归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

据台湾学者张建俅的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收入主要是三个来源：会员会费、社会捐款、政府补助。自1934年以后，社会捐款有大幅缩减的现象。1920年时，捐款能占到红十会总收入的83%，到了1934年，这一比例只剩下近8%。而政府的补助，则从1935年开始逐年增加。1933年，就是这此消彼长的一个分水岭。

尽管清末民初之时，红十字运动的概念刚刚传进中国时曾经有过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但最终却与许多东渐的西学一样，被打上深刻的中国烙印。 H

[资讯]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七项基本原则：

人道：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

公正：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

中立：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

独立：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

统一：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普遍：世界上的所有红十字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