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2]宋襄公：“仁义”的国君在现实中头破血流

luckyzy58

当齐国霸业衰落后，齐桓公的“粉丝”宋襄公想重拾齐国“尊王攘夷”的旗帜。但是他不知道，旗帜举起来简单，霸业的重复却极其困难。结果，宋襄公连人带车跌落进冰冷的泓水之中。宋襄公身后，南蛮、西戎、北狄交相侵扰，楚国和晋国这两大崛起的战车开始迎头相撞。
   
    一
   
    齐桓公称霸后，宋襄公是他的忠实“粉丝”。
   
    宋襄公追星追到什么程度呢？听说齐桓公召集诸侯进行葵丘大会，宋襄公连父亲的丧事都没有料理完毕就匆忙赶去参加大会了。齐桓公九次会集诸侯，宋国都是重要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宋襄公不是震慑于齐国的强大国力，而是对齐桓公倡导的道德主张打心底里认同和支持。因此，齐桓公在死前，将其太子（公子昭）托付给自己的“粉丝”宋襄公。
   
    齐桓公将后嗣托付给宋国和宋襄公，是有他的现实考虑的。
   
    因为在春秋早期，宋国还算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同时宋襄公的爵位很高，在齐桓公看来，他可以承担托付重任。宋国，国君子姓，位于现在河南商丘一带。宋国的开国国君微子启是商朝帝乙的长子，末代商王帝纣的大哥。只是因为微子是庶出，没有资格继承王位，但他也因此非常幸运地逃过了西周灭商时的杀身之祸。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不能绝了前代王朝的血脉，因此要在前朝的王族中挑选一人封为诸侯，以奉其宗祀。当时的人选一个是纣的儿子武庚，另一个就是微子。武庚首先中选，但后来因叛乱被杀。结果降周后表现温顺的微子就被封在商丘，建立宋国。考虑到宋君是商殷天子的贵胄，西周封其为公爵，是周初三公之一。周天子虽礼其为宾而不为臣，但西周王朝也留了一手，封给宋国的土地是中原东部开阔的平原，四面受敌又难以防守。这一特点在春秋时造成了宋国多战多灾的命运。
   
    看到齐桓公死后诸公子争位、毫无章法的乱象，宋襄公就在公元前642年联合曹、卫、邾等国，以武力护送流亡宋国的齐公子昭回国争位。齐国军队在献被打败，公子昭在宋军兵车长矛的簇拥下即位，是为齐孝公，因此齐孝公和齐国对宋襄公非常感激。宋襄公也非常欣慰，毕竟完成了偶像托付的重任。
   
    事实上，齐桓公既看准了宋襄公，又看走了眼。
   
    二
   
    宋襄公在平定齐国君位之乱后，野心迅速膨胀起来。
   
    效仿偶像，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成为宋襄公为自己树立的目标。他觉得宋国具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宋国为齐孝公复位，召集了一些诸侯，又打败了齐军，证明宋国既具有道德号召力，又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宋襄公眼中，扶立齐孝公开始变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想，齐国霸业已经消逝，该是宋国树立威信、称霸诸侯的时候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应该落到自己手中了。于是，宋襄公开始以新霸主的名义号令中原诸侯。
   
    谁想，中原诸侯之一的滕国国君一开始就对宋襄公的号令不服。自我感觉良好的宋襄公马上出兵，将滕国国君抓了起来。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正式召集曹、邾、鄫等国国君到曹国的国都会盟。鄫国的国君迟到了，宋襄公认为这正是宋国借机扬威的机会，于是就把鄫国国君抓起来祭神。也就是说，堂堂的鄫国一国之君竟然被作为祭品，投入了河水之中。此举收到了什么效果吗？收到了。那就是滕国国君一看鄫国国君被投到河里喂了鱼，担心自己也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伙伴，就慌忙向宋襄公服软。宋襄公高兴了，确信自己行为得当，宋国已经建立了霸主权威。
   
    当时的会盟是在曹国举行的。曹国作为会议的举办国，却并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为会议提供的物资并不充裕。宋襄公在会馆没有吃到羊肉，就认为曹国无礼，发兵包围了曹国的国都，曹国也只好认错。于是，宋襄公的自我感觉就更加良好了。
   
    然而霸业刚刚起步的宋襄公在该年冬天遭遇了当头棒喝。公元前641年冬，在陈国的倡导下，陈、鲁、蔡、郑、楚等国国君到齐国开会，表示纪念齐桓公。会议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宋国发起的曹国会盟；并且，与会诸侯表面上怀念齐桓公的好，实质上却是在骂宋襄公的不好。的确，在齐桓公时期，齐国没有将诸侯喂过鱼，也没有动辄就围攻诸侯国都。以道德相号召的齐桓公面对一些不尽符合礼法的行为，宽容而变通，而这恰恰是宋襄公不具备的。

在纪念齐桓公的大会上，楚国的参与格外引人注目。齐桓公是楚成王的死对头，齐国遏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楚国为什么还要来为齐桓公歌功颂德呢？除了对齐桓公的霸业表示怀念，对强者表达尊重外，楚国与会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机插手中原事务。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可惜几乎所有诸侯都没有对此进行深思。
   
    宋襄公不得不对齐桓公的纪念大会进行深思，诸侯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参加呢？为什么参加的诸侯要远远多于曹国会盟呢？他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宋国的霸业还没有得到巩固，还有国家对宋国不服；第二，宋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难以号召那么多的诸侯聚拢在周边。宋襄公之前是机械地捡起齐桓公遗留的“尊王攘夷”的旗帜，希望复制齐国的霸业道路。在对道德和实力的交错认识中，宋襄公也承认必须通过实力和道德的结合来号召诸侯了。他自信宋国具有号召诸侯的道德力量，但是实力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增长的。怎么办？
   
    在许多理想主义者的心中，实力是可有可无的。既然如此，就可以去借用。宋襄公决定借助强大的齐国和楚国的威势来压服中原诸侯国。当时的中原地区，郑国、许国等国已经投向楚国；陈国、蔡国等还依靠齐国。只要齐国和楚国支持自己，再借助两大国的力量，宋国的霸业不就成了吗？宋襄公觉得自己有恩于齐国，齐孝公是会支持自己的，关键是做好楚国的工作。他的弟弟公子目夷看出了他心中的小九九，劝谏说：“如果让楚国召集诸侯，到时楚君就不会让宋国主盟了。我们是借助楚国的力量来压服诸侯，有求于楚国，凭什么让楚国屈身事宋呢？”宋襄公不听，坚持认为道德旗帜在宋国手中，自己又给了楚国参与中原盟会的机会，楚王是不会反对自己的。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将齐孝公召来，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境内）相会，一起以宋国和齐国的名义邀请楚王前来相会。楚成王果然如宋襄公所料，赶来相见。寒暄后，宋襄公提议三国出面，召集诸侯大会。楚成王满口答应支持，还约定当年秋天在盂地（今河南睢阳）召集各国诸侯开会。会见过程中，楚成王谦恭有礼，宋襄公非常开心。为防万一，宋襄公还提议在秋天的会盟上，各国诸侯不带兵车，不携兵器，只身赴会。对此，楚成王均表示同意。
   
    宋襄公怀着达成“衣裳之会”的愉悦心情回国准备去了。
   
    三
   
    事实证明，宋襄公是个极端幼稚的政治家。
   
    秋天，宋襄公前去赴“衣裳之会”前，公子目夷提醒他楚国并不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建议宋襄公率领军队前去赴会，或者让军队前进到会址附近以防意外，结果遭到宋襄公的严词拒绝。
   
    宋襄公仅带着几个随从就去盂地布置盟会了。临行前，为了防止公子目夷在会议期间搞“小动作”破坏自己的道德名声，宋襄公把公子目夷也带上了。到达目的地后，宋襄公与楚成王及陈、蔡、许、曹、郑等国国君相见。可一直到开会时间，齐孝公和鲁国的鲁僖公都没有到达。
   
    齐孝公的缺席是出于对宋襄公的不满。齐国的国力远强于宋国，齐孝公之前听命于宋襄公是出于报恩的心理。但是宋襄公在“国际”事务上强求齐国紧跟宋国，同时在外交礼仪上对齐孝公也不尊重，这严重透支了齐孝公对宋襄公的感情。齐孝公非常清楚宋国发起盂地会盟的目的，他不希望再成为宋襄公的外交傀儡，因此拒绝与会。
   
    宋襄公决定不等缺席的国君了，他首先号令诸侯说：“今日诸侯会合于此，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襄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征伐，安定中原。各位认为如何？”
   
    楚成王不紧不慢地说：“宋公所言极是，但不知这盟主由谁来担任？”
   
    宋襄公心里咯噔了一下，强压住不安说：“按礼，有功论功，无功论爵。与会诸侯，谁人爵位最高就由谁当盟主吧。”宋国的爵位是仅次于天子的公爵，而楚国只被周王室封为子爵，如果按爵论位，宋襄公当为诸侯盟主。
   
    宋襄公话音刚落，楚成王就笑着说：“宋公的提议很好。楚国先君早已称王，要比宋公的公爵要高，比各国诸侯也要高，所以寡君就勉为其难，担任本次盟会的盟主了。”楚成王说罢，也不谦让，起身要主持盟会了。在座诸侯面面相觑，不敢言语。
   
    宋襄公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和委屈，跳将起来，对着楚成王厉声说道：“本国的公爵是天子所封，普天之下谁人不知？而你楚国的王是自封的，是篡逆。天子没有责备你，你还敢自命为盟主？”

楚成王冷冷地说：“既然我的王位是篡逆所得的，那你为什么把我请来参加诸侯盟会呢？”楚成王的反驳一下子就击中了宋襄公的要害。如果楚王的爵位是假的，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参加诸侯盟会；既然宋国邀请楚王参加，也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楚国的爵位。之前，宋襄公“君子讳言利”，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会被楚国、齐国拥戴为盟主，因此没有在见面的时候落实名分，这个问题现在终于被提出来了。
   
    楚成王的随从子玉这时候又将了宋襄公一军，他喝问在座的诸侯：“请问各位诸侯，今日之会，你们到底是追随楚王而来，还是拥戴宋君来的？”郑、许等国国君慌忙赔着笑脸说：我等是为拜见楚王而来的。
   
    宋襄公完全被逼入了外交绝境，他想争辩却说不出话来，憋得满脸通红。
   
    子玉不等诸侯再犹豫，猛地撕去长袍，露出里面的全身铠甲。只见他拔出一面小红旗一挥动，楚成王带来的那些家仆、侍者纷纷脱去外衣，转眼变成了身穿铠甲、手持利刃的士兵。他们冲上盟坛，一把抓住宋襄公，将他拖下坛去。其他诸侯吓得四散而逃，但也被迅速制服了。这时楚成王宣布：“请各位诸侯在此处小住几日，宋君无礼，待我率军踏平宋都，再来与各位诸侯会盟。”
   
    原来楚成王早就带领军队而来，计划在盟会过程中羁押宋襄公和与会的其他诸侯，再以宋襄公为挡箭牌，进攻宋国。楚国的计划可谓毒辣，宋襄公无意成为了整个计划的关键配合者。楚成王一行，押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奔商丘而去。
   
    多亏随行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趁乱逃回了商丘。他团结军民，组织抵抗，并被临时推举为新的国君。当满怀希望的楚军来到城下，指着宋襄公要求宋国投降时，宋国人高喊道：“我们已经有了新国君了，旧的就留给你们用吧！”楚成王见讹诈不成，宋国又同仇敌忾，一时难以攻破，只好怏怏地回到盂地。
   
    进退两难间，迟到的鲁僖公来到盂地，出面为宋襄公说情。楚国见宋襄公没有利用价值了，这才释放了他。宋襄公在短短几天内经历了从中原霸主的幻想到阶下囚，再到一无所有的平民的转变。亲楚的郑文公适时倡议敦请楚成王登坛主盟，于是楚成王手持牛耳，主持了诸侯盟会，最后顶着中原盟主的帽子回国去了。
   
    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到诸侯各国听任楚国主盟为所欲为而宋襄公败事受辱的史实时，附了一首诗：“从来兔死自狐悲，被劫何人劫是谁？用夏媚夷全不耻，还夸释宋得便宜。”
   
    四
   
    宋襄公离开盂地后，的确得了一个大便宜。
   
    宋襄公原本计划流亡周地，作为一个平民过完下半生。谁承想，公子目夷主动放弃了新得的君位，迎接宋襄公回商丘复位，宋襄公又成为了国君。在这里，宋襄公没有汲取受辱的教训而改弦更张、卧薪尝胆，反而对盂地之辱念念不忘。当然了，要让一个人，尤其是一国之君忘记那么大的耻辱是不现实的。聪明的人会将熊熊燃烧的怒火掩盖起来，壮大自己，寻找有利的时机给仇敌以致命的打击。但宋襄公不是这样的人。
   
    宋襄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自己受辱要归咎于郑国的郑文公，为什么呢？因为郑文公非但没有站在同根同种的宋国一边，而且还助纣为虐，时时事事站在楚国一边。尤其可恶的是，郑文公竟然首倡由楚成王担任盟主，不仅彻底葬送了宋襄公的霸主梦，还将中原盟主的荣誉送给了南方的蛮夷。楚国，宋襄公惹不起，但是郑国自郑厉公后国势就江河日下，宋襄公决定拿郑国开刀，洗刷盂地的耻辱，重树权威。
   
    宋襄公联合卫、许、滕三个小国讨伐郑国，郑国不敌，向楚国求援。楚成王亲自起兵救郑攻宋，宋襄公闻讯回师，宋楚大战一触即发。
   
    战前，主管宋国军事的大司马公孙固认为在对楚国的战争中，宋国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他劝宋襄公避免同楚国交战。宋襄公却一本正经地说：“打仗得胜不全靠武力，也要靠仁义诚信啊！”他依然相信自己是继承了齐桓公道德衣钵的传人，站在必胜的正义一方。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宋楚两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北）相遇。
   
    宋军的数量小于楚军，处于劣势。但是宋军占据了河边的有利地形，在楚人还没渡完河的时候，宋军已经列阵完毕。公子目夷建议说：“彼众我寡，我军获胜的希望不大，不如趁现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我们发动截击，完全有把握扭转劣势。”宋襄公不听，他认为截击正在渡河的对手是不道德的，于是就约束全军不得出击。待楚军渡过泓水、正在慌忙列阵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建议道：“我们趁敌人还没有列阵完毕，掩杀过去，还有希望获胜。”宋襄公又拒绝说：“要等敌人列阵完毕，我军才能出战。”

很快，楚军排列完毕，严阵以待，宋襄公这时候才下令对楚军发动全线进攻。他自己亲自驾着兵车，车上飘扬着“尊王攘夷”的大旗，杀向楚国的中军。一场大战下来，宋军惨败，宋襄公精锐的中军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在乱军中被砍伤了屁股，亏得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等人拼死搭救才逃回商丘。
   
    宋国在泓水之战中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就连齐孝公也趁火打劫，借口宋国没有参加由陈国发起的颂扬齐桓公的盟会，起兵伐宋。宋国开始沦为大国的附庸，在楚国、晋国等大国之间艰难摇摆以求生存。
   
    宋襄公的霸国梦自此彻底终结了。
   
    一个人可以葬送一个国家的前途，宋襄公大概就属于这类人。
   
    五
   
    有人将宋襄公评价为一个自矜仁义、实则凶狠残忍的伪君子，但我宁可认为宋襄公是一个真正信仰道德仁义、相信高尚道德能够拯救糟糕现实的政治家。
   
    实事求是地讲，齐桓公死后，齐国主导的霸主秩序土崩瓦解，现实也呼唤重塑新的霸权秩序。尤其是齐桓公身后的“国际”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四周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楚国锋芒毕露的兵锋也让一些小诸侯不寒而栗。因此中原诸侯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霸主，来维持齐桓公式的霸权秩序。祖先的光荣和迷信道德促使宋襄公站了出来，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的霸主。
   
    宋襄公迷信道德对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和宋国的国家性格非常重要。宋襄公的道德理想和不知变通是国家性的，而不是特例。宋国人在其他国家的人眼中，似乎总带有一股“愚”气。宋人之“愚”，正是中原人民忠厚朴实性格特点的真实写照，其遗风直到西汉不绝。宋人行事由于缺乏变通而显得愚笨呆滞，为人所讥。其“愚”的性格特点的实质是重义轻利、忠厚朴实。这种性格特点主要是由于殷人遗风和宋国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地理环境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宋国人的头脑比较单纯，尊崇道德，原则有而灵活不足。庄子、墨子都是宋国人。古籍中关于讽刺宋人愚笨的例子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守株待兔”的主角就是一位宋人，“拔苗助长”的那个农夫也是宋人。宋襄公的迂腐做法后来为墨家和儒家学派的“非攻”、“王道”等思想观念提供了实践案例。在考察外交原因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国家性格对外交个体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为宋襄公归纳出三大错误：明知国力不行，却硬要充当霸主；明知楚国难以信任，却要依靠楚国；明明是欺凌齐孝公和其他中小诸侯，却总要摇晃道德仁义的旗帜。可见在外交上，成熟的政治家要学会压制内心的冲动，破除迷信，不轻易出头，更不当头，而是冷静地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
   
    宋襄公在泓水惨败的当年就死去了。
   
    宋襄公临死前，正好晋国公子重耳流亡经过宋国。宋襄公早就听说重耳能力出众，而且在国内还拥有政治影响，可能会成为晋国的国君，因此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重耳，希望将来能够得到晋国的援助。重耳当然也非常希望借助宋国的力量回国争夺君位，但是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坦率相告说：“晋国是大国，宋国是小国。再加上宋国刚刚遭遇大败，没有力量帮助公子实现回国的梦想。为公子考虑，还是前往大国寻求外援比较合适。”重耳一行从宋国的坦率中看到一个没落国家的无奈，只好前往他国。临行前，病重的宋襄公送给重耳20乘马和一些盘缠，重耳对此非常感激。
   
    这可能是宋襄公为他的国家做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liuxingyu105

都挺有趣的,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