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党内“怪才”柯庆施 险些取代周总理

再回首

　　“柯老”和“柯怪”

　　中国***内素有对某人赋予“×老”尊称的习惯，例如众所周知的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这是以年龄、资历论的。就此而言，柯庆施也在其列，据说他当年见过列宁，而且他的早期革命经历确有老资格的一面。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原名尚惠。原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停学。但此挫折并没有影响他的激进思想。他在前辈、友人的关照下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读书，其间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开始了解、探寻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后来写成的《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一面。

　　1920年8月22日，由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李达、沈定一等人曾被邀作有关演讲。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柯庆施与陈独秀有了更深一步的来往。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柯庆施同陈独秀的通信。在信中，柯庆施赞扬陈独秀的说法“实在说的透彻”，而陈独秀也对年轻的柯庆施多加训导。随后，经杨明斋介绍，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柯庆施离开上海去苏联。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时，柯庆施见到了列宁，并同列宁握过手。曾有人引述毛泽东的说法，说：“毛主席说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2年夏，柯庆施转为中**员。次年，被陈独秀派回安徽负责做安庆的党团工作。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做掩护，暗中发展组织。柯庆施本身是安徽人，又善于观察总结，回安庆不到一个多月就对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初步认知。他在给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施存统写信时说：“此地国民党很杂琐，大概可分两派：一柏文慰(蔚)，一管昆南，但这两派都不能做真正的革命运动。惟柏派的人格较管派胜得多。他们现在因为国民党安徽支部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预备将民生研究会组织就绪，以便替代他们的地位。”

　　1923年10月，安徽为响应全国声讨曹锟贿选总统运动，发动了省内一些学校开展集会活动。其中，安徽大学、安庆职工学校、安庆女子职工学校都踊跃参加，作为这次学生运动领导人的柯庆施在会上作了专门演讲。安徽军阀倪嗣冲从芜湖调来人马镇压。柯庆施安排那些被倪嗣冲通缉在案的进步学生脱离险境，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传奇人物“廖氏三兄弟”(即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之一的廖运泽(当时是安庚职工学校学生)。柯庆施告诉廖运泽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并给廖运泽开了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信，赠路费15元。

　　经过努力，柯庆施建立了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在安庆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书记。大革命期间，柯庆施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成功策动了太湖陈雷部起义。1927年3月，面对准备清洗***人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挑衅，柯庆施等人予以坚决还击，并通电斥责肇事者。1927年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五大决定成立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主持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安徽临时省委工作。此间，柯庆施组织了暴动，但很快失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柯庆施离开安徽回到上海，担任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被派往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1年夏任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中央秘书长。1933年被派往张家口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1933年春到1937年7月，柯庆施几乎不间断地出任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历任禁止讨论政治话题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军运书记、河北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等职务。

　　纵观柯庆施的早期政治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党务、农运、兵运、学运等主要革命活动中都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柯老”之说并非浪得虚名。

　　柯庆施还有个笔名叫“怪君”。这是他自己起的。柯庆施之所以起这么一个笔名，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后来有人据此叫他“柯怪”。丁玲曾经留下一段文字，叙述她眼中的“柯怪”之“怪”——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从“挨整”到整人

　　20世纪30年代前期，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的反击“李铁夫路线”的斗争使得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去职。在随后调整的河北省委领导班子中，柯庆施出任省委军委书记。后来，柯庆施在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因在积极贯彻北方地区党组织提出的“建立北方苏维埃”等一系列问题上同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张家口特委负责人张慕陶发生冲突，把张慕陶开除出党。

　　柯庆施与王明的关系一度相当不错。据王明回忆，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的秘书把王明对他的谈话告诉了毛泽东，柯庆施闻知还专门跑到王明那里提醒王明要注意毛泽东的反应。不久，柯庆施就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在会上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柯庆施遭到关押。刘少奇找柯庆施谈话，点出柯庆施的“要害”在于始终没有揭露王明。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批斗场面非常激烈，康生问柯庆施：“某年某月，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庆施说他想不起来了。康生又问：“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了?”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系家中。马上就有人要柯庆施说出这个“关系”来，柯庆施不说，就有人上来“打他的态度”。柯庆施被逼无奈，只好不开口，康生大怒：“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还有人质问柯庆施：“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说这些都是假的，没有的事，很快遭到围攻。柯庆施的妻子后来被逼不过，投井自杀。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出面干预了，柯庆施活了下来。

　　柯庆施在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北方局任职期间，曾与刘少奇一道建议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中央尽快采取积极措施营救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人。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具体工作由柯庆施负责主办。薄一波后来认为柯庆施“在1936年营救我们出狱和1937年营救王若飞出狱中表现不错”。所以，薄一波担任华北局实际负责人后，准备提名时任禁止讨论政治话题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进入华北局，遭到深知柯庆施为人的刘少奇的坚决反对。薄一波坚持使用柯庆施，刘少奇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薄一波没有细想，若干年后终于明白刘少奇的话不是空穴来风。薄一波指出：“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判断，完全错误。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考核任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用错了人，一旦让他们钻到高级领导层，必然要玩弄诡计，兴风作浪、其祸患极大。”

　　1957年“反右”斗争中，翻译家傅雷因说过一些被认为是“不妥”和“错误”的话，柯庆施要把他划成“右派”，上海市作协党组负责人周而复认为根据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最多是可划可不划。他对柯庆施的做法保留意见，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也支持周而复。这时，正值周扬来到上海，周而复就把傅雷的情况向周扬作了汇报，周扬也不主张划傅雷为“右派”。周而复随即同柯庆施讲了这个意见，柯庆施表示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但是傅雷需要作出检讨。周而复很高兴，传话给傅雷让他认真准备检讨，之后还把傅雷的检讨送给柯庆施。然而，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还是要把傅雷划成“右派”，柯庆施的出尔反尔让周而复抱憾终身，直到晚年周而复还说：“我失信于柯灵和傅雷，内心深深感到不安。”柯庆施之所以改变自己的意见，按照周而复的说法，一则是因为“上面认为上海划的右派太少要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柯庆施)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所致。周而复这里所说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自然包括周扬在内。

　　上海市曾经想搞一个大煤气工程，陈云没有批准。柯庆施后来在毛泽东面前说过陈云，说陈云对下面卡得过死。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党内对于如何抓好经济建设，大多数领导人心中并无定数，陈云出于谨慎的态度对下面要求严格一些，无可厚非。袁宝华后来回忆说，当年在北京饭店召开干部会议，陈云特别对那些在战争年代建立功勋的同志说，你们到经济战线上来不能瞎指挥啊!有人还对陈云说某某项目要出了问题，你杀了我的头。陈云当即回应，就是杀了你的脑袋，也不能弥补国家的损失。实际上，陈云并非“杞忧”，薄一波在很多会上都以山西太原榆次纺织机械厂建设厂房时打桩100多个竟有几十个不合格为例，说明一些人在经济领域中不重视程序、不重视规律的现象是存在的。袁宝华说：“那时候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抓得比较紧。”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而举行的。不料，彭德怀的“上书”使会议突然转向，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在这个过程中，柯庆施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

　　会议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时，有人对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提出了质疑。而柯庆施已经不仅仅是质疑了。1959年7月22日，也就是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前一天，柯庆施对毛泽东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柯庆施还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着毛主席。当晚，毛泽东便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可以说，“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在具体批判彭、黄、张、周时，柯庆施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柯庆施追问周小舟关于“军事俱乐部”问题时，径自给周小舟作了政治总结，指责周小舟：第一，你基本上同意他的信；第二，你认为毛泽东批评得太重了；第三，你只相信黄克诚，而不相信毛泽东。

　　职务日益提升

　　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经济出现“冒进”的态势时，周恩来、陈云等对此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亦步亦趋的柯庆施却受到表扬。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大出风头。1月16日，他作了汇报，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话。柯庆施的报告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非常欣赏，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还说“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也”。毛泽东还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提出“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1958年3月，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破天荒地提出：“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程度。”众所周知，极左年代推动党内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状态非林彪莫属。但林彪真正开始大搞个人崇拜是从1959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而柯庆施则早在1958年便开始主张迷信领袖、盲从领袖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不甘寂寞的江青静极思动，开始在文艺界找“缺口”，因为在北京接连碰壁，她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上海。而在1963年1月，柯庆施“适时”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与江青不谋而合”。江青顿感“知音”，她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庆施。”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的构想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江青对于“大写十三年”是非常欣赏的，她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要把上海当基地。”一个是来寻求支持，一个是有意投靠。于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发难。

　　柯庆施还把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张春桥介绍给江青，此后，张春桥成为江青在政治上的重要党羽。1963年12月25日，柯庆施亲自安排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柯庆施指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并说这深刻反映了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敢于这么说，自然是有来头的。

　　在观摩会之前的5月，江青组织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已经开锣。关于这篇文章的由来，江青在1966年11月28日的文艺界大会上公开说：“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这篇文章是柯庆施安排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写的，后经张春桥改定，署名“梁璧辉”。

　　柯庆施介入文艺界后很快受到了重视。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重要批示。此即为后来著名的“两个批示”之一。

　　早在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上海市委工作，柯庆施亲自点名让姚文元担任《解放》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组长。1964年下半年，江青搜寻批判《海瑞罢官》的“能人”，找到柯庆施，柯庆施表示支持，并且提出保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海瑞罢官》一事作了回顾，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柯庆施的职务日益提升。1958年，柯庆施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任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1959年兼任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上海市委党校校长。1960年起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起任华东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云后来说过：“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以后做了手术。1965年3月到成都疗养。4月，突发急性胰腺炎，后经医治无效去世。

再回首

　　在“打倒一切”的“ｗeng ge”中，中**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此网址已经被屏蔽”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毛泽东也一度想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毛泽东何以赏识柯庆施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多少年来，直至“weng ge”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几乎取代了周恩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禁止讨论政治话题上海市委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禁止讨论政治话题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标新立异取悦毛泽东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段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祸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做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weng ge”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风云万里

没听说这个人，孤陋寡闻了

风云万里

太忙了，刚来看到了广告

yuwuchen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物不容易啊

xsn

居然连上海市的市长都不认识？不过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xiaoliuzi

不太喜欢这段历史 因为看不明白

wu1350794

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