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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共相语

【楚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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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26:0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二、斗子文毁家助国    

        

        子元内乱平定后,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

        斗子文,又名斗谷於菟,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身世,《左传·宣公四年》有详细的记载,说:

        初,若敖娶于[云阝]([云阝],即郧),生斗伯比。若敖卒,以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注:梦即楚之云梦泽,在江北)。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据此说法,子文系楚国君若敖熊仪之后,或熊仪之子别封斗邑,为斗氏之祖,亦号称若敖(张君《楚国斗、成、[艹/为]、屈四族先世考》(《楚文化觅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班固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汉书·叙传》。)可见斗射师、斗班、斗子文均属若敖氏之族,对平定子元内乱,起了重要作用。正因此,子文才被任为令尹这一要职的。


        《左传·庄公三十年》说:“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会笺》说:“时楚国府库空竭,子文,财巨室,积财不少,故自减少家产,以纾其难也。”子文任令尹时,正值楚国统治集团内争和子元内乱之后,困难重重,子文能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自毁其家”,尽力相助效劳,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因此,若敖氏之族从稳定楚国政局,到解决国计民生困难,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子文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据《说苑》载,子文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国执掌刑法之官。)拘捕,后听说是子文族人,立即释放。子文听说后,对廷理批评说:


        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另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等记载,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国语·楚语下》说: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语: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子文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子文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子文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著名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子文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任命的令尹,应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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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26: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三、楚、齐争战与楚成王后来居上    

        

        楚文王时期,齐、楚已呈对峙之势,但楚国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乱国,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乱平、子文被任为令尹,楚国政局才渐趋稳定。其间历经十余年,楚国无力外顾,社会经济发展当亦受到影响。齐桓公则气势正盛,横行中原,号称“侯伯”。齐、楚对比,楚国暂时落后了。


        楚成王、斗子文执政后,面对齐桓公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们毫不气馁,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巧与周旋,另一方面则捕捉时机,大胆进取,在与齐桓公的争霸中,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楚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郑失败后,楚成王、斗子文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已欲求和。郑大夫孔叔以“齐方勤我,弃德不详”(《左传·僖公三年》。)为由反对,郑才继续亲齐。齐桓公为救郑防楚,亦连续三次与中原各国会盟。齐、楚关系极其紧张。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他们打败了楚的与国蔡国后,即挥师突入楚境。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斗子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楚成王先遣使至齐军处,责问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当管仲答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时,楚使立即承认未进贡包茅之过,对周昭王南征不复,则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君其问诸水滨。”齐桓公不听,仍继续进军,驻于陉(陉山,楚国北塞,今河南漯河市东)(《左传·僖公四年》。)。楚成王毫不示弱,亦率大军迎战,迫使齐等八国军队退驻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史记·楚世家》。)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亦在寻找妥协的办法。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齐等国军队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企图压服楚国,当屈完来时,即陈八国之军,“与屈完乘而观之”,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屈完盟于召陵(《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产物。楚成王、斗子文在齐桓公亲率的八国军队面前,沉着镇定,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召陵盟后,楚国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争霸。公元前655年(楚成王十七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以定周太子之位,周惠王不满,使周公宰孔召郑文公,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不与盟。斗子文乘隙举兵灭弦(今河南息县、潢川间),弦君奔黄。弦,姬姓国,又是齐之姻亲国,楚首先灭弦,是因为弦的姻亲国江、黄原为楚之与国,齐桓公霸盛时,二国叛楚与齐结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同上。)故楚成王、斗子文首先拔掉这颗眼中钉,以挫江、黄,打击齐桓公。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齐桓公率齐、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围郑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之不盟首止与亲楚行为。同年秋,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围齐之盟国许(今河南许昌),救援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左传·僖公六年》。)之举。由于其他各国也出兵救许,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并未回到郢都,而是驻兵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观察动静。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带领下,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左传·僖公六年》载:“许君面缚,衔璧,大夫衰[纟至],士舆榇。”《史记·楚世家》则载:“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两者记载虽略异,但楚成王北上围许救郑,声势浩大,诸侯震动,则是事实。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也就全力攻郑,以阻止楚国北上。郑在齐等中原国家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郑、许均被迫与盟。在此形势下,楚成王并不急于与齐桓公正面争夺,而是继续东略,迂回打从,以削弱对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黄人不归楚贡”(《左传·僖公十一年》。)为由,攻打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灭黄。《谷梁》说:“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可见楚在灭黄的同时,又攻伐江国(今河南息县西)。灭黄之后,又继续东进,于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灭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二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一年),楚成王以为徐国(徐戎所建,今江苏泗洪南)亲齐亲中原诸国,即兴兵讨伐。齐桓公急忙会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当时属齐地),决定救徐。各国国君“次于匡(今河南睢县西)以待之”(《左传·僖公十五年》),由鲁大夫孟穆伯率各国军队前往救徐。《谷梁》说:“次,止也,有畏也。”可见,各国国君是被迫前来抗楚救徐的,自己却不敢亲临前线。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齐等国军队又攻打楚之与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企图抄袭楚国后方,以解徐之围。同年冬,宋乘曹军远出,袭其国,楚于是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足见楚成王大胆果断,齐桓公已不能与之匹敌。同年,齐管仲卒。此后两年,齐桓公虽曾伐厉伐英,以“报娄林之役”(《左传·僖公十七年》。),企图挽回在淮泗地区的败势,但已无济于事。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观上因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则是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结果。楚、齐争雄的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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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29: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四、楚、宋泓水之战与楚成王实霸中原    

        

        齐桓公卒后,无亏等五公子争立,并互相攻伐,易牙等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次年,即公元前642年(楚成王三十年),宋襄公率曹、卫、邾等国军队平齐乱,太子昭得立,是为齐孝公。其时,齐国霸业骤然衰落,郑文公立即朝觐楚国。楚成王很高兴,竟把贵重的青铜赏赐给了郑国(《左传·僖公十八年》。)可见,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威望很高,但宋襄公自恃定齐有功,企图承袭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样,宋与楚的直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宋,子姓,是周初商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据有今豫东及苏、鲁、皖接壤地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宋襄公时,国势正盛
      ,亦具有一定的实力,故称霸欲望甚炽。楚成王针对宋国和宋襄公这一特点,就注重笼络人心,先挫其威,后削其力,恩威并举。

        公元前641年(楚成王三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齐乱刚定后,宋襄公急于称霸,先执滕宣公婴齐,继而又会曹、邾、[曾阝]等国于曹南鄙(曹南鄙,范宁《谷梁》注:“曹南,曹之南鄙。”杜注:“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曹南。”)。[曾阝]君后至,宋襄公使邾君执而祭(人祭)于睢水之社。对这两件事(执滕子与用[曾阝]子),左师子鱼评论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僖公十九年》。)同年秋,曹不服宋,宋襄公又围曹。宋襄公求霸心切,对周围国家滥施暴虐,弄得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同年冬,陈穆公“以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同上),邀请诸侯盟于齐。参加盟会的有陈、蔡、楚、郑、鲁等国(《春秋·僖公十九年》。)杜注:“地于齐,亦与盟。”这样,与盟的共有六国,几乎是当时中原主要国家都参加了盟会。六国中,楚国实力最强,故真正主盟者是楚成王。会上各国在中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实际上承认了楚成王的霸主地位。


        宋襄公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欲合诸侯”。鲁人臧文种闻讯后,指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顺从众望,霸业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强迫他人顺从自己欲望,则很难成功。一语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违背众望之所为。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由于中原诸国已从楚,所以宋襄公“以求诸侯于楚”,楚成王佯许之,以观动静。这件事,已隐藏危机,公子目夷指出:“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同年秋,宋襄公得寸进尺,又会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楚成王恼怒已极,“执辱宋公”(《史记·楚世家》),宋襄公威风扫地。楚成王随即举兵攻宋,败宋师。冬,楚成王盟鲁、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薄(即亳,宋地,今河南商丘北),当众释放宋襄公,以示仁义。楚成王对宋襄公先执后释,犹如掌上玩物,足见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宋国均远不及楚国。


        但是,宋襄公“聋[目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已极,在强楚面前不
      仅不立即罢手,反而在获释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联合卫、许、滕等弱小国家攻郑,以讨伐其从楚。郑自齐桓公卒后,一直亲楚,这年春,又朝楚。郑、楚关系密切,伐郑即与楚争,故楚成王立即兴兵攻宋以救郑。这年冬天,双方在泓(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大战。《史记·宋世家》对这次战争的经过与结局记载如下:


        (襄公)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师大败,襄公伤服。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泓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战争。《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楚世家》等均有记载。)


        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第二年,宋襄公病伤而死,宋国从此也就退出了争霸的历史舞台。宋襄公与楚成王争霸时间不长,但其残忍、伪善与虚弱的面目暴露无遗,与楚成王的睿智大度、求实进取的作风适成鲜明的对比。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不符。楚成王即位后就与齐桓公争雄,并步步进逼,后来居上。齐桓公卒后,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代齐桓公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毫无霸业可言。童书业一针见血指出:“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泓之战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楚以陈亲宋,楚成王命成得臣(子玉)讨伐,取焦(今安徽亳县)、夷(城父,亳县东南),筑城于顿(今河南项城西)而还。子文以子玉攻陈有功,推荐他任令尹。第二年,宋成公初立,即“如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始从楚。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顿之君迫于陈攻而奔楚。令尹子玉率军围陈,陈从此从楚。次年,楚成王以夔国(芈姓,今湖北秭归东)国
      君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为由,遣子玉等率军讨伐,虏夔君归,夔亡。楚国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楚成王因齐桓公早死,宋襄公继而败死,其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说苑·敬慎》),成为势盛一时的中国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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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30: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五、晋国崛起与楚国城濮之败    

        

        晋国,姬姓,
      是周初分封的古国之一,都唐(今山西翼城)。春秋初期,分裂内乱,后为曲沃武公所统一。晋武公在位二年即卒,其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并继续吞并周围的霍、魏、耿等十几个小国,才有今山西南部,并继续向河西、河南地进攻,成为北方一新兴强国。晋献公为高度集权,尽杀群公子,又宠信骊姬,废嫡立庶,酿成内乱,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外,先后到过狄(在狄处住了十二年)、卫、齐、鲁、宋、郑、楚、秦等国,均受到礼遇。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至楚时,楚成王待以诸侯之礼,重耳十分感动。楚成王问何以报答,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居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 (盛箭之器),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居楚数月,应秦之召入秦。第二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立为国君,是为晋文公,是年六十二岁。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历尽艰辛,深察民情,了解晋国内外情势。随从流亡人员有狐偃、赵衰、贾佗等,都具有政治、军事才干。这就为晋文公治国图强,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在晋文公即位这一年,即公元前636年(楚成王三十六年),周襄王被其弟太叔带与狄人赶走,周襄王告难于晋、秦等国,晋文公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出兵迎回周襄王,并处死太叔带。周襄王感激,赏地八邑,于是晋拓疆至南阳(太行山南、黄河北),晋文公获得“尊王攘夷”的政治资本。


        晋国的崛起,一些中原国家又转而从晋,晋国影响迅速扩大。如原从楚已达三年的宋,“叛楚即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秦本来有德于晋文公,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两国联合伐(今河南淅川西,称下,楚之与国),直接挑起与楚的冲突。其时,齐、鲁发生争端,鲁先向晋乞师,继而又向楚乞师,以攻伐齐、宋。在中原国家心目中,楚、晋两强,都是自己依靠的对象。晋文公要称霸,楚成王要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楚之争,一触即发。


        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楚成王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领兵攻宋围缗(宋邑,今山东金乡东北),又出兵与鲁国军队联合攻齐,取谷(齐邑,今山东东阿),把齐桓公之子雍安置在此,以申公叔侯留戍。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大夫。楚成王于是加强了对齐鲁之地的控制。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楚成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宋的进攻力量,又联合陈、蔡、郑、许诸国之军,共同出击,楚等各国还与鲁国国君“盟于宋”(《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在此同时,楚成王又遣子文治兵于睽,子玉治兵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宋已成为楚、晋争夺的焦点。


        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晋国君臣亦紧急商议,采取对策。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当宋向晋告急时,先轸认为:报施救患,取威完霸,在此一举。狐偃建议:先攻曹、卫(即不与楚正面交锋),楚军必来救援,宋、齐必然无事。晋文公于是阅兵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以[谷阝]谷将中军,[谷阝]溱佐之;以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此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史记·晋世家》则说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以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次年,即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晋文公五年),晋文公亲统大军攻伐曹、卫,取卫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入曹,执曹共公,企图逼楚军撤宋围北上。这时,形势骤变,晋、齐两国国君盟于盂(卫地,今河南濮阳东南),卫国国君请求与晋结盟,晋不许,于是卫国国人驱逐其君而取悦于晋。鲁亦背楚附晋。晋又贿赂齐、秦,孤立楚国。


        楚成王迫于上述不利形势,退居于申,命申公叔侯自谷撤军,命子玉解宋围。子玉不肯,请求出战,楚成王恼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宣公十二年》谓楚“其军之戎,分为二广”,故西广为二广之一。东宫,即太子之宫甲。六卒,杜注:一卒为百人,六卒则六百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江永《群经补义》,以一卒三十乘,六卒一百八十乘。)这样,子玉除原率围宋之军队外,楚成王又另增派了少量军队。子玉很老练,并不轻易撤宋围北上进攻,而是派大夫宛春对晋文公说:只要晋“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显然,这是子玉以楚之“三施”逼晋受“三怨”的策略,以达到“一言而定三国”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但晋文公争霸决心已定,故采取了先轸的建议,一方面拘留宛春,另一方面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与楚绝好。子玉的计谋落空了,大怒,即率军进攻晋军。


        晋文公早就作了精心的部署,战斗开始后,“退三舍 (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避之”,避开楚军锋芒,至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造成“君退、臣犯,曲在彼”之势,然后以胥臣所率下军击溃楚右师陈、蔡之军,原轸、[谷阝]溱领中军伏击楚之中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楚之左军,左军溃。至此,楚军败,“晋师三日馆、谷”而还。子玉及时收兵,故其亲率的中军不败。子玉败归,楚成王逼迫其自杀(城濮之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记·晋世家》等均有详细记载。)城濮之战,是关系中原全局的战争,也是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楚成王功亏一篑,未获霸主美名。尽管如此,楚国战后实力仍强,楚成王实际上仍为大国强国之君。童书业说:“……(楚国)不特庄王为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是时微晋人大挫楚锋,楚将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历史之形势必大变矣。”(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楚国城濮之败,历来怪罪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不听楚成王劝止,骄傲轻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曾以《军志》语:“允当则归”、“知难而退”等劝阻子玉。又载,子玉临阵前曾说:“今日必无晋矣。”这些都是指责子玉骄傲轻敌的根据),终导致失败。子玉“一言而定三国”落空,对晋文公的作战决心始料不及,临战前对敌我双方形势认识不足,以致指挥失误,这点子玉是有责任的。但城濮败北,真正根子在楚成王本人。因为围宋抗晋立霸是楚成王亲自制定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他令子玉伐宋围缗,并联合陈、蔡、郑等国围宋,又盟于宋,以协调对晋的斗争策略。接着又令子文、子玉分别治兵备战。子玉是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策略的。但在形势变化时,楚成王从前线退下来,“入居于申”(楚方城内)。当子玉请战时,又调遣军队支援,这明明是自己退居后方,让子玉去前线指挥作战。可见楚成王的进攻部署是明确的,退却部署则是混乱的,这不能不是最高统帅的失误。子玉见左右师失利,所率中军立即收兵,保住了主力,亦不失为大将的明智。子玉死后,晋文公很高兴,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史记·晋世家》。)城濮之败、子玉之死,无疑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与损失。


        践土之盟,晋文公霸业达到顶峰。会后,晋等国围许攻郑,以打击楚之与国。郑不久向晋请和。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九年),楚成王遣大夫斗章赴晋请和,晋文公亦遣大夫阳处父至楚回报,“晋、楚始通”(《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双方均取友好态度,标志着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结束。这一年,晋文公卒,子立,是为晋襄公。


        公元前627年(楚成王四十五年),晋襄公以许附楚,派阳处父领军与郑、陈联合攻伐。楚令尹子上即率军北击晋之盟国陈、蔡。陈、蔡从楚,子上又攻郑,阳处父即侵蔡救郑。子上救蔡,与晋军夹[氵氐]水(今河南鲁山西南)而对峙。双方皆无意决战,晋军归,楚军亦归。楚成王子商臣谮子上受晋赂,楚成王杀子上。第二年,楚成王死,楚、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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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六、楚穆王继续北上争霸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成王原立商臣为太子时,曾征求过令尹子上意见。子上说:“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楚成王不听,仍立为太子。商臣对子上怀恨在心,[氵氐]水退军,乘机谮子上,以致楚成王错杀子上。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楚成王又想废商臣,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与其师潘崇谋,以太子甲兵围攻楚成王,楚成王要求食熊蹯(熊掌)而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允,楚成王被迫自缢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前625椙?14年)。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特别在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楚穆王镇压了企图谋杀自己的楚大夫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此时,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第二年,晋襄公之子继位,是为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河西之秦已渐崛起,秦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卒,秦穆公即命孟明视等袭郑,次年灭滑(姬姓,今河南偃师东南)而还。晋与姜戎在[肴殳](山名,今河南灵洛、灵宝间)截击秦军,秦全军复没。秦原有恩于晋,从此则世为仇敌,相互攻伐不止。楚、秦则利害相同,结为姻亲之国。据秦《诅楚文》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相壹。绊以婚姻,[艹/绝]以斋盟。”楚成王与秦穆公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楚国的继续争霸。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对楚国扩张,不形成障碍。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初,晋联合宋、鲁、陈、 卫、郑等攻打楚之与国沈(今安徽沈丘东南),沈溃。四月,秦军渡河攻晋,至[肴殳],埋葬[肴殳]之役秦军尸骨而还。秋,楚军出动攻围江国(嬴姓,今河南息县西南),晋亦即举兵攻楚救江。第二年,秦又攻晋,楚乘机灭江。江既是晋的盟国,又是秦的同姓国,楚穆王乘秦、晋交战之机,迅速攻灭,显示了楚穆王的机智与果断。


        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军攻打从楚之[若阝](下[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让君南迁建新都,史称上(今湖北宜城东南)。楚国西境息宁,即移兵东向,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子)、仲归(子家)率军灭“叛楚即东夷”(《左传·文公五年》。)的六(偃氏,今安徽六安北)。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姬姓,今河南固始东北)。


        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卒,晋又争立新君,秦、晋交战不断,第二年,晋赵盾(大夫,主持国政)与齐、宋、卫、陈、郑、许、曹之君会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开始由大夫主盟诸侯。这种形势对楚国北进是极为有利的,楚国有识之士已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如《左传·文公九年》载,楚大夫范山就及时地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春,楚穆王听从了这一意见,即挥师北上,驻于狼渊(郑地,今河南许昌西),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和。待晋国来救,楚军已还。夏,楚国又攻打陈国,以惩罚陈之附晋,占领了陈的壶丘(今河南新蔡东南)。秋,楚息公子朱自东夷伐陈,为陈所败,公子筏被俘。陈以小胜大,反而惧怕而请和。冬,楚穆王遣越椒访问鲁国,以示亲善。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夏,楚穆王杀斗宜西、仲归,消除了内患,于这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左传·文公十年》谓宋昭公“遂道以田孟诸”。)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麇(今湖北西北部)君本从楚伐宋,中途却逃归,楚穆王于次年即兴兵伐麇,败麇军于防渚(今湖北房县),兵锋直抵锡穴(麇都,今陕西白河东南)。


        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

        公元前615年(楚穆王十一年),群舒(偃姓,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等部)叛楚,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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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31: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一、楚庄王即位初应付危局与三年“不蜚”、“不鸣”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前613椙?91年)。

        楚庄王即位年轻(《国语·楚语上》:“庄王方弱。”韦昭注:“方弱,未二十。”),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就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其时,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留守在郢都的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乘机发动叛乱,在郢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未能得逞。公子燮与子仪于是挟楚庄王将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带逃跑,为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所诱杀。楚庄王还郢,“二子作乱”彻底失败。公子燮,王族,谋求令尹之职而不得,故对王室不满。子仪,即若敖氏斗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晋、秦攻时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晋、秦[肴殳]之战后,秦因被晋打败,就释放了子仪,与楚结好。子仪认为自己有功,却得不到重用,故亦对王室不满,与公子燮一起叛乱(《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平定了这场叛乱,从而清除了内患,统治才较稳定。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庄王二年),晋以蔡不参加新城盟会,又出兵攻伐,迫使蔡与之订立城下之盟。至此,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改从晋,给楚国以极大的压力。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安全。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军出击,又移兵东南作乱,至于阳丘(今地名不详),以犯訾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庸(今湖北竹山西)与群蛮(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机叛楚。楚国形势紧张,“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封锁了通向中原的门户,以加强对晋及中原诸国的防备。面对这一严重现实,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高(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贾力排众议,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贾的意见很明确,庸首先挑起了这次叛乱,只要把庸制服了,群蛮百濮自然慑服自退。如迁都,是自己被动挨打,你迁到哪里,他也可以打到哪里。楚庄王接受了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麇与百濮不久果然罢归。


        楚庄王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由于当时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同食”,上下无异,与士卒吃同样伙食。进军至句B053(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梨进击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东有方城,是为庸之方城,非楚国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子杨窗逃出来后报告说,庸与群蛮人众,声势浩大,不如尽起楚国军队会合进攻。大夫师叔(潘 )反对,他建议援用先君[虫分]冒征服陉隰的骄兵之计,才能取胜。楚庄王采纳了这一意见,派少量军队与庸人接战,七战七败(佯败),庸人果为所惑,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就不设备。正在句B053督战的楚庄王见反击时机已到,即乘[马日](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境),直接指挥作战。他兵分两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县境)攻打庸人。秦、巴其时亦出兵相助。在楚庄王亲自指挥的楚、秦、巴联军打击下,群蛮慑服,与楚庄王订盟而退。楚庄王又乘胜一举灭掉庸国。


        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百濮,具有重要意义。楚国从此进一步巩固了后方,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顾栋高说:

        灭庸而楚内乱夷矣,连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斯不待陆浑兴师,而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可见,灭庸之役,不仅显示了楚庄王的杰出才干,也为后来立威定霸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楚庄王即位初,内忧外患,形势危急,严重地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君主。结果,楚庄王镇静若定,安然地渡过了难关。但楚庄王毕竟是一位青年人,执政初幼弱,无经验,而是经过苦心磨炼才成熟起来的。《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


        《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亦有类似记载。可见楚庄王即位后,一方面依靠贤佐旧臣应付困难局面(如庐戢梨、叔麇愤而起来平定“二子作乱”、贾反对迁都力主出兵回击、子越、子贝疾速进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乐之中观察忠奸动静,以鉴别清浊,整饬吏治。“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实际上就是蓄意磨炼意志,内理朝政、外争强敌这一抱负的自白。故其“淫乐”是一种手段,结果则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治上焕然一新。“是岁灭庸”、“国人大悦”,正是经过刷新政治后,才使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内乱的重大胜利的。当然,《史记》等古籍记载是很简略的,且颇富有神秘色彩,但联系楚穆王卒后的楚国动乱政局及稍后若敖氏叛乱看,楚庄王即位后“自静三年”(贾谊《新书·先醒》),外不启北门,内整肃朝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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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34:1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秦、晋关系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延阝](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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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34: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子文“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艹/为]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艹/为]治兵,[艹/为]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断定子玉必败。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一方面与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吕臣则被任为令尹。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氵斥]江将入郢(顾炎武《补正》:“(子西)将入郢为乱。”),恰好被正在渚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梨所杀。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贾则为工正。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贾亦升任为司马。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佐传·宣公四年》载:“子越又恶之(指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贾)于 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另据《史记·楚世家》载:“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贾囚杀。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谈判解决。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B053。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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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35:3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四、“孙叔敖治楚”    

        

        孙叔敖([艹/为]敖、[艹/为]艾猎、[艹/为]饶),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说今河南淮滨境)鄙人,楚国君冒之后。其父贾(曾任工正、司马),其祖父为吕臣(曾任令尹),与若敖氏并为楚国之大姓。[艹/为]贾被子越(若敖氏)杀后,其子孙叔敖不得不从邑避居期思野鄙,过着“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的生活。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当时令尹虞丘(沈尹)荐举孙叔敖代己而任令尹。故孙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享有一定名望(《吕氏春秋·赞能》:“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外,也同孙叔敖之父为若敖氏所杀、楚庄王决心起用氏之后有关,当非偶然。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据史籍记载,担任令尹的除孙叔敖外,还有其他五人(先后担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谓“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桓谭《新论·国是》则称“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可见孙叔敖任令尹时政绩最突出,佐楚庄王成霸立业,名垂史册。楚庄王时先后既有六位令尹,故孙叔敖任令尹时间当不会太长,应在楚庄王称霸高峰时期。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这当然是楚庄王即位后,内平隐患、外抗强晋,实行开明治国路线的结果,但与孙叔敖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忠心辅佐也是分不开的。所谓“孙叔敖治楚”,即指孙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内,为民办事,政绩斐然,不愧为一代名相。


        首先,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大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马因]集解引《皇览》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这样,楚国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绎史·孙叔敖碑》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与乡里父老群众相处较密切,如《说苑敬慎》载,他出任令尹时,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父老却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淮南子·道应训》则记有一狐邱丈人告孙叔敖说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荀子》、《韩诗外传》等亦有类似记载。这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如《新论·国是》载:“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羊之裘。从者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孤裘则温,何不为也?’叔敖曰:‘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韩非子》、《盐铁论》等亦有类似记载。《孙叔敖碑》则称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木郭]”。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宠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廉吏”。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可谓公平”。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左传·宣公二十年》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又载,“楚民俗好庳(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捆(门限)。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皇览》记载说:“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吕氏春秋·情欲》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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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5 12:36: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大夫氵曳]冶谏阻,反而被杀。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似以为戏”(《左传·宣公十年》及杜注。)夏姬之子夏征舒已年大为卿,见此情景,恼羞成怒,射杀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奔楚,陈灵公太子午奔晋。夏征舒自立为君(《史记·陈世家》。)第二年夏,楚庄王经伐郑服郑后,即与郑、陈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阳西北)。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载,这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政,伐陈”。对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今年楚庄犹以夏征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征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征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之。”可见楚庄王为了稳定陈国局面,再一次举兵伐陈。攻入陈后,“杀夏征舒, 诸栗门。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陈为县后,百官皆贺,唯楚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后复命而退,不贺。楚庄王使人责问其故,申叔时答道:“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同上。)申叔时以“蹊田夺牛”的故事告诫楚庄王,行义讨伐乱国之臣,诸侯是欢迎的,如因此而贪其地灭其国,则又会失去诸侯的。楚庄王听后立时清醒过来,高兴地说:“善哉!吾未之闻也。”(同上。)仍恢复了陈国,迎陈灵公子午为国君,是为陈成公。孔宁、仪行父也被送回陈国。为显耀武功,从陈国乡取一人,集居一起,谓之夏洲(据《清一统志》说,其地在今湖北汉阳北)。楚庄王灭陈后又复陈一事,当时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如《淮南子·人间训》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孔子家语·好生》载:“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楚庄王在讨陈服陈的同时,也全力与晋争夺郑国。从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至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的七年间,楚伐郑六次,几乎年年出兵,晋有时救郑,有时因郑与楚和又转而伐郑,争夺极其激烈,郑国忧心忡忡,深受其苦。如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楚伐郑,晋来救,郑败楚师于柳棼(郑地),“国人皆喜,唯子良(公子去疾)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左传·宣公九年》。)第二年夏,郑惧楚报复,请和,楚与之盟。晋以郑叛之,立即会宋、卫、曹之师伐之,郑又与晋和。冬,楚庄王以郑附晋,又举兵攻讨,晋亦又会宋、卫、曹救郑,逐楚师于颖北(今河南禹县之北)。随后晋等四国军队还驻守在郑国,以防备楚国的进攻。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春,楚庄王从争霸战略出发,再一次亲率大军攻郑,进抵郑邑栎(今河南禹县),郑国难以支持,惶恐不安,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遂从楚。晋这次未出兵往救,说明楚势旺,晋已回避。楚庄王见陈,郑已服,遂与之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县西北)。但楚庄王以为郑在晋、楚交兵过程中,时而亲晋,又时而亲楚,故从楚是迫不得已的,“自是楚未得志焉”(同上。)尤其是郑在辰陵之盟后,“又徼(求)事于晋”(同上),故于第二年(公元前597年)春,为彻底服郑,楚庄王又亲率大军攻伐。这次攻郑声势浩大,晋不敢及时来救,郑穷困已极,郑襄公只得肉袒牵羊迎楚请罪。《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哭)于大宫(太祖之庙),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哭),守阵者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子良出质。


        楚庄王对陈、郑均采取宽容怀柔态度,先以兵讨之,后以德服之,充分显示了这位霸主的睿智大度。《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士会语:“楚君讨郑,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读言](音独,痛怨),政有经矣。”这种评论是很恰当的,楚庄王之所以能立威定霸,与这种德刑并重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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