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人性与命运：历史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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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齐国田氏势力渐大，田常(谥号田成子)为齐相时，暗中图谋以田氏取代公室。《韩非子?说林上》讲述了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的一件事情：齐臣隰斯弥有次拜见田常，两人一同登上田氏家中的高台，举目四望，但见三面畅通无障，向南望时，却见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田常变得一言不发。隰斯弥回家后让人砍伐那些树木。斧子刚砍了几下，隰斯弥又急忙制止，不让砍伐了。管家人问他为什么剐定的主意却又变化了，隰斯弥回答说：“有句古谚道:‘察见渊鱼者不祥。’田常正在筹划着篡国大事，这是他不想让人知道的，我如果表示出能察知人之隐微，那我的处境就太危险啦。不伐树，我没有任何罪过；而察知人的隐秘之事，那却是不得了的。”隰斯弥最终没有伐树。��

　　田常在高台上望见南边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视线，抑或挡住了阳光，变得一言不发，显然有不快之意，隰斯弥回家立即让人砍伐树木，他不愿为此事得罪国家的权贵人物。然而，田常的怨树之意并未公开流露，仅限于心中所想，属于一种隐情，隰斯弥如果伐掉树木，虽然能讨得田常一时之好，但却显得自己过分聪明了。田常正阴谋篡国，心有重大隐秘，最忌恨那些能察人隐秘的聪明之人，隰斯弥不想成为田常最忌恨的人物，那就只有对田常的一切隐情都佯装不见，假作一个痴钝之人。��

　　察见渊鱼者不祥，说的是能察知别人内心深处隐秘活动的人，必然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别人的一种思想活动只所以会隐而为秘，必定是这一思想意念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或外在的行为规范相抵触，如果有谁察知了其本人不愿公开的思想活动，就等于认定了其人对社会要求的抗逆，把自己无意识地放置在了与其人对立的境地，就必然遭到其人的忌恨和报复。隰斯弥是深知这一道理的，他回家砍树，反映了他察人隐情的聪明；他砍而又止，则表现了他洞悉人情的世故。看来他是一个胆小软弱的人物，他要通过掩饰聪明、示人愚钝来显示自己对别人隐秘活动的无所知觉，借以脱离危险的境地。��

　　隰斯弥砍树又止，外在地反映了一个软弱之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这是一种不含进取目的和政治抱负、只求避祸保身的假痴不癫之计。像后来“难得糊涂”的处世方式一样，这类察别人隐秘而故示不见的行为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人世的许多无味之争，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软弱处世、不求进取和纵恶养奸。相比之下，它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更大些。��

　　事实上，任何人都有隐秘之事和隐秘之情，但这种事和情可以根据是否对社会造成危害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处不对社会造成危害，即属于他个人的“隐私”，那社会就应对其予以谅解和保护，不是其他人可以佯作不见，而是其他人不得过问。如果一个人的隐秘之事注定要给社会带来危害，那知情人就不能佯作不见，而应该予以揭发和制止，借以向社会负责。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引入“隐私”和‘“监督”两个概念，用“隐私权”来保护人的前一种隐秘活动，用“监督权”来鼓励人们揭发和制止后一种隐秘活动，这比古人察见“渊鱼”就自认倒霉，于是假作痴钝、佯示无知、自认聪明地装糊涂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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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大军事家孙膑起先曾求仕于魏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孙膑在魏国才高受妒，被庞涓捏造罪名，“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列国志》依史载将孙膑逃齐的情况作了想像发挥，描写了孙膑欺骗庞涓、逃至齐国的诈疯计。��

　　庞涓迫害孙膑时，他是暗中陷害、借国法处罚的，表面上他充当好人，表示了对孙膑的深切同情。孙膑受刑后，他个人养起了孙膑以示恩德，让孙膑将其学到的《孙武子兵法》手录相送。孙膑手录了部分章节后，偶然知道了庞涓陷害自己的真相，于是根据老师鬼谷先生的锦囊暗示，假作疯状。他毁掉了手录的兵法，佯作哭叫，滚爬于猪圈，以精神错乱示众。庞涓派人暗送礼物，假作相救，以此测试孙膑变疯的真伪，均被孙膑识破和瞒过。魏人至此认定孙膑真已变疯，因而任其在市井猪圈中出入滚爬，每天但有人向庞涓报告其夜宿之所而已。��

　　过了很久，齐国客卿淳于髡出使魏国，其从者禽滑麓在井栏边见到孙膑，道出齐王倾慕之意，两人定下逃跑之策。几天后，淳于髡告别魏王回齐国，禽滑麓在约定之地接上孙膑，暗载于车后，却让小厮王义穿上孙膑衣服，披头散发，以泥土涂面，装作孙膑模样，混迹于猪圈狗棚中，庞涓每天照例能听到关于孙膑所在的报告。又过了几天，王义料淳于髡一行已走出魏境，遂在暗处将脏衣脱于井旁，只身逃回。“孙膑”失踪后，庞涓使人在井中打捞尸首不得，难以寻到下落，怕魏王责怪，遂让手下人将孙膑以溺死申报了事。��

　　孙膑在认清了庞涓的阴谋后，决定在手录兵法一事上绝不配合；但他若公开拒绝此事，必遭杀身之祸。常规方式断难解脱这一困境，孙膑于是采用诈疯计，对魏人以狂癫相诈。《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中云：“能而示之不能。”(《计篇》)孙膑在特殊的人生困境中对这一兵法原则作了最好的发挥和运用，他的诈疯计向外界表明了自己才智的毁灭，使庞涓难究拒录兵书之罪，又消除了引起庞涓嫉妒的根源，还为日后争取了较大的行动自由。这一计策的运用自然使孙膑在生活上和声誉上暂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使孙膑在保存自我身体的前提下退出了他难以立足的魏国政治活动圈和社会生活圈，使魏人将他逐渐置之度外，为后来的脱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以退为进、为进而退的策略。��

　　和齐人禽滑釐接头之后，孙膑向魏人实施了金蝉脱壳之计。施计人为孙膑找下替身，巧妙地采用分身之术，让替身吸引和应付魏人，而孙膑真身则隐匿离去。及孙膑出了魏境时，这位替身再一次金蝉逃壳，留给魏国的仅是一堆肮脏的衣物和难解的疑团。孙膑金蝉脱壳计的设计、实施和成功，都是以诈疯计为他争取到的有限的行动自由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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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娄上》讲了无论谁溺水被淹，人们都应该援手救助的道理。孟子的主张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提出的，意在使君王行仁政治国。这一观念被提倡于乱世争雄的战国时代，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任何时代都没有可以绝对地普遍施行的抽象仁义。在不同国家的纷争中，人们常常是以某种谋略手段，求仁义之名，取利益之实。列国时就有两则故意等待人溺水，然后援手救助的事情。��

　　第一则，据《韩非子?说林上》说，邢国受到强敌攻伐(公元前662年翟攻邢)，齐桓公本着攘夷救邻的仁德精神，准备出兵救援邢国，鲍叔牙提议说：“援救得太早了，邢国没有亡形，敌军不曾疲惫，我们即使付出重大代价，对邢国也没有厚重的恩德。不如晚些出兵救助，那时敌军攻邢疲惫，我们易于战胜；同时我们使行将灭亡的邢国恢复生存，功劳也更大。”齐桓公于是推迟了出兵时间。��

　　第二则，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召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援，群臣争论不休，军师孙膑提议说：“韩、魏的军队都没有疲惫时我们就出兵相救，那就等于我们代替韩国与魏作战。等到他们两国相战，韩国有亡国之形时再出兵相救，我们可以轻易击败疲惫的魏国，还可以得到救亡存活的美名。”齐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向韩国答应救援但未马上出兵，等到韩国五战连败、提出投靠齐国时，齐国方才出兵救援，在马陵大败魏军。��

　　在上述两事中，被求救的一方最终都援救了受祸患的一方，都遵循了“仁义”的要求，但他们都在援手救助的时机上巧作筹划。在这里，被援救的国家一是自己的睦邻之邦，二是属于弱小之国，援救的一方在其初蒙祸患时仅仅答应援救但不出兵，他们既要坚定受援国的抗敌信心，防止其投降敌人，又不愿自己蒙受强敌的进攻。为友邦承担应诺了的义务，首先采取的是坐观虎斗的策略。救援国故意等到应救助的友邦和敌人在拼杀后都有了重大消耗，而友邦危亡难保时方才出兵救助，这就使自己以最少的消耗换取了利益和名声两方面的最大收益。��

　　故意等到别人溺水之后方援手相救，似乎不合仁义的要求，反而能得到了最大的美名。在国家关系中，它是一条代价小、收益大的谋略计策，真实反映了国家交往中本质性的利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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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忌在战场上三战三胜，声威大震，相国邹忌非常嫉恨。《战国策?齐一》、《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了邹忌因嫉恨而诬陷田忌的卜筮之计。��

　　按照设定的计策，邹忌的门客带着重金去街上找到一个占卜算卦的人家，对占卜者说：“我是田忌将军家的人，我家将军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谋大事，想知道能否成功。”门客求卜离去后，齐国官兵突然闯入，拘捕了算卦先生，拷问追究他为叛臣卜筮之罪。算卦先生被抓至齐王面前审讯，他不便抵赖，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为田忌卜占大事之吉凶的经过。齐王闻此，对田忌顿生疑心，田忌被迫逃离。��

　　为了诬陷田忌，邹忌要向齐王捏造田忌“欲谋大事”的证据。这一证据如让邹忌本人或其门人提供，难免被齐王怀疑；如果教唆指使他人提供，难保此人不将幕后教唆之情和盘端出，使邹忌惹火燃身。考虑到这些情况，邹忌于是采取了卜筮之计。��

　　卜筮计的要害首先是向证人示假，是假冒被害人的名义向证人佯示“欲谋大事”的秘密，然后逼使证人向君王告发被害人。��

　　施计之前，邹忌必须首先选择好向其示假的证人。按照计策要求，该证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他必须是朝政争斗的非参与人，因为只有这样，证人的证词才不会被怀疑为主观捏造，才易被齐王相信；其二，证人必须具有获得田忌秘密的身份。田忌“欲谋大事”的秘密不会随便告人，该证人若不具有得其秘密的特殊身份，他的证词就有悖情理，甚至难以向他演示证据。根据这两点要求，邹忌选择街面上的算卦先生作证人。��

　　邹忌的门客冒充田忌家人，以卜筮的名义向算卦先生透露了“欲谋大事”的虚假信息。在古人的观念中，臣子“欲谋大事”，是图谋夺政的隐蔽说法。邹忌的门客正是要给算卦先生留下田忌谋反的印象，以便后面有证词可供。由于算卦先生从不考察求卜者的真实身份，他把这里的求卜者当成田忌家人去看待，自然对田忌的谋反信而不疑。��

　　算卦先生被邹忌派人蓄意捉捕拷问，在齐王面前，他不敢冒犯欺君之罪，只好把经手的实情告诉君王。算卦先生并不认识那位求卜的“田忌家人”，前者被捕时后者已经离去，继续追查的线索中断，于是算卦先生的供词就成了惟一的旁证，齐王即使不想怀疑田忌谋反，也难以否定这惟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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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齐威王手下有一位名叫章子的将军。《战国策?齐一》载，秦国有次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子率兵应敌，章子在前线与秦军商谈和好，使者相互往来，他让一些齐兵变换徽章，混杂于秦军之中。有一位官员来对齐威王说：“章子让齐兵跑入秦军队伍了。”威王没有反应。一会儿，又有一位官员来说：“章子领着齐兵降秦了。”威王仍然没有反应。一连这样好几次。负责此事的大臣请命说：“说章子坏了事的众口一辞，君王何不派大将率军攻击章子？”威王说：“章子不会背叛我，那是很明显的，我为什么要发兵攻击他呢？”过了不久，传来捷报说：“齐兵大胜，秦军大败。”秦王于是向齐国道歉致谢。��

　　事后，身边的人问齐威王为什么能知道章子不会背叛，威王回答说：“章子的母亲启过去得罪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将启杀掉后埋于马棚之下。我任命章子为将时勉励他说：‘你这次若能全胜而还，我一定会重新安葬你的母亲。’章子对我说：‘重新安葬先父之妾我并非办不到这事。我母亲启得罪了父亲，父死前没有教我改葬。如果我没有得到父亲的吩咐而重葬母亲，就是背叛欺侮我死去的父亲，所以不敢这样做。’作为人的儿子，他不敢背叛死去的父亲，那他作为臣子还能背叛活着的君主吗？”��

　　章子被齐威王任将后，在与秦军对抗的前线上，借和谈之名为齐兵创造打入敌军的机会，他以假诈敌，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然而，当章子在前线与秦“和谈”，齐兵开始打入秦军时，却有许多官员向齐王连续报告章子的所谓“叛变”行为，请求齐王派兵出击。章子假和谈的计谋属军事机密，不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许多官员不明真相，他们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向威王报告所见情况，当属合理的行为。��

　　社会上不乏“三人成虎”的现象，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因为传说的人多了，便使人们不能不信以为真。与此相反，齐威王对章子的认识却不为传闻所动，尽管有多位官员向他报告章子的“叛情”，但他始终认为章子不会背叛自己。他的这一认识不是源于对前线战情的了解，也不源于对章子长期的考察，而是源于他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的两种分析判断基础之上。��

　　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衍生出了忠孝一体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作为一个时代的意识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参与人们对事情的理解和判断。社会一般认为，一个在家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的人，他在国事中必然对君忠诚。如春秋时孔丘的弟子有子就曾说过：“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见《论语?学而篇》)明确认为讲究孝悌的人很少犯上作乱。关于什么是孝，儒家宗师孔丘曾概括过很多方面，其中他曾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篇》)甚至还认为，孝就是“无违”(《论语?为政篇》)。章子的父母曾有一段怨情，当双亲去世、章子成了一家之主时，他宁可承受母亲尸葬马棚的屈辱，也不敢改变父亲生前的决定。章子并非不爱自己的母亲，也并非不具备改葬的物质条件，而是他更看重做为儿子的伦理规范，不愿做父亲没有吩咐的事情。齐威王据此认为，既然章子能自觉追求和严格信守时代的伦理规范，做一个不违背父亲意愿的孝子，那么，他也必然就是一位不背叛君主的忠臣。��

　　从人类人格完整和谐的角度讲，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特定的人格德性总会映射到他人生的每一行为上。人生会有许多行为，他的人格德性不是分割到每一行为中，而是像“月印万川”一样完整地映射到每一行为中，人们每一行为中体现出的他本质上拥有的人格德性其实是相似齐一的，这是人格和谐的内在要求。据此，对一个人的考察，只要有把握看清他在一个重要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人格德性，那就能基本掌握他在其他事情上将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动向。齐威王从章子不违背父亲意志的行为上看出了他为人诚实的品格，进而分析一个诚实之人在将军位置上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得出了章子不会叛君的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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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对章子自孝见忠，以诚见信，因而能闻叛不疑，信任如初。他对章子判断结论的正确性得到了事实的证明，从而表明了他对章子两种考察方法的可靠性。在两种方法中，即使忠孝一体的伦理意识超出一定时代而不复存在，齐威王以人格齐一和谐规律为前提的识人方法还会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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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斶是战国时齐国的名士。《战国策?齐四》载，齐宣王见到颜斶，对他说：“斶，前面来！”颜斶对宣王说：“王，前面来！”宣王很不高兴。宣王身边侍臣说：“王，是做君主的；斶，是做人臣的。王说让你前来，你反要让王前来，这怎么行呢？”颜斶回答说：“我颜斶向前是倾慕权势，而大王向前是礼贤下士，与其使我倾慕权势，不如使大王礼贤下士。”��

　　宣王气得变了脸色，问：“是王高贵，还是士高贵？”颜斶回答：“士高贵，王不高贵！”宣王问：“你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颜斶回答：“有根据的！过去秦国攻齐，曾下令说：‘有敢去柳下季(即春秋鲁大夫柳展禽，谥惠。与周初伯夷并称夷惠。受后世尊崇的清高廉洁之士)坟墓五十步以内打柴的，杀无赦！’同时又下令说：‘有能得齐王之头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此看来，活着的王头，还不如死士的坟墓。”��

　　宣王听了，默然不语，但仍不高兴。颜斶于是讲了一番尧、舜、禹、汤及周文王推举贤士的事迹，论证了“贱为贵本”的道理。宣王终于被说服了，他感叹道：“哎呀！我到今天才听到了一席君子之言。希望您能接受我为弟子。以后您颜先生与我在一起，食必太牢(指享受天子诸侯的食物待遇)，出必乘车，妻子儿女都穿华贵的衣裳。”颜斶辞谢说：“玉生于山中，受琢制就会毁坏，并非它不再宝贵，然而它不是完整的璞玉了。士生于山乡鄙野，受推举则有厚禄，并非算不上尊贵，然而他的形体和精神不再和谐完整了。我希望能回到自己家中，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诚正以自娱。大王的职责是发布命令，我的职责是尽忠直言。希望能就此告归。”于是颜斶步行回到家中，他归真反璞，终身未仕。��

　　宣王初见颜斶，充满着君王的优越感，他呼颜斶向前，后又忿然质问王和士谁更高贵的问题，俨然君王的高贵自不待言。颜斶在这位自矜自贵的君王面前毫不让步，他既要保持士人的自尊，又要让对方承认士人的高贵。为此他与对方连续进行了三个回合的论辩。第一个回合，他针锋相对地呼宣王向前，并有意把君王的向前抬举为明君必具的礼贤下士，而把自己的向前故意贬低为人所厌恶的趋炎附势，为自己拒绝宣王的传呼和使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同时找到了极为得体的托辞。自然，无论是谁向前，其动作本身绝无个人品格的含义，但这种动作所体现出的个人形体的趋附，却被颜斶巧妙地加以夸大，提升到个人品格的意义上去发挥。颜斶发挥出一种巧妙的托辞，说服宣王服从自己的传呼，不仅是要在他和宣王之间确立一种由对方行为动作认可的主从关系，折煞对方的威风，而且是要借这一发挥向对方显示士人的聪敏智慧，折服对方的心灵。果然，宣王一股威风扫地的恼火，他怒形于色，却难以反驳。��

　　在第二个回合，宣王难抑恼怒，一开始就抬出了他心中王高贵于士的铁一般的定则。他貌似客气地提出了王和士谁更高贵的问题，既是要以铁则压迫颜斶，逼他放弃士人的自尊，同时又想让颜斶自己揭开君王高贵的铁则，在客气中使颜斶落入更大的难堪。颜斶自然明白宣王的心底，他跳出对方设置的圈套，按自己的思路坦直回答，在王宫中做出了“士人高贵，王者不贵”的惊人之语，解释此语时，他故意选出秦王奖惩士兵的两个命令作对照，以此说明活着的王头，赶不上死士的坟墓。其实，秦王对士兵奖惩的分量并不反映齐王与柳下惠本身的价值，颜斶对此并非不知，但他要借此说明士人的高贵，同时还想故意借此不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作个糊涂论证，有意愚弄宣王及其侍臣，进一步显示士人的机敏雄辩。宣王心中不悦，但默然不语，也许他虽然觉得颜斶所说的事情难以成为理由，但却拙于反驳，已经开始感到了自己才智的短缺。��

　　在第三个回合，颜斶面对齐王及其侍臣对他上述论证的不悦和反驳，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诸家学说的精通，左右逢源，从更高的层次上论证了“贱为贵本”的道理。我们无意对这一论证过程作过多的欣赏，但却可以确信，颜斶是从宣王有所耳闻的先圣事迹中得出了对方未曾耳闻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道家思想相合，它是古代许多士人，包括颜斶在内所以远避朝政、甘居鄙野而能心安理得的思想支柱，却使宣王看到了世间一片新的精神世界，使他顿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无法抗拒士人颜斶论证魅力及其论证思想的诱惑，终于偃旗息鼓，放弃论辩，并且以极高的生活待遇吸引挽留颜斶，自愿要当颜斶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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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斶为了维护士人的自尊不得不论辩于王宫，无意间得到了宣王送来的与诸侯等同的生活待遇，这是时人梦寐以求、趋之不得的，然而颜斶并没有接受，他认为，享受君王给予的某种生活待遇固然也是个人的尊贵，但却要为这种尊贵付出精神自由的代价，会使自己在人格上变得思想和行为不相和谐、形神不全，失去士人守璞存真的本性。他以璞受琢则失真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外人不易理解的道理，提出了辞归的要求，并且描绘了自己在山乡“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的无限的生活乐趣。��

　　事实上，颜斶在这里是以自己的坦直论辩被宣王看中的，他所以敢对君王直言相抗，杀削王威，就是因为他的山乡生活不受君王的支持和恩赐，从而不受君王的制约，这种独立的个人生活保证了他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但如果他接受了君王的恩赐，过上了王宫的生活，那他势必失去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其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就会受到君王权威的限制，对君王的直言相抗、坦直论辩就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失去了被君王看中和赏识的根据。颜斶深深地了解这一点，他拒绝君王承诺提供的优厚待遇，并非不愿意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不愿意为此付出自由和自尊的代价，丧失自己和谐完备的人格。同时，在颜斶的心目中，人生的乐趣多半在于自己的精神感受，山乡的物质生活固然艰苦，但这种生活隔绝了外界的倾轧和喧闹，以大自然的寥廓和质朴，培养出了人们清心寡欲的淡泊之性和形神完备的自由人格，“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成了他们对艰苦生活的自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比荣华富贵生活中的形神不全要有益得多。��

　　颜斶和宣王的论辩，体现着士人和君王优越性的比较，这种比较从人生价值的尊贵和个人生活的优劣两方面展开。颜斶以自己的丰富知识和论辩才能充分论证了士人价值的尊贵，终使宣王信服，但他却难以否认宫廷物质生活的优越，转而从个人精神感受的方面说明士人山乡生活的无限情趣，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颜斶对宫廷生活的拒绝及其说明是有深刻道理的，它揭示了士人的真实价值之所在，指出了优厚俸禄对士人自我真实价值的伤害，并以自己超世脱俗的行为向人们表明了保持自我价值的方式，表明了人生自由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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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滑稽列传》讲述了淳于髡以空笼向楚王献鹄，反得楚王称赞的事情：齐王派淳于髡去向楚王献鹄(即天鹅)，出了齐国城门，鹄冲出笼子飞走了，淳于髡很为难，最后他想了一套说辞，揭开笼盖，提着空笼去见楚王。淳于髡对楚王说：“齐王派我来给大王献鹄，过江的时候，我不忍心让鹄受渴，揭开笼盖放它出来喝水，谁想它却飞跑了。我想以剑刺腹、自杀而死，却怕人讥笑，说大王因为一只鸟就让士人自杀。鹄鸟这类长毛之物到处都有，我想买一只来代替，但这样换掉了齐王的所赠之物，是欺骗人的不诚实行为。我想逃奔到其他国家，又不忍心让两位君王的信使不通，所以冒昧地前来向大王叩头请罪，接受处罚。”楚王听罢，连声称赞说：“好！齐国竟有这样的忠诚贤士！”他赏赐给淳于髡双倍于鹄价的钱财。��

　　淳于髡受命出使，途中失鹄，以空空两手难见楚王，且定然误了使命；空笼回国又有负命之罪，难免处罚。思考再三，他索性带上一套辩辞去见楚王。淳于髡的辩辞围绕鹄飞和人来两个现象，对其原因作了极富韬略的解释。他抓住君王喜爱忠信之臣的特点，在解释中从四方面尽力把自己衬托成难得的忠臣信士：第一，鹄鸟飞走了，那是由于自己“不忍鹄之渴”，——我以诚信之心待鹄，鹄有负于我，我无负于鹄；第二，失鹄负君命而不自杀，并不是怕死，而是“恐人议吾王”，——忠臣不怕死，只怕因为自己之死给君王造成不良影响；第三，失鹄鸟之礼而不另购，不是难以购到，而是考虑到私买顶替之物，“是不信而欺吾王也”，——廉士不怕破费，只怕忠信不立；第四，前后为难而不逃奔他国，并不是无处可逃，而是要实现两国君王的通使之任。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淳于髡向楚王暗示了他有几种解脱过失的办法，只是几种办法有违忠信的要求，他不屑采取。他虽然丢失了鹄鸟，空着手来，但他是一个彻底的忠信之士。楚王听罢淳于髡的解释，被这种少有的忠信精神所感动，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给了他很厚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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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是女子一种珍贵的珠玉耳饰。《战国策?齐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薛公田婴为齐相时，齐王夫人死了，当时有十个姬妾都受到齐王的宠爱，薛公想劝齐王将其中的一人立为夫人，但他又怕自己所推举的人不中王意，于是他制作了十个珠玉耳饰，而把其中一个做得特别精美，然后把它们献给了齐王。齐王将十个耳饰分授给十个姬妾。第二天薛公陪坐时，把戴着那只精美耳饰的姬妾荐给齐王，劝齐王立她为夫人。《战国策?楚四》也记载了楚国王后死，大臣昭鱼以美珥计窥察君心，“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的事情。��

　　齐王要在十个姬妾中选择一个继立为夫人，他在做出选择前会征求相国的意见，然而齐王选择夫人，终归会以个人的宠爱程度为标准，相国的意见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相国的意见如果正好能和君王的选择意向相吻合，他就不仅能够博得君王的欢心，而且会得到新王后的感激；如果相国的意见不合君王之意，非但新立的王后会憎恶他，同时也扫了君王之兴。由于这一关系，薛公想要把齐王最为宠爱的姬妾作一推荐，但齐王最爱哪个姬妾，这是他内心的秘密，他不会轻易告人。为了窥测齐王这一内心的秘密，薛公使用了美珥之计。��

　　薛公制作了十个玉珥。玉珥是女人的专有装饰品，齐王不会留作他用，肯定会分发姬妾，且玉珥的数目正好与齐王姬妾的数目相合，不会使齐王产生分发不匀的顾虑。然而，十个玉珥中有一个更为精美，齐王在分发玉珥时，出于内心的偏爱，必然会把最精美的那只特意留送给自己最为宠爱的姬妾。让自己最爱的人得到最好的礼物，这是人性中感情平衡的内在要求。齐王绝不愿向人们披露他最爱哪个姬妾这一个人隐秘，但却通过分发玉珥，无意间将这一隐秘泄漏了出去，使薛公获得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