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四、崇尚巫鬼之风与观射父的宗教思想
《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演变，原始宗教步入“人为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后，更加兴盛而不衰。
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古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楚人对天的崇拜已非一般观念，而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如太乙（太一）、东君、云中君等。楚人的祭祀地宗，按照楚昭王的说法，是“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左传·哀公六年》。）江、汉、睢、漳，楚国境内的江河，代表着楚国的社稷，祭祀唯谨。泰山当然不祭，楚国境内名山亦不见有祭祀的记载。楚人对祖先（鬼）也是十分敬重的，丝毫不能大意。《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失以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可见祝融和鬻熊，楚人奉为先祖，是恭敬备至的。夔子不祭祀，楚成王先谴责，后灭国，夔子本人也做了阶下囚，何等严厉。此外，高辛氏、轩辕氏也列为信奉的对象。
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广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是一些超越凡人、具有特殊秉赋的智者，“民之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立，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这里虽有男觋女巫之分，实际上都统称为巫（《周礼》，男亦曰巫，故实可统称为巫。）楚国是从氏族制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所以政治活动和科学文化知识，都蒙上了迷信的外衣，为“神事”所笼罩。巫，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政治的本领。《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可见医既主卜筮，又深谙医道医术，故巫是一身而二任的，称为巫医。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要成为一个巫医，得需苦心积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另外，巫还“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国语·楚语下》），在交结诸侯、参与国事中，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故楚昭王时的观射父，既是一位大巫师，也同时是一位参与政事的大夫，地位极为显赫，被楚国奉为第一国宝。
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人祭祀之风极盛，上至国君，下至国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说。近年来在湖北江陵等地出土了不少“镇墓兽”或“辟邪”之物（湖北荆州博物馆展出的有江陵雨台山出土的“镇墓兽”、江陵马山出土的称为“辟邪”一类的根雕），实际上就是楚人尚鬼神重祭祀之风的实证。
占卜当然是巫的职责。为社稷占卜的是卜尹，国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卜。如楚灵王即位前怀有夺天下之志，自己就占过卜。民间的男觋女巫占卜之风就更盛了。占卜的工具是龟甲，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灵王占卜不吉，“投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司马令龟，我请改卜”，就是例证。楚国君（王）在确定继承人，或在选官用人上，有时还采用“枚卜”（一个人一个人依次地卜下去，直到某个人得吉兆为止）这一独特方式。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有宠子五人，不知立谁，拿着一块璧遍祀“群望”，祈祷说：“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与巴姬把这块璧秘密地埋在祖庙的庭院中，让五子按长幼次序入拜，决定继承人。后来楚共王死，虽仍立长子（楚康王）为王，但也反映了楚共王不按惯例立长子为嗣，而企图求助于天神以达到“弃礼”的目的。又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楚惠王与叶公枚卜新令尹，楚惠王弟子良得吉兆，叶公认为王子做令尹，会威胁王位，于是改卜子国为令尹。
敬天交鬼神的活动，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天命论的动摇，入春秋后，楚人虽然一方面尚鬼神崇巫卜，另一方面在这一鬼风巫风的气氛中，又不乏求实务实的理性精神，使楚人的宗教生活饱含人情味和现实性。除了上面提到的斗廉提出“不疑何卜”外，还有很多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玉北上临战前，梦河神向自己索取琼玉，子玉不肯。大心（子玉子）、子西使荣黄谏，子玉还是不听。荣黄对大心、子西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荣黄的意思很清楚，敬神是次要的，勤民是首要的，子玉之败（指城濮之战）不在不敬神，而在于不勤民。子玉视物重于神，是很实际的。神可敬，琼玉却不能给。然在特定的条件下，楚人又把自己与鬼神贴得很紧，相信鬼神是会与自己同命运共呼吸的。如公元前506年吴攻楚，楚在麇地战败，暴骨原野，无人收尸，第二年，楚反攻，吴军集结在麇，子期认为：“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结果施以火攻，大败吴军（《左传·定公五年》。
这里“焚”鬼神与敬鬼神是一致的，神灵与自己是心心相印的，绝不是可敬可畏而不可亲的。可见楚人在崇尚鬼巫的同时，已不乏理性精神，而崇尚鬼巫的真正目的，在于“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周易·观卦》），体现了其“人为的宗教”的性质。春秋时期，楚国一方面是鬼巫之风长盛不衰，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春秋末，楚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宗教思想理论家观射父。
观射父，祖籍[若阝]人，楚昭王时大夫。《左传·哀公十七年》说：“观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后来，观丁父的后人“佐开卜”，以巫卜为职业。楚康王时，观起被车裂，其子观从逃居蔡国，帮助楚平王夺取了政权，博得了楚平王的信任，被任为卜尹。观射父可能是观从的后裔，故承继了观从的事业，掌握了丰富的宗教资料。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晋助周敬王伐王子朝，王子朝等奉周之典籍奔楚，故观射父又有可能直接阅读到周之典籍，加深了对周礼的了解，进一步把楚国的宗教思想与周礼联系起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宗教思想理论，对了解和研究楚国乃至我国古代的宗教发展，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观射父既参与国事，又通晓宗教礼仪，楚昭王有不明了的天地之事，都要向观射父请教。所以他的宗教思想理论，集中地保存在《国语·楚语下》所记观射父答楚昭王问话中。
首先，观射父对原始宗教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考察，为后世对原始宗教的了解与研究，提供了可贵的依据。当楚昭王问以“《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时，观射父答道：
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牺牲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礻西/土] 之服，而恭敬明神者，以为之祝。使明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土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作为古代的宗教思想家，他不可能对原始宗教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样就难免有失实之处。如所谓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觋、巫专司敬天交鬼神之事，制定神位，安排祭品、服饰，知山川之号、宗庙之事，“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就不是原始宗教初期的状况。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人类的宗教观念约萌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即“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的思维能力也还处在低级阶段，对自然现象不可能有正确理解，于是自然界被神化，日、月、云等自然现象及动、植物等自然物受到特别崇拜，“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从而产生了拜物教，即最原始的宗教观----万物有灵论。因此，神是有意志的，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人与神也就处在分离状态，此即观射父所说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情况。这时还不可能出现具有特殊秉性而又有文化教养的觋、巫，观射父显然湿淆了原始宗教发展的不同阶段，把后来出现的情况提前说了，这是应该指出来的。尽管如此，观射父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说法，却指出了原始宗教最初阶段的实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母权制的确立与发展，由生殖崇拜而产生对祖先的崇拜，敬鬼神之风就随之兴起。这时，人的观念是绝对平等的，人与神的关系因而也是和谐统一的，故对本氏族的始祖或氏族的标志图腾，人人都可以顶礼膜拜和敬而祀之的，这就是观射父所说的“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氏族制逐步瓦解，军事首领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信仰的问题上，也需要有统一的神祗和神权，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民神无相侵渎”，杜绝地民与天神之间的沟通。这时，物质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人类的社会分工也更加明朗而细致，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觋、巫才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司天以属神”的具有特殊秉性和有很高文化知识水平的阶层。从此，原始社会的“自发的宗教”，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人为的宗教”，楚人的鬼巫之风中也就充斥着统治者的心愿与意志。
观射父对原始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为我们描述了大致的情况，他指出的“古者民神不杂”、少昊时代“民神杂糅”和颛顼时代“绝地天通”，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宗教发展的轨迹，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原始宗教，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
其次，在宗教活动上，观射父根据自春秋中期以来社会关系变劝、新兴封建势力发展的实际，一方面强调祭祀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提出要爱惜民力，切不可以过度。楚国与中原各国不同，尽管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亦已出现，但王权稳定，从来没有出现王权下移或旁落现象，所以天人感应观念和政权、神权并重的格局，始终没有动摇。但自春秋中期后，社会关系毕竟已出现了变动，这就使得统治者在宗教活动上要重新思考，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楚昭王主动询问观射父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观射父在回忆宗教的发展历程后，就现实的一些祭祀对象、要求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从而表明了他的宗教观。
祭祀是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观射父根据统治阶级的不同层次，以及被统治的庶民，明确地提出了不同的祭祀对象和“祀牲”。“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等级有别，“祀牲”也就不同。“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可见观射父完全按照商周以来宗教制度和周礼思想，来规范楚国的祭祀活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在此同时，观射父鉴于时代变革的实际，在宗教观和祭祀问题上，又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见解。如他认为：“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天神是精明的，它对地民的要求，不是丰大的祭品（牺牲），而是体具（身体完整）而清洁的祭品。他援引“先王之祀”为例，把“一纯”列于“二精”、“三牲”、“四时”等等之首，以表示对鬼神的虔诚，做到“心纯一而洁也”。作为贤君（圣王），“一纯”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对楚昭王说：“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群臣精物以临监享祀，无有可慝于神者，谓之一纯。”可见观射父强调“圣王”率领群臣亲临祭祀时，做到“不违心”，不违背神的意旨。在奴隶制出现危机时，观射父如此强调最高统治者要虔诚，“无有可慝于神者”，对楚国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有告诫和规范作用的。在祭祀时间上，观射父更明确提出：“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齐肃以承之。”这与上面提到的“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民力不堪”的角度提出的，无疑是宗教思想上一大进步，反映了楚国社会关系变革与民本思想兴起的实际。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又是和礼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观射父在考察远古时代宗教史后，直接承继《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思想，强调宗教活动在于教化百姓，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他在回答楚昭王问话中，反复提出了这个问题，说：
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礻/帝]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圭刂]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礻帝]郊之盛，王后亲缲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从这些言论中，足见观射父对“神道设教”思想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其要义，一是教化民众，民众对神虔诚，对贵族统治也就会服服贴贴；二是“抚国家，定百姓”，约束宗亲贵戚、名姓大族，以安定奴隶主贵族统治；三是以天子、国君为首，必须亲自主持
“[礻帝]]郊之事”、“宗庙之事”，身体力行，以收到“其谁敢不齐肃恭敬力于神”的效果。一句话，神道设教，目的就在于实现“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的局面。观射父把神道与礼制结合起来，使政权与神权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再也明确不过的了。
这在当时中原各国敬天尊神思想削弱、理性精神高扬的情况下，楚国仍追求敬渎鬼神，教化百姓，不能不是楚国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一大特色。但是，观射父的神道设教思想，不仅教化民众，服从统治，且又对以王为首的各级贵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作用。从这点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楚人敬鬼神，必然也就崇巫卜，故楚国巫卜之风长盛不衰。观射父对觋、巫的评说是很精到的，对觋、巫的要求也很高。在他看来，从事宗教活动的觋、巫，并非一般的人，而是具有独特的秉赋和智慧的人，所谓“精爽不携者，而又能齐肃衷正”，且“智”（智慧）、“圣”（品德）、“明”（目明）、“聪”（耳聪）具备，故能“明神降之”，上通下达，沟通天地与结交鬼神。巫，也同时是掌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既通医，又能以训辞交结诸侯，参预政事。观射父本人就是这种觋巫的杰出代表。观射父把觋、巫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就是从神道设教出发，使奴隶主贵族政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觋、巫毕竟是现实中的人，人而能通天地交鬼神谙医道，一身而多任，当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观射父的宗教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是楚国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五、老子思想
老子即老聃，春秋晚期人，具体生卒年不可考。他出生在苦县赖乡曲仁里，地处今河南鹿邑县氚不召裣刂洹４说乇臼舫鹿?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灭陈后改为县，虽旋即复国，但实际上已成为楚的属国。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楚又灭陈改为县，至公元前529年，楚平王虽又复为陈国，但楚国已在此经营五年，楚化更深。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楚灭陈后，再未复国，终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其间大致是老子的成长与生活时期，故老子实属楚人。
《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为老子所作，后人略有增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由于他生活在奴隶制没落、新兴封建势力成长时期，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是重民轻天思想的高涨，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史记·老子列传》。）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棗道。他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
又说：
有万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守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五章。）
因此，“道”或“大”，就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道生万物的次序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二章。）
“一”指原始物质，是为元气，“二”指阴阳二气，“三”即为阴阳之气冲动而达到和谐统一，于是宇宙万物形成了。而生“一”而生万物的道，则非物质实体，是指“不知其名”、“视之不见”（《老子》第一四章。）的精神，即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二一章。）的那样一种超越一切而又独立自如的虚无本体。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三○章。）“有”也是一种物质元气，但它是从“无”派出生来的，故“无”也就是“道”。因此，老子的“道”、“无”或“大”，都同属一个概念，是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超越感觉的精神力量。可见，老子在宇宙观方面，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但他摒弃了天命上帝，又认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六○章。）从理论上摆脱了传统神学统治的思想束缚，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老子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他认为：“夫礼者，忠信是薄而乱首。”（《老子》第三八章。）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他否定了周礼的合法性，从这点看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七章。）新旧交替，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所以法令越多，盗贼反而更多，社会也就越加不安定。既然“礼治”、“法治”都不行，老子于是提出了“无为而治”。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天道无为的基础之上的，是从属于“道”的。他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七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五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纟单]然而善谋，天[纟罔]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三章。）
在老子看来，道是经常无为的，但它却能创造一切，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会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出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三七章。）那样一种局面。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不愿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为了真正做到“无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阶级“有为”而治，以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子》第三章。）；奉劝国君“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上。）；反对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所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实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还鼓吹：“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这就是说，民众只有成为愚昧无知的劳动工具，才便于统治者实行统治，这才是“圣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问题上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说什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七章。）。“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对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复归于同一，这就无所谓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无知无欲”，另一方面又“不贵其师”，这个社会“虽智大迷”，却得其“要妙”了。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章。）
这样的社会，车、船、军队、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废止了，人们无知无欲，永不迁徙，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生而不有”（虽生产而不私有）、“为而不恃（虽劳动而不据有劳动成果）、“长而不宰”（虽有长者却不拥有权力），一句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会。可见，老子目睹现实，深为纷繁的社会关系所困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结绳记事的时代中去，这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老子不满当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残暴性与虚伪性，指斥他们为“盗竽”，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看不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鼓吹向后看开倒车，向往人类社会的开端，则是一种没落的阶级意识，完全是行不通的。老子的从“无为而治”到“寡国小民”社会的描绘，是他所处时代与现实环境的产物。除了春秋时代这一大历史背景给老子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外，老子的故乡陈国，地处中国，一直为楚国北上争霸及其他中原大国争夺的焦点，人们深受其害，统治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一特定环境氛围下，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厌战反战、“寡国小民”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老子的天道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老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客观世界变化无穷，认识到天地万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他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第五八章。）等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性，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功”，最终导向了形而上学，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他还强调“圣人不行而知”，隔绝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说什么“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七章。），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宇宙观的哲学家，且思想丰富，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外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六、自然科学
春秋时期，楚国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楚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自商周以后，楚人进一步扩大了对星象范围的观察，历法也随着有重大的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既使用周正历法，也使用夏正历法。前者可能与宗教或尊周从周有关，后者则从生产实际出发。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中所载的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年首，说明秦、楚关系密切，同用周正历法。表如下：
秦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 冬夕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七月 八月 九月十月 荧月 献马
秦、楚两历，虽同以夏正十月为年首，但楚仍袭用周正历法部份的特殊月名，记月既用数字，也用月名，这在春秋及战国各国中，则是独创。楚官方颁行夏正十月为年首历法，民间则采用夏正历法，这也是楚国所特有的。不过，无论是夏正十月历法，或夏正历法，都以干支纪日，这与中原各国是统一的，说明自商周以来，夏夷文化已日渐融汇，在观象授时、发展农业生产上是步调一致的。春秋时期，我国数学有很大的发展。《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之一就是“九数”。郑众注，“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九个方面，与生产实际是紧密相联的。楚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楚人在生产实践中，数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令尹孙叔敖城沂，事前工程负责人制订了包括筑城进度、所需材料工具、土方多少及其如何运送、怎样就近取土取水、城基丈量、需多少干粮、人员分工等详尽计划，结果该项工程三旬而成。可见这项城池建筑，是事先运用周密的数学计算方法，对土方、用工用料与干粮等数目，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才得以顺利完成。又如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司马[艹为]掩对楚国境内不同类型的土地、山林、水泽、田亩等作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据不同的收入确定军赋的数目。这是一项全国性巨大的土地测量和计算工程，如无相当的数学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度量衡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数学知识的丰富，度量衡也出现了。现据长沙、江陵等地楚墓出土的算筹、天平和砝码看，春秋时期，楚人当已开始使用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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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春秋时期楚国文化的发展
七、文学艺术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棗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吕氏春秋·音初》说：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南土，即南国，大江以南之统称；南音，即指南方国风之音。《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又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不仅使用语助词“思”，且在表现手法上已能巧妙地运用赋比兴，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此外，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诗言志。春秋时代，楚国贵族卿大夫和中原各国贵族卿大夫一样，在朝聘、宴会时，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示高雅和博学多闻。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楚庄王在[必阝]之战中获大胜后，潘党建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引《诗·周颂·时迈》及《武》，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安民定国，不在于炫耀武功。又据《左传·成公二年》载，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共王幼年继位，令尹子重率师伐晋救齐，出征前引《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实行“惠恤其民”政策，国内安定，结果在蜀会盟诸侯，继承和发展了楚庄王的霸业。楚人类似引《诗》例子，终春秋一代，不乏记载。从此可见，楚国以王为首的贵族卿大夫，均精通诗书礼乐，楚国诗歌普遍地发展起来，与他们的重视与推崇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据《左传》等文献记载，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楚成王在与宋泓之战获胜后，郑文公夫人芈氏、姜氏前往慰劳，“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首或]”（俘虏与被杀敌人的左耳）。杜注：师缙，即楚之乐师。又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郧公钟仪被郑人所俘，献给了晋国，晋人把他囚禁在军府。后来晋景公来军府巡视时，见到戴“南冠”的钟仪，便询问他的出身世职，钟仪回答说自己是“[氵令]人”，并说这是“先人之职官”。杜注：[氵令]人，亦作“伶人”，乐官。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钟建因背过楚昭王妹季芈逃难，楚昭王复国后，季芈要嫁给钟建，楚昭王同意了，任命钟建为乐尹（《左传·定公五年》。）。此外，《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楚“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乐尹）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国语·楚语上》记楚灵王建筑章华台后，以“台美”而自鸣得意，伍举则认为：“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这里说的“金（钟）、石（磬）、匏（笙）、竹（箫）”是指乐器。《周礼·春官》说：“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张正明认为，伍举列举的“金、石、匏、竹”，“是取八音的头尾来代表八音的全体。看来，春秋时代的楚国是八音俱全的”（张正明《楚文化史》。）。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是河南淅川下寺发掘的春秋时代楚墓出土的钟、磬等乐器文物。其中有编钟4套共52件，包括甬钟、钮钟，石磬3套，每套13件；还出土了一件石质的排箫和琴拨。此外，在湖北当阳曹家岗楚墓中，还出了两件漆瑟（已朽坏）。在八音之中，楚人尤偏爱钟。见于文献记载，楚国以钟为氏的楚乐官有钟仪、钟建和钟子期。钟仪不仅是乐官，还是郧公。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为了与楚国和好，主动释放了他，“使归求成”（《左传·成公九年》），可见钟仪这位乐官地位突出，举足轻重。钟建娶楚昭王妹，任乐尹，成为王亲贵戚。钟氏地位如此显赫，与楚国视钟为重器有关。如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同上。），前者是为了削弱楚国的经济实力，后者则企图在政治上动摇楚国的统治，可见楚人是把钟视为王权的象征的。
楚人不仅尚钟，而且还长于操琴。如乐师扈子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震撼了楚昭王的心弘，决心励精图治，振兴楚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荀子·劝学篇》说：“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足见伯牙的琴艺达到了绝妙的境地，而这位琴手也是楚人（《左传》所记以伯为姓的伯州犁，是从晋国逃奔来楚国的，伯牙可能是伯州犁的族人，入楚而为楚人。）。《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钟子期最赏识伯牙的琴艺，钟子期死，伯牙也破琴绝弦，终身不复操琴的知音传世佳话。今武汉龟山的琴台，就是后人为追念这两位知己的佳话而建造的。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春秋时代，楚国也有文舞、武舞和优舞。桓谭《新论》说：
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而灵王鼓舞自若。
楚灵王的这一“鼓舞”，就是文舞。文舞也是一种巫舞，不过楚灵王引进宫室，“躬执羽绂”，以“羽绂”为道具，就显得典雅多了。文舞又称“夏龠”，是源远流长的。武舞，即“象舞”，亦称之为大武之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万”，舞名，“振万”，大武之乐的别称，即武舞。文夫人斥责其以“习戎备”之舞“而于未亡人之侧”，是一种违背先君惯例的反常之举。可见楚国的武舞，也是源远流长的，与诸夏是一致的。优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戏剧小品表演的艺术形式，楚国在春秋时期亦已出现。《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庄王时有一位倡优（乐人），叫孟，擅长于以“谈笑”的技艺进行讽刺批评。楚庄王爱马，“衣以文绣”，“啖以枣脯”，马肥病死，楚庄王要以大夫之礼厚葬，群臣劝阻，竟下令说：“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唯独优孟不怕，“入殿门，仰天大哭”，尽情讽刺挖苦，使楚庄王顿时清醒过来，仍以普通马对待。令尹孙叔敖死后，其子穷困潦倒，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扮成孙叔敖样子，往见楚庄王，楚庄王大惊，竟以为孙叔敖复生了。优孟于是诉说孙叔敖“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要楚庄王念及孙叔敖这位“廉吏”终生“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的高贵品质，对其后代要妥善安置。楚庄王感动，封孙叔敖子于寝丘。足见当时倡优的表演技艺是很高超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十章 战国初楚国的内外形势与吴起变法
一、战国初期各国形势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尽管各国的变革时间和程度不尽相同，但各国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间的争夺也更加剧烈，出现了以兼并他国为目的的封建兼并战争。
一直与楚国对峙的北方大国晋国，早在春秋中期，“私家”（新兴封建势力）就日益强盛起来，并与旧公族不断地展开斗争。至春秋末，已形成政在家门，权归六卿（赵、魏、韩、智、范和中行氏）的局面。六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了“百步为亩”的井田制，实行新的田亩制和地税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
在新旧势力斗争的同时，六卿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的差异和矛盾，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继公元前493年赵、韩、魏打败了得到郑、齐等国相助的范氏、中行氏后，于公元前458年赵、韩、魏、智氏联合起来，又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5年，智氏势盛，韩、魏屈服，于是率韩、魏攻赵，围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古城营）三年不下，赵对韩、魏晓以唇亡齿寒之理，于是三卿联合起来，于公元前453年（楚惠王三十六年）灭掉了智氏，三分其地。此后，晋国君反朝于三家之君，晋公室名存实亡，“三家分晋”局面形成，韩、赵、魏实际上已成为三个独立的新兴的封建国家。公元前403年（楚声王五年），周王室正式册命三晋国君为诸侯。
三晋中以魏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魏文侯即位后，求贤若渴，先后任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以吴起为西河郡守，以乐羊为将，以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主要内容为：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按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生产；行“平[入《史记·吴起列传》。）秦国国力有限，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社会关系变革亦不明显。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当魏取秦河西地后，秦简公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也效法中原各国，实行实物地租，即“初租禾”。随着经济领域变革的成功，新兴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也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统治。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卒，子出子即位，年仅二、三岁，其母及宦官当政，国内动荡不安。公元前385年（楚悼王十七年），秦庶长菌改杀出子及其母，迎立出奔在魏的公子连，是为秦献公。秦献公长期生活在魏，目睹李悝变法的成效，当政后即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次年，宣布“止从死”，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其后又制定户籍制度和建立县制，并于公元前383年修筑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城，自泾阳（今陕西泾阳西）迁都于此。秦献公的上述改革与都城东移，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加强与边防的巩固，为后来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燕国地处东北，战国中期后才逐步强大起来。江东之越，虽一度北上争霸，但自勾践死后，国势日渐衰弱。其他各国，如郑、宋、鲁等国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国力一直有限。故战国初，各国斗争形势以三晋相联为枢轴，攻秦伐齐逼楚，实际上是春秋时期大国激烈争夺的继续和发展。
第十章 战国初楚国的内外形势与吴起变法
二、战国初期的楚国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公元前473年（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当晋内部斗争激烈、三家分晋和越国渐走下坡路时，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即迅速地灭掉了蔡国。两年后，即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又灭掉了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史记·楚世家》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史记·楚世家》。蒙文通《越史丛考》谓齐先灭莒，楚顷襄王时为楚所灭。）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楚国对外争夺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楚国内部问题也积聚很多，日益演成难以克服的弊端。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仿效中原王朝，实行以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王与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各级官僚也就由这些世袭贵族轮流担任。为保证王权巩固，中央最重要的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令尹、司马，除了在武、文时代有破格录用非王族宗亲人员担任的例子外，一般均由公子（君王子弟）和世家大族担任。楚庄王时既用世家大族，亦用众公子为令尹和司马。此后，这种格局没有政变，一直延续至战国后。这种王室宗亲垄断政治的局面，一方面避免了王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守旧，缺乏进取的锐气。
楚人建国后，无论是令尹、司马或担任其他官职的官吏贵族，都以俸禄和“赏田”的形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此外，楚国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县邑制。县邑制在性质上与贵族食邑制已有所区别，然而统治县邑的县公拥有临土治民的权力，故亦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大吏权势的增长，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又兴起了封君制。封君制的特点，一是封地赐田，如《左传·哀公十八年》所记的“封子固于析”的析地，就是子固的封地。显然，这是楚国固有的“封邑”占有形式的继续。二是被封的贵族大吏，又给予以“君”的爵号，“很明显，封君是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当然，封君并非楚国所独有，中原各国也行封君制，但楚国封君时间早、人数多，一开始就对楚国的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楚惠王时期的封君除了析君外，还有鲁阳文君、阳城君等数人。析君子国（公孙宁）是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夺权失败后就担任了令尹。令尹而被封为“君”，使令尹的权势更加膨胀，经济实力更加雄厚，无疑有碍于楚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楚悼王时，封君更多，权力更大，终演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的局面。
公元前432年（楚惠王五十七年），楚惠王卒，子仲立，是为楚简王（前431椙?08年）。楚简王在位二十四年，除了即位初凭借楚惠王的声威，北伐灭莒及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伐魏、攻至上洛（《竹书纪年》。）（今陕西洛南）外，别无建树。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楚简王卒，子当立，是为楚声王（前407椙?02年）。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为“盗”所杀（《史记·楚世家》。）一个国王为“盗”所杀，这在楚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例，显然是一起严重事件。由于史料缺乏，楚声王为何被“盗”杀死，无从获知，但既为“盗”杀，证明其时楚国社会动乱，楚国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剥削，只得挺而走险，起来展开反抗斗争。在统治阶级眼里，“盗”与民是同一概念，民即“盗”，“盗”亦即民，就是指起来造反的国人和庶民。联系公元前506年楚昭王仓皇出逃，途中被“盗”所攻击的史实来看，两起历史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发生的，故楚声王被杀，是楚国积弊日深的直接反映。从中可见，战国后，楚国明显具有呈升沉双向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昭、惠王时期的复兴，楚国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楚国长期实行王室宗亲专政，“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
就在楚简、声王两代无所作为时，三晋竞相改革、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田氏夺权成功、秦国亦始实行“初租禾”，正朝气勃勃，力图向外扩张兼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这点看，楚国是落后了，故当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后，就面临着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各国虎视眈眈的现实，不得不作出历史的决择。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改革棗吴起变法，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第十章 战国初楚国的内外形势与吴起变法
三、吴起变法
公元前401年，楚声王子类立，是为楚悼王（前401椙?81年）。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
入战国后，魏国崛起，与秦争战不止。公元前408年，魏尽占秦河西地，秦退守洛水。魏败秦后，三晋解除了后顾之忧，即转向中原，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齐国。公元前405年（楚声王三年），田氏内乱，三晋乘机攻齐，大败齐军于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第二年，三晋乘胜进击，攻入齐长城（自今山东肥城西北，东至琅邪入海），三晋声威大振。
齐国失败，三晋与楚国的矛盾骤然尖锐了起来，楚国短暂的宁静局面宣告结束。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一步，与韩、魏争夺郑国地，三晋立即联合起来反击，攻楚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楚国为了摆脱被动地位，接着连年攻周攻郑攻韩，为缓和与郑国矛盾，还主动归榆关（今河南中牟南）给郑，郑国也杀其相驷子阳以悦楚（《史记·郑世家》。）公元前393年（楚悼王九年），魏为打击楚国，先攻郑，并筑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城。楚不示弱，亦于同年攻韩，夺取原郑国的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史记·楚世家》。公元前394年，郑之负黍叛郑，重归韩，故楚伐韩，取负黍。）过两年，即公元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三晋联军大举攻楚，连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榆关，魏并攻取了大梁。楚国势孤害怕，只得“厚赂秦”（《史记·楚世家》。，向秦国求援，三晋才停止了攻击。接着，秦出兵攻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取六邑，有力地支援了楚国。
三晋见楚、秦合作，转而又与齐结好。公元前387年（楚悼王十五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
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能干，所以吴起一来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史记·吴起列传》。）吴起（?椙?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他年青时在外游学求仕不遂，却耗尽家产，为乡邻人所讥笑。吴起一怒之下，杀讥笑者三十多人，逃出了卫国，来到了鲁国，拜曾参为师，学习儒学。几年后，吴起母亲病逝，吴起以为自己尚未得仕，没有回去奔丧，曾参不悦，与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于是改学兵法，在鲁国担任大夫。齐人伐鲁，吴起为求得鲁国国君的信任，“杀妻求将”，领兵打败了齐国，初露锋芒。然鲁君不信任他，反而把他辞退了，吴起闻魏文侯贤明，李悝又在魏国主持变法，便来到了魏国。
吴起到魏国后，受到魏文侯的器重，“立为大将，守西河”（《吴子·图国》。
又与李悝等人一道，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尤其在军事改革与实践方面，成就突出。他对士兵考核严格，训练有方，创立了“武卒制”（根据不同士兵的特点编制训练、作战，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他“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史记·吴起列传》），著《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原书失传。后人将断简残篇编成《吴子》六篇，此书虽非原著，却也保存了吴起的光辉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齐名，故“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吴起思想丰富，兼采儒、兵、法各家。他认为为政之道，应“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故在内，做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史记·吴起列传》），对外，使秦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同上），对魏国的勃兴是有贡献的。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卒，魏武侯继位。约在公元前390年（魏武侯六年，楚悼王十二年）左右，吴起受到大臣王错排挤，被迫奔楚。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著，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今尹，主持变法。
吴起在楚国期间，注意调查研究，对楚国国情了解至深，故其变法措施，切中时弊，干净利落。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法审令”（同上），实行法治。吴起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韩非子·内储》。）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贯彻了“明法审令”的精神，在楚国臣民中增强了“废其故而易其常”（《说苑·指武》。必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变法的进行。
（二）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淮南子·泰族训》说：“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说苑·指武》说：“（吴起）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在此同时，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三）“卑减大臣之威重”（《史记·蔡泽列传》），整顿吏治。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又削弱大臣威权，“禁明党以励百姓”（同上），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
在此同时，吴起还着手整顿吏治。一是“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二是“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三是“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同上），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显然，这些措施，不仅使吏治得到了整顿，而且对权贵大臣也是一种束缚，有利于削弱权豪的威势。
（四）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据《吕氏春秋·贵卒》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楚悼王果断地支持吴起，“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荒蛮的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吴起列传》），以“争利于天下”（《说苑·指武》。，所以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蔡泽列传》），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加强训练。
（六）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吕氏春秋·义赏》），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故旧贵族“皆甚若之”（《史记·吴起列传》），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
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当时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三晋，随着争夺土地的激烈进行，它们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公元前383年（楚悼王十九年），赵筑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大举攻卫，卫国不支，向魏求援。魏武侯出兵救卫，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赵又围卫，卫又向魏求援，魏于是出兵攻赵，夺得赵地刚平，进而攻至赵邑中牟（今河南灵壁西），取赵河东地。赵国惊恐，只得向楚国求救。楚悼王毫不犹豫，立即出兵救赵，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战国策·齐策五》），兵锋直抵黄河两岸。赵乘机反攻，取魏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楚、赵大胜，楚国声威大振。
《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变法，“要在强兵”，“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南平百越”，当即指对南方用兵，取得了胜利。“北并陈，蔡”，当指陈、蔡残余势力，并非指楚惠王时已经灭掉的陈、蔡两国。“却三晋”，即指上述援赵败魏之事，三晋相联局面瓦解，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三晋对楚国的威胁。“西伐秦”，不见于古文献具体记载，变法期间，楚、秦相安无事，当秦亦畏楚强，续续结好。“诸侯患楚之强”，楚国一扫过去贫弱局面，击败当时列强之首魏国，饮马黄河，有复重振昔日楚庄王称霸中原之势，故中原各国感到害怕。
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除了“北并陈、蔡”外，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当指今洞庭湖一带；苍梧，则在今南岭一带，自洞庭以南至此，恰是古百越居住之地，进一步明确了《史记》、《战国策》的说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有的古文献还说吴起被射杀后，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或“车裂”（《史记·吴起列传》等说被旧贵族射死。《战国策·秦策》等说吴起被肢解；《淮南子·缪称》等说吴起被车裂。郭沫若据此认为吴起被射杀后，又遭肢解，而肢解时则用车裂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吕氏春秋·贵卒》说：“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儿子楚肃王即位后，按其法，“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对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被“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吴起虽死，旧贵族旧势力也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吴起变法，切中时弊，完全符合楚国国情。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也就失去了坚强的靠山。旧贵族旧势力在变法中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变法时间毕竟不长，变法的成果并未完全巩固下来，所以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此后，楚国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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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统治时期楚国的鼎盛
一、战国中前期各国的激烈争夺与楚国的息民自重方针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椙?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楚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市西），进行防御（《史记·楚世家》。
公元前375年（楚肃王六年），魏攻楚，战于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韩国乘机而攻灭郑国，并迁都至郑（今河南新郑）（《史记·韩世家》。）郑自春秋以来，一直是楚国北上争霸的中间地带，对楚国来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楚肃王无能为力，历来曾是自己的与国，就这样轻易地被韩国灭亡了。公元前371年（楚肃王十年），魏又攻楚，取鲁阳（今河南鲁山），魏国势力伸入到楚国方城北，楚肃王仍未反击。可见，楚肃王对外是极其谨慎的，采取了休兵息民的政策。
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楚肃王卒，由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前369椙?40年）。楚宣王卒，子熊商立，是为楚威王（前339椙?29年）。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各国内部改革持续进行，对外“广辟土地，著税伪财”（《墨子·公孟》），兼并战争激烈，形势也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楚宣、威王一方面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也大力加入兼并战争的行列，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强盛的局面。
战国初，三晋配合，向外争夺扩张，势盛一时，其中尤以魏国最为强大，夺取的土地也最多，出现了魏独霸中原之势。其后，随着各自图谋本身扩张，三晋同盟也就瓦解了。如公元前381年，赵与楚联合，大败魏军，魏、赵关系破裂。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魏武侯卒，公子莹与公中缓争立，魏国内乱。第二年，公中缓奔赵，赵、韩联合出兵干涉。赵国企图杀公子莹，立公子缓，割取魏地；韩国则企图使“魏分为二”以弱魏。因两国意见不合，韩、赵先后退兵，公子莹遂立，是为魏惠王。接着，韩、赵与魏之间不断争战，三晋分裂进一步加深。
三国同盟瓦解，魏国陷于孤立，发展一时受挫。这时，西面的秦国和东面的齐国也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魏与秦、齐的矛盾因而也就骤然突出尖锐化，和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缓和了。秦自秦献公进行了一些改革后，国力日强，开始向中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如公元前366年（楚宣王四年），秦败韩、魏军队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公元前364年（楚宣王六年），秦又攻魏，大败魏军于石门（今陕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由于赵国来救，秦军才退。当时各国震动，周天子（周显王）专此致贺，秦献公称伯。第二年，秦又攻魏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公元前362年（楚宣王八年），魏相公叔座大败韩、赵军队于浍水（今山西曲沃东）北岸，擒赵将乐祚，攻取赵地皮牟（今山西翼城东北）等地，威逼赵都邯郸。秦献公乘机派庶长国攻魏，在少梁大败魏军，生擒公叔痤，攻取了庞城（即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魏虽然战胜了韩、赵联军，却被秦军打得大败。这一年，秦献公卒，秦孝公立。秦孝公决心继承秦献公事业，发愤图强。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
魏国原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受韩、赵、秦包围，现又新败于秦，次年，即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国何时迁都大梁，说法不一。此从《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魏惠王迁新都后，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继续魏文、武侯事业，魏国仍为中原强国。
齐国自田氏取得政权后，国家相对稳定。公元前357年（楚宣王十三年），齐桓公田午卒，子因齐立，是为齐威王。齐威王任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选拔人才，“齐国大治”《史记·田世家》。）]，国力也强大起来了。这样，随着秦、齐的强盛，魏与秦、齐的关系必然紧张起来，并进而发生激烈的争战。
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赵又攻卫，迫卫朝赵。卫原朝魏，魏即出兵救卫攻赵，进围邯郸。秦乘机举兵攻魏，在元里（今陕西澄成东南）斩首七千，攻取了少梁。接着，秦又攻韩，占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并在此筑城。秦国的势力已伸入到韩、魏交界处。第二年，魏仍围邯郸不去，赵只得向齐、楚两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孙膑率兵往救。田忌用孙膑策，进军大梁。魏军被迫回救大梁，与齐战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魏大败，魏将庞涓被俘。此即著名的“桂陵之战”（又称“围魏救赵”之战）。这一战役的胜利，与当时楚国出兵救赵，对魏国构成威胁是分不开的。
魏国受到西秦、东齐的打击，一时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它对楚国采取妥协政策，并未反击，然后集中力量对付齐国，并攻占了赵都邯郸。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齐联合宋、卫攻围襄陵（今河南睢县），魏惠王以韩国军队击败了齐等三国联军，齐国无奈，只得请楚将景舍出来调停，与魏国和解（《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次年，魏又归还赵都邯郸，迫赵盟于漳水之上，强迫泗上宋、鲁等十二诸侯国来朝。
魏与齐、赵媾和结盟后，即全力西向击秦。公元前350年（楚宣王二十年），魏举兵攻秦，围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和好。
魏惠王与齐、赵、秦修好，声势盛极一时，“乘夏车，称夏王”（《战国策·秦策四》。）]，俨然以天子自居。公元前346年（楚宣王二十四年），魏会韩攻楚，取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公元前344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召集宋、卫、鲁等国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秦亦派公子少官与会。会后，魏领诸侯朝见周天子。
逢泽之会是魏惠王称霸之举，会后即出兵攻伐未与会的韩国（据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第2版）考订，逢泽之会是魏国使用压力召开的，故遭到韩国等大国的抵制。参见《战国策·韩策三》、《韩非子·说林上》。）。公元前342年（楚宣王二十八年），魏又攻韩，韩败，向齐求救。齐以田忌、田婴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魏以太子申、庞涓为将，率十万众迎战。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诱魏军至马陵（今山东范阳西南），遭到齐军伏击，魏军大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自刎（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庞涓被擒，可能后被齐释放回魏国，再度为将，故参与马陵之战，失败自刎。参见杨宽《战国史》。）。从此，魏国转衰。第二年，齐、秦、赵乘魏之败，分别攻魏之东、西、北鄙，魏对秦反攻，又败绩。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秦派卫鞅率兵攻魏，魏使公子迎战，结果被卫鞅诱执，魏国又一次大败。魏惠王只得献部分河西地与秦请和。卫鞅因功被封于商（原名邬，改名为商，今陕西商县商洛镇），故称卫鞅为商鞅（商君）。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秦又攻魏，败魏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南），魏将魏错被俘。次年，秦孝公卒，商鞅被害，然商君虽死，秦法未败，初立的秦惠文王仍派兵攻魏，进围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自战国初期魏国独霸中原至战国中前期魏国由强而衰的一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七强并立的局面。七强中，除燕国地处赵国东北，插足中原争战不多外，三晋间及三晋与齐、秦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一直极其尖锐复杂。其中先强之魏与后来日强的齐、秦的争战尤为激烈。举足轻重的楚国，面临如此复杂形势，始终持郑重稳妥方针，实行积极的休兵息民策略，既不轻率出动，又伺机进击，显示出一个大国强国十分稳重的态势，这也正是楚宣、威王的精明老练之处。《战国策·魏策二》记魏因在马陵之战中为齐败，魏惠王要举兵报复，魏相惠施不同意，说：
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
这里说的“休楚”，即指楚在内息民，对外休兵，保持实力，伺机出击。这里说的“以楚毁齐”，说明楚国强盛，举足轻重。楚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强国，吴起变法时又强化了军队，并非无力量出击。当时中原各国对楚国是极其重视的，“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战国策·魏策二》），除了魏国偶而来犯外，一般都不敢对楚国轻举妄动。所以惠施所谓“休楚”与“以楚毁齐”，是很符合楚国当时实际的，反映了楚国自楚肃王以来，一直采取休兵自重和伺机进取的策略，保持了一个大国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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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统治时期楚国的鼎盛
二、出兵救赵，取魏睢、[氵岁]之间地
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魏国迁都大梁后，战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为了在中原地区扫除障碍，扩大地盘，对韩、赵施加压力，不断调整交换土地，终使自己在中原的大片土地连成一块，增强了国力。同时又与各国频繁相会，以调整关系，扩大影响。如就在迁都这一年，魏惠王与韩昭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四年后，即公元前357年，魏围韩宅阳（今河南郑州北），迫使韩昭侯与魏惠王又在巫沙结盟。公元前358、357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先后两次在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高阝]（今河北高邑东南）相会。这样，公元前356年（楚宣王十四年），迫于魏国的压力，鲁、宋、卫、韩等国国君均入魏朝见魏惠王。第二年，魏惠王入齐，与齐威王相会，并同猎于郊。在相会时，两人论宝，齐威王以得力大臣为宝，使魏惠王不快而去（《史记·田世家》。
同年，魏惠王又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相会。在此同时，其他国君也相互会见。如公元前356年，赵成侯与燕文公会于阿（今河北高阳北）；赵、齐、宋等国国君相会于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各国国君如此频繁相会，说明当时形势严峻，魏等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魏国此时固然仍保持头号强国地位，但秦国商鞅正在进行首次变法，齐威王任邹忌为相亦开始改革，齐、秦实力亦正强，故魏、齐、秦之间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楚国君臣面对这一现实，冷静观察，相机行事，并非无所作为。如公元前358年（楚宣王十二年），楚攻魏，决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之外。第二年，楚迎女于秦，与秦保持传统的姻亲关系，对中原诸国频繁的易地活动与相会，楚国则未介入。
前已提到，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战国策·楚策一》作了如下记载：
邯郸之战，昭奚恤（令尹）谓楚王（楚宣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割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今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
从这段记载看，楚国君臣对当时各国纷争形势是很了解的，如何应付，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昭奚恤意见是不出兵，让魏、赵相并，两败俱伤，达到“两弊”目的。景舍意见是想使魏、赵“两弊”，必须“破魏”。但“破魏”的策略是自己少出兵，让赵、魏相拼而“相弊”，然后利用齐、秦α咳テ莆骸Ｒ虼耍饺艘饧溆胁煌康氖且恢碌模罕３肿约旱氖盗Γ魅跷汗Ｕ庖徊呗裕浞痔逑至俗猿嗤跻岳闯敌械男荼⒚裼胨呕〉牟呗运枷搿?
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景舍按既定策略，“少出兵”，所以邯郸仍为魏所攻破。景舍则乘机夺取了魏国的睢水、[氵岁]水之间的地区（《战国策·楚策一》。）次年，即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魏虽在桂陵之战中失败，这时却以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齐、宋、卫联军。齐国只得请恰在前线的景舍出面调解，使齐、魏战争结束（《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史记·秦本纪》。）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宣王一次曾问群臣，北方诸国为什么那样惧怕昭奚恤，江一回答说：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从中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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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统治时期楚国的鼎盛
三、破齐泗水之上，“临天下诸侯”
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曾向莫敖子华问道：
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功，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
又记他自谓：
寡人[臣人不安席，食不甘味，必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可见他在战国激烈争战中，关心国家存亡，力争把国家治理好。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中，魏国大败，接着又为秦败，齐、秦、赵又不断来攻，处境日蹙。魏国屡次为齐国所败，所以魏惠王视齐国为最大仇敌，每每想以倾国之兵去进行报复。魏相惠施则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案（按）兵”（《战国策·魏策一》。）不过，惠施的讨好于齐、楚，是包藏祸心的，并非真正要与齐、楚和平，而是企图挑起齐、楚间的冲突，利用楚国去打击齐国，即所谓“变服折节而朝齐”，激怒楚威王，达到“以楚毁齐”（《战国策·魏策二》。）的目的。
另据《战国策·魏策一》载，魏人犀首（公孙衍）亦对魏惠王进言道：“何不阳与齐而阴结于楚?二国恃王，齐、楚必战。齐战胜楚，而与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战胜齐败，而与乘之，是太子之仇报矣。”公孙衍与惠施意见不谋而合，充分说明当时魏国空虚，对东境的敌国齐国无力报复。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果然依靠刚任齐相田婴的关系，于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六年）至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史称“会徐州相王”。
“徐州相王”，是战国中前期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从此战国时代的封建兼并战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魏、齐“相王”（相互承认为王）而“卑秦、楚”，不仅楚、秦等大国不满，其他国家也深感不安。楚威王对此愤怒已极，“寝不寐，食不饱”，第二年，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即亲领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进围徐州，大败申缚。赵、燕两国也乘机分别出兵攻打齐国（《战国策·秦策四》。，此即“徐州之战”（《战国策·齐策一》。）楚威王打败了齐国，因齐相田婴参与了“徐州相王”的策划，便逼迫齐国驱逐田婴。田婴恐慌，齐臣张丑在楚威王面前伪称如驱逐田婴，则必用田盼子，这对楚国是不利的，楚威王才没有逼迫齐国驱逐田婴（同上。
鲁、宋事楚而齐不事者，齐大而鲁、宋小。王独利鲁、宋之小，不恶齐大何也?夫齐削地而封田婴是其所以弱也。愿勿止。”（同上。）
楚威王觉得有理，才未阻止。原战胜“万乘之魏”（《战国策·魏策二》。）的齐国，类似相国的去留，现在竟要听命于楚。《楚国策·秦策四》记策士语：
齐战败不胜，谋则不得，使陈毛释剑[扌取]，委南听罪，西说赵，北说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齐释。……郢（楚）为强，临天下诸侯。
从“徐州相王”至“徐州之战”，表面上看来，是惠施谋划的成功，实际上是为楚威王提供了良机，取得了败齐弱魏，插足中原的胜利。这样，楚国的势力，从睢、[氵岁]之间至泗水之上，楚威王的声望，煊赫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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