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二、斗子文毁家助国
子元内乱平定后，楚成王以斗子文为令尹，自己亦日渐成长，楚国政局从此稳定，并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北上争霸。
斗子文，又名斗谷於菟，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令尹之一，对楚国的强大和北上争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身世，《左传·宣公四年》有详细的记载，说：
初，若敖娶于[云阝]（[云阝]，即郧），生斗伯比。若敖卒，以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杨伯峻《春秋左氏传）注：梦即楚之云梦泽，在江北）。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据此说法，子文系楚国君若敖熊仪之后，或熊仪之子别封斗邑，为斗氏之祖，亦号称若敖（张君《楚国斗、成、[艹/为]、屈四族先世考》（《楚文化觅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班固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汉书·叙传》。）可见斗射师、斗班、斗子文均属若敖氏之族，对平定子元内乱，起了重要作用。正因此，子文才被任为令尹这一要职的。
《左传·庄公三十年》说：“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会笺》说：“时楚国府库空竭，子文，财巨室，积财不少，故自减少家产，以纾其难也。”子文任令尹时，正值楚国统治集团内争和子元内乱之后，困难重重，子文能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自毁其家”，尽力相助效劳，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因此，若敖氏之族从稳定楚国政局，到解决国计民生困难，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子文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据《说苑》载，子文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国执掌刑法之官。）拘捕，后听说是子文族人，立即释放。子文听说后，对廷理批评说：
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另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等记载，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国语·楚语下》说：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语：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子文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子文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子文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著名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子文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任命的令尹，应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三、楚、齐争战与楚成王后来居上
楚文王时期，齐、楚已呈对峙之势，但楚国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乱国，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乱平、子文被任为令尹，楚国政局才渐趋稳定。其间历经十余年，楚国无力外顾，社会经济发展当亦受到影响。齐桓公则气势正盛，横行中原，号称“侯伯”。齐、楚对比，楚国暂时落后了。
楚成王、斗子文执政后，面对齐桓公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们毫不气馁，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巧与周旋，另一方面则捕捉时机，大胆进取，在与齐桓公的争霸中，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楚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郑失败后，楚成王、斗子文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已欲求和。郑大夫孔叔以“齐方勤我，弃德不详”（《左传·僖公三年》。）为由反对，郑才继续亲齐。齐桓公为救郑防楚，亦连续三次与中原各国会盟。齐、楚关系极其紧张。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他们打败了楚的与国蔡国后，即挥师突入楚境。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斗子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楚成王先遣使至齐军处，责问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当管仲答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洒”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由时，楚使立即承认未进贡包茅之过，对周昭王南征不复，则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君其问诸水滨。”齐桓公不听，仍继续进军，驻于陉（陉山，楚国北塞，今河南漯河市东）（《左传·僖公四年》。）。楚成王毫不示弱，亦率大军迎战，迫使齐等八国军队退驻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史记·楚世家》。）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亦在寻找妥协的办法。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齐等国军队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企图压服楚国，当屈完来时，即陈八国之军，“与屈完乘而观之”，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屈完盟于召陵（《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产物。楚成王、斗子文在齐桓公亲率的八国军队面前，沉着镇定，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召陵盟后，楚国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争霸。公元前655年（楚成王十七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以定周太子之位，周惠王不满，使周公宰孔召郑文公，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左传·僖公五年》），不与盟。斗子文乘隙举兵灭弦（今河南息县、潢川间），弦君奔黄。弦，姬姓国，又是齐之姻亲国，楚首先灭弦，是因为弦的姻亲国江、黄原为楚之与国，齐桓公霸盛时，二国叛楚与齐结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同上。）故楚成王、斗子文首先拔掉这颗眼中钉，以挫江、黄，打击齐桓公。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齐桓公率齐、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围郑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之不盟首止与亲楚行为。同年秋，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围齐之盟国许（今河南许昌），救援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左传·僖公六年》。）之举。由于其他各国也出兵救许，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并未回到郢都，而是驻兵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观察动静。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带领下，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左传·僖公六年》载：“许君面缚，衔璧，大夫衰[纟至]，士舆榇。”《史记·楚世家》则载：“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两者记载虽略异，但楚成王北上围许救郑，声势浩大，诸侯震动，则是事实。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也就全力攻郑，以阻止楚国北上。郑在齐等中原国家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郑、许均被迫与盟。在此形势下，楚成王并不急于与齐桓公正面争夺，而是继续东略，迂回打从，以削弱对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黄人不归楚贡”（《左传·僖公十一年》。）为由，攻打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灭黄。《谷梁》说：“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可见楚在灭黄的同时，又攻伐江国（今河南息县西）。灭黄之后，又继续东进，于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灭英（今安徽金寨东南）、六（今安徽六安东北）。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二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一年），楚成王以为徐国（徐戎所建，今江苏泗洪南）亲齐亲中原诸国，即兴兵讨伐。齐桓公急忙会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当时属齐地），决定救徐。各国国君“次于匡（今河南睢县西）以待之”（《左传·僖公十五年》），由鲁大夫孟穆伯率各国军队前往救徐。《谷梁》说：“次，止也，有畏也。”可见，各国国君是被迫前来抗楚救徐的，自己却不敢亲临前线。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齐等国军队又攻打楚之与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企图抄袭楚国后方，以解徐之围。同年冬，宋乘曹军远出，袭其国，楚于是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足见楚成王大胆果断，齐桓公已不能与之匹敌。同年，齐管仲卒。此后两年，齐桓公虽曾伐厉伐英，以“报娄林之役”（《左传·僖公十七年》。），企图挽回在淮泗地区的败势，但已无济于事。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观上因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则是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结果。楚、齐争雄的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四、楚、宋泓水之战与楚成王实霸中原
齐桓公卒后，无亏等五公子争立，并互相攻伐，易牙等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次年，即公元前642年（楚成王三十年），宋襄公率曹、卫、邾等国军队平齐乱，太子昭得立，是为齐孝公。其时，齐国霸业骤然衰落，郑文公立即朝觐楚国。楚成王很高兴，竟把贵重的青铜赏赐给了郑国（《左传·僖公十八年》。）可见，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威望很高，但宋襄公自恃定齐有功，企图承袭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这样，宋与楚的直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宋，子姓，是周初商代贵族微子启的封国。据有今豫东及苏、鲁、皖接壤地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之一，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宋襄公时，国势正盛
，亦具有一定的实力，故称霸欲望甚炽。楚成王针对宋国和宋襄公这一特点，就注重笼络人心，先挫其威，后削其力，恩威并举。
公元前641年（楚成王三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齐乱刚定后，宋襄公急于称霸，先执滕宣公婴齐，继而又会曹、邾、[曾阝]等国于曹南鄙（曹南鄙，范宁《谷梁》注：“曹南，曹之南鄙。”杜注：“曹虽与盟，而犹不服，不肯致饩，无地主之礼，故不以国地，而曰曹南。”）。[曾阝]君后至，宋襄公使邾君执而祭（人祭）于睢水之社。对这两件事（执滕子与用[曾阝]子），左师子鱼评论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僖公十九年》。）同年秋，曹不服宋，宋襄公又围曹。宋襄公求霸心切，对周围国家滥施暴虐，弄得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同年冬，陈穆公“以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同上），邀请诸侯盟于齐。参加盟会的有陈、蔡、楚、郑、鲁等国（《春秋·僖公十九年》。）杜注：“地于齐，亦与盟。”这样，与盟的共有六国，几乎是当时中原主要国家都参加了盟会。六国中，楚国实力最强，故真正主盟者是楚成王。会上各国在中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实际上承认了楚成王的霸主地位。
宋襄公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欲合诸侯”。鲁人臧文种闻讯后，指出：“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顺从众望，霸业或可成功；如一意孤行，强迫他人顺从自己欲望，则很难成功。一语道破了宋襄公利令智昏、违背众望之所为。公元前639年（楚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宋襄公果真发起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之盟。由于中原诸国已从楚，所以宋襄公“以求诸侯于楚”，楚成王佯许之，以观动静。这件事，已隐藏危机，公子目夷指出：“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同年秋，宋襄公得寸进尺，又会楚、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楚成王恼怒已极，“执辱宋公”（《史记·楚世家》），宋襄公威风扫地。楚成王随即举兵攻宋，败宋师。冬，楚成王盟鲁、陈、蔡、郑、许、曹等国之君于薄（即亳，宋地，今河南商丘北），当众释放宋襄公，以示仁义。楚成王对宋襄公先执后释，犹如掌上玩物，足见无论在政治或军事方面，宋国均远不及楚国。
但是，宋襄公“聋[目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已极，在强楚面前不
仅不立即罢手，反而在获释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联合卫、许、滕等弱小国家攻郑，以讨伐其从楚。郑自齐桓公卒后，一直亲楚，这年春，又朝楚。郑、楚关系密切，伐郑即与楚争，故楚成王立即兴兵攻宋以救郑。这年冬天，双方在泓（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大战。《史记·宋世家》对这次战争的经过与结局记载如下：
（襄公）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师大败，襄公伤服。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泓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战争。《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楚世家》等均有记载。）
泓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第二年，宋襄公病伤而死，宋国从此也就退出了争霸的历史舞台。宋襄公与楚成王争霸时间不长，但其残忍、伪善与虚弱的面目暴露无遗，与楚成王的睿智大度、求实进取的作风适成鲜明的对比。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不符。楚成王即位后就与齐桓公争雄，并步步进逼，后来居上。齐桓公卒后，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代齐桓公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毫无霸业可言。童书业一针见血指出：“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泓之战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楚以陈亲宋，楚成王命成得臣（子玉）讨伐，取焦（今安徽亳县）、夷（城父，亳县东南），筑城于顿（今河南项城西）而还。子文以子玉攻陈有功，推荐他任令尹。第二年，宋成公初立，即“如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始从楚。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顿之君迫于陈攻而奔楚。令尹子玉率军围陈，陈从此从楚。次年，楚成王以夔国（芈姓，今湖北秭归东）国
君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为由，遣子玉等率军讨伐，虏夔君归，夔亡。楚国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楚成王因齐桓公早死，宋襄公继而败死，其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说苑·敬慎》），成为势盛一时的中国霸主。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五、晋国崛起与楚国城濮之败
晋国，姬姓，
是周初分封的古国之一，都唐（今山西翼城）。春秋初期，分裂内乱，后为曲沃武公所统一。晋武公在位二年即卒，其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并继续吞并周围的霍、魏、耿等十几个小国，才有今山西南部，并继续向河西、河南地进攻，成为北方一新兴强国。晋献公为高度集权，尽杀群公子，又宠信骊姬，废嫡立庶，酿成内乱，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外，先后到过狄（在狄处住了十二年）、卫、齐、鲁、宋、郑、楚、秦等国，均受到礼遇。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至楚时，楚成王待以诸侯之礼，重耳十分感动。楚成王问何以报答，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居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 （盛箭之器），以与君周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居楚数月，应秦之召入秦。第二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立为国君，是为晋文公，是年六十二岁。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历尽艰辛，深察民情，了解晋国内外情势。随从流亡人员有狐偃、赵衰、贾佗等，都具有政治、军事才干。这就为晋文公治国图强，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在晋文公即位这一年，即公元前636年（楚成王三十六年），周襄王被其弟太叔带与狄人赶走，周襄王告难于晋、秦等国，晋文公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出兵迎回周襄王，并处死太叔带。周襄王感激，赏地八邑，于是晋拓疆至南阳（太行山南、黄河北），晋文公获得“尊王攘夷”的政治资本。
晋国的崛起，一些中原国家又转而从晋，晋国影响迅速扩大。如原从楚已达三年的宋，“叛楚即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秦本来有德于晋文公，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两国联合伐（今河南淅川西，称下，楚之与国），直接挑起与楚的冲突。其时，齐、鲁发生争端，鲁先向晋乞师，继而又向楚乞师，以攻伐齐、宋。在中原国家心目中，楚、晋两强，都是自己依靠的对象。晋文公要称霸，楚成王要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楚之争，一触即发。
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楚成王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领兵攻宋围缗（宋邑，今山东金乡东北），又出兵与鲁国军队联合攻齐，取谷（齐邑，今山东东阿），把齐桓公之子雍安置在此，以申公叔侯留戍。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大夫。楚成王于是加强了对齐鲁之地的控制。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楚成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宋的进攻力量，又联合陈、蔡、郑、许诸国之军，共同出击，楚等各国还与鲁国国君“盟于宋”（《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在此同时，楚成王又遣子文治兵于睽，子玉治兵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宋已成为楚、晋争夺的焦点。
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晋国君臣亦紧急商议，采取对策。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当宋向晋告急时，先轸认为：报施救患，取威完霸，在此一举。狐偃建议：先攻曹、卫（即不与楚正面交锋），楚军必来救援，宋、齐必然无事。晋文公于是阅兵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以[谷阝]谷将中军，[谷阝]溱佐之；以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此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史记·晋世家》则说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以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次年，即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晋文公五年），晋文公亲统大军攻伐曹、卫，取卫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入曹，执曹共公，企图逼楚军撤宋围北上。这时，形势骤变，晋、齐两国国君盟于盂（卫地，今河南濮阳东南），卫国国君请求与晋结盟，晋不许，于是卫国国人驱逐其君而取悦于晋。鲁亦背楚附晋。晋又贿赂齐、秦，孤立楚国。
楚成王迫于上述不利形势，退居于申，命申公叔侯自谷撤军，命子玉解宋围。子玉不肯，请求出战，楚成王恼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宣公十二年》谓楚“其军之戎，分为二广”，故西广为二广之一。东宫，即太子之宫甲。六卒，杜注：一卒为百人，六卒则六百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江永《群经补义》，以一卒三十乘，六卒一百八十乘。）这样，子玉除原率围宋之军队外，楚成王又另增派了少量军队。子玉很老练，并不轻易撤宋围北上进攻，而是派大夫宛春对晋文公说：只要晋“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显然，这是子玉以楚之“三施”逼晋受“三怨”的策略，以达到“一言而定三国”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但晋文公争霸决心已定，故采取了先轸的建议，一方面拘留宛春，另一方面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与楚绝好。子玉的计谋落空了，大怒，即率军进攻晋军。
晋文公早就作了精心的部署，战斗开始后，“退三舍 （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避之”，避开楚军锋芒，至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造成“君退、臣犯，曲在彼”之势，然后以胥臣所率下军击溃楚右师陈、蔡之军，原轸、[谷阝]溱领中军伏击楚之中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楚之左军，左军溃。至此，楚军败，“晋师三日馆、谷”而还。子玉及时收兵，故其亲率的中军不败。子玉败归，楚成王逼迫其自杀（城濮之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记·晋世家》等均有详细记载。）城濮之战，是关系中原全局的战争，也是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楚成王功亏一篑，未获霸主美名。尽管如此，楚国战后实力仍强，楚成王实际上仍为大国强国之君。童书业说：“……（楚国）不特庄王为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是时微晋人大挫楚锋，楚将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历史之形势必大变矣。”（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楚国城濮之败，历来怪罪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不听楚成王劝止，骄傲轻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曾以《军志》语：“允当则归”、“知难而退”等劝阻子玉。又载，子玉临阵前曾说：“今日必无晋矣。”这些都是指责子玉骄傲轻敌的根据），终导致失败。子玉“一言而定三国”落空，对晋文公的作战决心始料不及，临战前对敌我双方形势认识不足，以致指挥失误，这点子玉是有责任的。但城濮败北，真正根子在楚成王本人。因为围宋抗晋立霸是楚成王亲自制定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他令子玉伐宋围缗，并联合陈、蔡、郑等国围宋，又盟于宋，以协调对晋的斗争策略。接着又令子文、子玉分别治兵备战。子玉是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策略的。但在形势变化时，楚成王从前线退下来，“入居于申”（楚方城内）。当子玉请战时，又调遣军队支援，这明明是自己退居后方，让子玉去前线指挥作战。可见楚成王的进攻部署是明确的，退却部署则是混乱的，这不能不是最高统帅的失误。子玉见左右师失利，所率中军立即收兵，保住了主力，亦不失为大将的明智。子玉死后，晋文公很高兴，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史记·晋世家》。）城濮之败、子玉之死，无疑是楚成王争霸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与损失。
践土之盟，晋文公霸业达到顶峰。会后，晋等国围许攻郑，以打击楚之与国。郑不久向晋请和。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九年），楚成王遣大夫斗章赴晋请和，晋文公亦遣大夫阳处父至楚回报，“晋、楚始通”（《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双方均取友好态度，标志着晋文公与楚成王争霸的结束。这一年，晋文公卒，子立，是为晋襄公。
公元前627年（楚成王四十五年），晋襄公以许附楚，派阳处父领军与郑、陈联合攻伐。楚令尹子上即率军北击晋之盟国陈、蔡。陈、蔡从楚，子上又攻郑，阳处父即侵蔡救郑。子上救蔡，与晋军夹[氵氐]水（今河南鲁山西南）而对峙。双方皆无意决战，晋军归，楚军亦归。楚成王子商臣谮子上受晋赂，楚成王杀子上。第二年，楚成王死，楚、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六、楚穆王继续北上争霸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成王原立商臣为太子时，曾征求过令尹子上意见。子上说：“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楚成王不听，仍立为太子。商臣对子上怀恨在心，[氵氐]水退军，乘机谮子上，以致楚成王错杀子上。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楚成王又想废商臣，改立王子职为太子，商臣与其师潘崇谋，以太子甲兵围攻楚成王，楚成王要求食熊蹯（熊掌）而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允，楚成王被迫自缢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前625椙?14年）。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特别在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楚穆王镇压了企图谋杀自己的楚大夫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此时，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第二年，晋襄公之子继位，是为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河西之秦已渐崛起，秦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卒，秦穆公即命孟明视等袭郑，次年灭滑（姬姓，今河南偃师东南）而还。晋与姜戎在[肴殳]（山名，今河南灵洛、灵宝间）截击秦军，秦全军复没。秦原有恩于晋，从此则世为仇敌，相互攻伐不止。楚、秦则利害相同，结为姻亲之国。据秦《诅楚文》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相壹。绊以婚姻，[艹/绝]以斋盟。”楚成王与秦穆公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楚国的继续争霸。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对楚国扩张，不形成障碍。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初，晋联合宋、鲁、陈、 卫、郑等攻打楚之与国沈（今安徽沈丘东南），沈溃。四月，秦军渡河攻晋，至[肴殳]，埋葬[肴殳]之役秦军尸骨而还。秋，楚军出动攻围江国（嬴姓，今河南息县西南），晋亦即举兵攻楚救江。第二年，秦又攻晋，楚乘机灭江。江既是晋的盟国，又是秦的同姓国，楚穆王乘秦、晋交战之机，迅速攻灭，显示了楚穆王的机智与果断。
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军攻打从楚之[若阝]（下[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让君南迁建新都，史称上（今湖北宜城东南）。楚国西境息宁，即移兵东向，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子）、仲归（子家）率军灭“叛楚即东夷”（《左传·文公五年》。）的六（偃氏，今安徽六安北）。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姬姓，今河南固始东北）。
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卒，晋又争立新君，秦、晋交战不断，第二年，晋赵盾（大夫，主持国政）与齐、宋、卫、陈、郑、许、曹之君会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开始由大夫主盟诸侯。这种形势对楚国北进是极为有利的，楚国有识之士已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如《左传·文公九年》载，楚大夫范山就及时地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春，楚穆王听从了这一意见，即挥师北上，驻于狼渊（郑地，今河南许昌西），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和。待晋国来救，楚军已还。夏，楚国又攻打陈国，以惩罚陈之附晋，占领了陈的壶丘（今河南新蔡东南）。秋，楚息公子朱自东夷伐陈，为陈所败，公子筏被俘。陈以小胜大，反而惧怕而请和。冬，楚穆王遣越椒访问鲁国，以示亲善。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夏，楚穆王杀斗宜西、仲归，消除了内患，于这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左传·文公十年》谓宋昭公“遂道以田孟诸”。）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麇（今湖北西北部）君本从楚伐宋，中途却逃归，楚穆王于次年即兴兵伐麇，败麇军于防渚（今湖北房县），兵锋直抵锡穴（麇都，今陕西白河东南）。
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
公元前615年（楚穆王十一年），群舒（偃姓，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等部）叛楚，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一、楚庄王即位初应付危局与三年“不蜚”、“不鸣”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前613椙?91年）。
楚庄王即位年轻（《国语·楚语上》：“庄王方弱。”韦昭注：“方弱，未二十。”），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就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其时，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留守在郢都的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乘机发动叛乱，在郢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未能得逞。公子燮与子仪于是挟楚庄王将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带逃跑，为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所诱杀。楚庄王还郢，“二子作乱”彻底失败。公子燮，王族，谋求令尹之职而不得，故对王室不满。子仪，即若敖氏斗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晋、秦攻时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晋、秦[肴殳]之战后，秦因被晋打败，就释放了子仪，与楚结好。子仪认为自己有功，却得不到重用，故亦对王室不满，与公子燮一起叛乱（《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平定了这场叛乱，从而清除了内患，统治才较稳定。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庄王二年），晋以蔡不参加新城盟会，又出兵攻伐，迫使蔡与之订立城下之盟。至此，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改从晋，给楚国以极大的压力。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安全。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军出击，又移兵东南作乱，至于阳丘（今地名不详），以犯訾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庸（今湖北竹山西）与群蛮（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机叛楚。楚国形势紧张，“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封锁了通向中原的门户，以加强对晋及中原诸国的防备。面对这一严重现实，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高（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贾力排众议，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贾的意见很明确，庸首先挑起了这次叛乱，只要把庸制服了，群蛮百濮自然慑服自退。如迁都，是自己被动挨打，你迁到哪里，他也可以打到哪里。楚庄王接受了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麇与百濮不久果然罢归。
楚庄王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由于当时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同食”，上下无异，与士卒吃同样伙食。进军至句B053（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梨进击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东有方城，是为庸之方城，非楚国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子杨窗逃出来后报告说，庸与群蛮人众，声势浩大，不如尽起楚国军队会合进攻。大夫师叔（潘 ）反对，他建议援用先君[虫分]冒征服陉隰的骄兵之计，才能取胜。楚庄王采纳了这一意见，派少量军队与庸人接战，七战七败（佯败），庸人果为所惑，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就不设备。正在句B053督战的楚庄王见反击时机已到，即乘[马日]（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境），直接指挥作战。他兵分两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县境）攻打庸人。秦、巴其时亦出兵相助。在楚庄王亲自指挥的楚、秦、巴联军打击下，群蛮慑服，与楚庄王订盟而退。楚庄王又乘胜一举灭掉庸国。
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百濮，具有重要意义。楚国从此进一步巩固了后方，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顾栋高说：
灭庸而楚内乱夷矣，连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斯不待陆浑兴师，而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可见，灭庸之役，不仅显示了楚庄王的杰出才干，也为后来立威定霸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楚庄王即位初，内忧外患，形势危急，严重地考验着这位年轻的君主。结果，楚庄王镇静若定，安然地渡过了难关。但楚庄王毕竟是一位青年人，执政初幼弱，无经验，而是经过苦心磨炼才成熟起来的。《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
《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亦有类似记载。可见楚庄王即位后，一方面依靠贤佐旧臣应付困难局面（如庐戢梨、叔麇愤而起来平定“二子作乱”、贾反对迁都力主出兵回击、子越、子贝疾速进兵等），另一方面又寓淫乐之中观察忠奸动静，以鉴别清浊，整饬吏治。“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实际上就是蓄意磨炼意志，内理朝政、外争强敌这一抱负的自白。故其“淫乐”是一种手段，结果则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政治上焕然一新。“是岁灭庸”、“国人大悦”，正是经过刷新政治后，才使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很快取得了平叛内乱的重大胜利的。当然，《史记》等古籍记载是很简略的，且颇富有神秘色彩，但联系楚穆王卒后的楚国动乱政局及稍后若敖氏叛乱看，楚庄王即位后“自静三年”（贾谊《新书·先醒》），外不启北门，内整肃朝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秦、晋关系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延阝]（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子文“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艹/为]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艹/为]治兵，[艹/为]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断定子玉必败。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一方面与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吕臣则被任为令尹。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氵斥]江将入郢（顾炎武《补正》：“（子西）将入郢为乱。”），恰好被正在渚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梨所杀。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贾则为工正。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贾亦升任为司马。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佐传·宣公四年》载：“子越又恶之（指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贾）于 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另据《史记·楚世家》载：“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贾囚杀。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谈判解决。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B053。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四、“孙叔敖治楚”
孙叔敖（[艹/为]敖、[艹/为]艾猎、[艹/为]饶），期思（今河南固始境，一说今河南淮滨境）鄙人，楚国君冒之后。其父贾（曾任工正、司马），其祖父为吕臣（曾任令尹），与若敖氏并为楚国之大姓。[艹/为]贾被子越（若敖氏）杀后，其子孙叔敖不得不从邑避居期思野鄙，过着“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即所谓隐士。）的生活。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若敖氏叛乱被镇压后，当时令尹虞丘（沈尹）荐举孙叔敖代己而任令尹。故孙叔敖出自公族，他的出任令尹，除“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淮南子·人间训》。）、享有一定名望（《吕氏春秋·赞能》：“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外，也同孙叔敖之父为若敖氏所杀、楚庄王决心起用氏之后有关，当非偶然。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据史籍记载，担任令尹的除孙叔敖外，还有其他五人（先后担任令尹的有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子佩等五人。）《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谓“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桓谭《新论·国是》则称“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可见孙叔敖任令尹时政绩最突出，佐楚庄王成霸立业，名垂史册。楚庄王时先后既有六位令尹，故孙叔敖任令尹时间当不会太长，应在楚庄王称霸高峰时期。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经济、政治、军事均有重大发展，这当然是楚庄王即位后，内平隐患、外抗强晋，实行开明治国路线的结果，但与孙叔敖以身作则、勤于政事、精明干练、忠心辅佐也是分不开的。所谓“孙叔敖治楚”，即指孙叔敖任令尹前及任内，为民办事，政绩斐然，不愧为一代名相。
首先，兴建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按《淮南子·人间训》说法，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大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
孙叔敖任令尹后，继续兴建水利工程，据《史记·循吏列传》裴[马因]集解引《皇览》说：“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古沮、漳水入江通云梦泽，此项工程当在沮、漳水下游，建成后对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这样，楚国南之沮漳水流域，北之汝水流域，都兴建了水利工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绎史·孙叔敖碑》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不仅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二，自律廉洁，注重法治。孙叔敖出自期思“鄙人”，与乡里父老群众相处较密切，如《说苑敬慎》载，他出任令尹时，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父老却穿粗衣，戴白帽来吊，孙叔敖立即正衣冠出迎。父老见孙叔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淮南子·道应训》则记有一狐邱丈人告孙叔敖说人有“三怨”：“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答以“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荀子》、《韩诗外传》等亦有类似记载。这说明孙叔敖出任令尹，受到吏民的关怀，纷纷告诫，孙叔敖亦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任令尹后勤于职守，处处自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如《新论·国是》载：“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羊之裘。从者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孤裘则温，何不为也?’叔敖曰：‘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韩非子》、《盐铁论》等亦有类似记载。《孙叔敖碑》则称他“专国宠权而不崇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块不以宝财遗子孙。……病其临卒，将无棺[木郭]”。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孙叔敖卒后不久，其“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足见孙叔敖生不宠权，死无积财，堪称念国忧民、“奉法守职”的“廉吏”。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可谓公平”。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左传·宣公二十年》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又载，“楚民俗好庳（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捆（门限）。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皇览》记载说：“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吕氏春秋·情欲》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大夫氵曳]冶谏阻，反而被杀。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似以为戏”（《左传·宣公十年》及杜注。）夏姬之子夏征舒已年大为卿，见此情景，恼羞成怒，射杀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奔楚，陈灵公太子午奔晋。夏征舒自立为君（《史记·陈世家》。）第二年夏，楚庄王经伐郑服郑后，即与郑、陈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阳西北）。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载，这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政，伐陈”。对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今年楚庄犹以夏征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征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征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之。”可见楚庄王为了稳定陈国局面，再一次举兵伐陈。攻入陈后，“杀夏征舒， 诸栗门。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陈为县后，百官皆贺，唯楚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后复命而退，不贺。楚庄王使人责问其故，申叔时答道：“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同上。）申叔时以“蹊田夺牛”的故事告诫楚庄王，行义讨伐乱国之臣，诸侯是欢迎的，如因此而贪其地灭其国，则又会失去诸侯的。楚庄王听后立时清醒过来，高兴地说：“善哉！吾未之闻也。”（同上。）仍恢复了陈国，迎陈灵公子午为国君，是为陈成公。孔宁、仪行父也被送回陈国。为显耀武功，从陈国乡取一人，集居一起，谓之夏洲（据《清一统志》说，其地在今湖北汉阳北）。楚庄王灭陈后又复陈一事，当时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如《淮南子·人间训》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孔子家语·好生》载：“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楚庄王在讨陈服陈的同时，也全力与晋争夺郑国。从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至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的七年间，楚伐郑六次，几乎年年出兵，晋有时救郑，有时因郑与楚和又转而伐郑，争夺极其激烈，郑国忧心忡忡，深受其苦。如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楚伐郑，晋来救，郑败楚师于柳棼（郑地），“国人皆喜，唯子良（公子去疾）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左传·宣公九年》。）第二年夏，郑惧楚报复，请和，楚与之盟。晋以郑叛之，立即会宋、卫、曹之师伐之，郑又与晋和。冬，楚庄王以郑附晋，又举兵攻讨，晋亦又会宋、卫、曹救郑，逐楚师于颖北（今河南禹县之北）。随后晋等四国军队还驻守在郑国，以防备楚国的进攻。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春，楚庄王从争霸战略出发，再一次亲率大军攻郑，进抵郑邑栎（今河南禹县），郑国难以支持，惶恐不安，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遂从楚。晋这次未出兵往救，说明楚势旺，晋已回避。楚庄王见陈，郑已服，遂与之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县西北）。但楚庄王以为郑在晋、楚交兵过程中，时而亲晋，又时而亲楚，故从楚是迫不得已的，“自是楚未得志焉”（同上。）尤其是郑在辰陵之盟后，“又徼（求）事于晋”（同上），故于第二年（公元前597年）春，为彻底服郑，楚庄王又亲率大军攻伐。这次攻郑声势浩大，晋不敢及时来救，郑穷困已极，郑襄公只得肉袒牵羊迎楚请罪。《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哭）于大宫（太祖之庙），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哭），守阵者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子良出质。
楚庄王对陈、郑均采取宽容怀柔态度，先以兵讨之，后以德服之，充分显示了这位霸主的睿智大度。《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士会语：“楚君讨郑，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读言]（音独，痛怨），政有经矣。”这种评论是很恰当的，楚庄王之所以能立威定霸，与这种德刑并重的政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