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战国时期楚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手工业
战国时期，楚国手工业发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尤以冶金、丝（麻）织、漆器、琉璃、竹木器、建筑等为最突出。
在冶金方面，楚国青铜铸造业继续得到发展。除铜绿山铜矿开采长盛不衰外，湖南麻阳九曲湾、长沙铜官山等也是重要的产铜和开采基地。所以，楚国产铜区多，为青铜冶铸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见，郢都是重要的青铜铸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纪南城内的陈家台，发现有两座铸炉的残迹，在其附近有铜渣、锡渣及其他铸造工具的残片。此外，还发现有稻米的遗迹，说明这里铸造规模大，人手多，是楚国一个传统的青铜器铸造场所。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青铜器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铜器群为代表。其中B05A钟的铭文记：“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 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根据此铭文与墓葬特点等分析，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后，其时，曾已成为楚国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随（今湖北随州），故又名随（曾，是否即文献上的随，目前说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时就已成为楚的属国，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国影响，在青铜器铸造上，亦“可以代表楚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张正明《楚文化史》。）该墓出土文物甚丰，其中各种青铜器，如鼎、簋、钟、炒炉等各种礼器、容器、杂器，总重量达10吨左右，“如果加上浇冒口系统以及熔化浇注时必不可免的烧损、飞溅、飞边等损失，铸成这些铸件需要铜、锡、铅等金属料约十二吨”（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这一青铜器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钟。全套编钟64件，钟1件，共65件，重量达2千5百多公斤，加上笋（钟架横梁）、 （钟架立柱）的青铜构件，总重量达5吨之多，是迄今我国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编钟。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显然，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须要有大熔炉、高温炉和强鼓风设备，才能铸成。在铸造技艺上，使用了分范合铸和复印花纹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如编钟的中层甬钟，用陶土制成瓦形钟模，钟体纹饰，则分别使用花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型，干部分范制成后插入甬范，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浇口和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整个铸型使用的范和芯，多达100块以上（详见华觉明《曾侯乙钟及 构件的冶铸技术》（《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铸接、焊接的方法制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铜铸成，有八对大龙穿插蟠绕在座体之上，又有许多小龙攀附在大龙身上，构成一个龙群体。龙群由22个铸件和14个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结并和座体接合在一块，是传统分铸法的熟练运用。在焊接技术上，既使用了强度较高、操作较烦难的铜焊，又使用了强度较低、操作较简便的焊。用于焊的低熔点的铅锡合金，在墓中亦同时出土。这种铅锡合金和焊接技术，是我国古代史上的首次发现。
该墓还出土了尊和盘各一件。尊唇和盘口纹饰为缕空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由内部的铜梗支承，是用失蜡法和漏铅法制造出来的。故此尊盘，具有极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被视为楚青铜器精品中之精品（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铸造业在浑铸、分铸、大焊、小焊、失蜡法或漏铅法、镶嵌、错金银等各项技术的先进水平，“代表了铁器普遍应用之前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
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除了鼎、钟等重礼器和其他容器取得突出成就外，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兵器和铜镜等也有重要的发展。现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楚墓中，均出土了不同数量的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其中仅湖北江陵雨台山墓群就出土了属于战国时期的100多件青铜剑和有铭文的铜戈，如“ 作宝戈”、“周B061之戈”等（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此外，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出土了一件全弩。木臂，后端安装铜弩机，弩长518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全弩（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战国时楚青铜兵器品种多、制作精，既坚硬又锋利，且已使用防锈工艺，和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样，闪闪发光。楚、越关系一直很密切，拥有优良传统的越国铸剑技术也传到楚国来了（据《越绝书》载，越干将、莫邪是传奇式的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现在所见到的楚国战国时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尤以青铜剑出土的数量最多。这说明青铜剑已从原来奴隶主贵族佩带之物转变为士兵作战的实用武器了。
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镜，楚国数量之多，列于各国之首。楚式镜有圆、方两种，镜背纹饰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是“山”字形，称山字镜。山字，最多是四个，也有少量三个、五个、六个不等。楚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从重礼的氛围中逐步解脱出来，注重生活实用和对美的追求了。
春秋战国间，楚国的铁器制造业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了铁农具数量增多外，铁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极为进步发达。铁兵器有剑、戈、矛、镞、匕首等种类。春秋战国间，楚铁剑已开始盛行，除春秋晚期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柄钢剑外，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出土了有铭文“楚王[今/]酉]章”字样的铁剑（《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第1版）。）黄展岳在《试论楚国铁器》一文中说，已出土的31件楚铁剑除2件是春秋时期的，余均属于战国时期。从此可见，除铜剑外，铁剑也日益被广泛应用在战争中。此外，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很多，有削、刮刀、釜、坩锅等。其中釜、坩锅均出土于纪南城遗址中。釜高384厘米，口径252厘米，是仅见的较大的铁釜。坩锅高16厘米，口径235厘米。在长沙楚墓中，还出土了铁鼎。根据楚国冶铁业的发展看，春秋战国间，已有了块炼铁和白口生铁，并进而发展到块炼渗碳钢，掌握了韧性铸铁技术。《荀子·议兵》说楚“宛钜铁 ，惨如蜂虿”，《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真实地反映了楚国掌握了这种先进的炼铁技术。战国时期，楚国丝织业发展迅速，成就突出，成为楚国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楚辞·招魂》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这些美丽的丝绸物，从各地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完全得到证实。据统计，从1942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起，至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止，楚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已达几十起之多，其中如1953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丝织物以及记有丝织品名称的遗册（竹简）、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锦、绢等丝织品、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绮、纱等丝织品、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绮、绢以及记丝织品的竹简、1975年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绢、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纱、纨、绮、[纟弟]、锦等丝织品，以及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品，都是蜚声中外的我国古代的丝绸珍品。据古文献和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所见，楚国丝织品计有纱、 、罗、绢、纨、缟、[纟弟]、缣、组、绮、锦、绦等品种。纱，是经纬稀疏而轻薄的丝织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纱巾，深褐色，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5×16根。 ，即绉纱，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过（熊传新《楚国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绉，是一种用拈丝作经，两种不同拈向的拈丝作纬而织成，轻薄而又呈绉缩现象。罗，即纱罗。《释名·释采帛》：“罗，文罗疏也。”《楚辞·招魂》：“罗帱张些。”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素罗，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绞经网孔状织物。绢，是用生丝织成的平纹织物，质地细薄挺爽，除白色绢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绢。绢可作书画，亦用作衣衾里、衣衾面和绣地。如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卸龙帛画”，即为绢地。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衣衾和绣品所用绢数量最大，计55件（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纨，即细绢，一种细腻洁白的丝织物。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纨。缟，绢的一种，细密而素白。随州曾侯乙墓亦出土有缟。[纟弟]，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物。《急就篇》卷三颜师古注：“[纟弟]，厚缯之滑泽者也。”《管子·轻重戊》谓“鲁梁之民俗为[纟弟]。”在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纟弟]的残片，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麻鞋面为[纟弟]，说明楚人亦穿[纟弟]。缣，双丝的细绢。《释名·释采帛》：“缣，……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长沙识字岭345号墓出土有缣。组，用丝编织成的带状织物，用作带饰或衣衾的领和缘。《礼记·内则》：“织组[纟川]。”郑玄注：“薄阔为组，似绳者为[纟川]。”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组计10件，其丝线有黄、红、紫等不同颜色，编织出三角形等不同的花纹组。绮，花纹的丝织品，古有“文缯”之称。江陵马山1号墓和长沙等地就出土有文绮。锦，先以彩色的经纬丝，用平纹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品，故以彩色大花纹为特色。长沙、随州等地均有楚锦出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多达十余种锦，这些锦按经线的不同颜色，可分为二色锦和三色锦。花纹则多种多样，不失为“美锦”之称。绦，以丝编织的窄带，故有丝绦之称。上面所引用的“[纟川]”，即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绦甚丰，按其组织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类，而后者是首次发现的先秦绦类，“在我国针织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张正明《楚文化史》。）在丝织业发达的基础上，刺绣品也纷呈异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长沙、江陵等地均有楚战国时刺绣品出土，其中尤以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最丰，计21件。绣线颜色有红、黄、绿等十余种，图案则典雅秀丽，丰富多彩，多以龙、凤为主题，反映了楚人习俗的特点。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楚墓出土的麻织品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楚人麻织业亦很发达。从长沙406号墓出土的麻布片和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麻鞋看，说明楚人亦穿麻织品。《尚书·禹贡》说：“荆州厥贡丝[厶/呆]]。”[厶/呆]]
，即麻，反映了楚人植麻织麻的悠久历史。
入战国后，楚国漆器大为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髹漆工艺先进，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富丽多彩，“可谓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枝奇葩”（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迄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尤以战国中期最多，地点则以江陵最为突出（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种类繁多，包括食用器具（耳杯、盒、卮、[木尊]、豆、俎、案、盘、碗、壶、勺等）、日常生活器具（床、枕、杖、几、箱、桶、B046、禁、虎子、扇、梳、篦等）、乐器（鼓、瑟、琴、笙、笛、箫、[竹/虎]
等）、舞具（盾等）、娱乐器具（六博盘、棋盘等）、工艺品（鹿、木雕座屏、卧鹿立鸟等）、丧葬器（镇墓兽、虎座立凤、木桶、[竹/令]
床、棺等）、兵器（弓、盾、甲、箭杆、剑盒、剑鞘、戈鞘、矛鞘等）。在漆器的制作上，大都以木、竹为胎骨，也有皮胎、夹B04A胎、藤胎和“积竹胎”。皮胎用的是牛皮，如有方盒、甲、盾等。夹B04A胎，即使用脱胎法，如削鞘、奁等即用此法制成，标志着我国脱胎漆器工艺的新发展。楚人当时使用的漆是天然漆。它具有耐酸、碱和抗潮防腐作用，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髹漆颜色也多种多样，如有黑、朱、绿、紫等色。从长沙、信阳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看，当时人们还掌握了金、银彩绘技术。
琉璃，又称料器，即早期的玻璃，是入战国后蓬勃兴起的手工业。据后德俊研究统计，见于春秋时期的琉璃，仅一件在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含有玻璃相的已被烧结的石英珠，其余均系战国时期出土的琉璃（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北江陵、松滋、随州、湖南长沙等地，尤以长沙出土最丰，共出土珠、璧、瑗、环、管、印、剑珥、剑首等200多件（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其中尤以珠、璧为大宗。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楚琉璃的化学成分系铅钡玻璃（从本地所产石英矿、铅矿、重晶石、硝石等炼制而成），是楚人自己制造的，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特色。在随州、江陵、长沙等地都出土了美现的“晴蜓眼”式的琉璃珠，与西方的玻璃珠很相似，其原因是西方的玻璃珠曾传到东方，“楚人就利用自己原有的技术来仿造西方的琉璃珠了”（张正明《楚文化史》。）从此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工艺，又吸收外来技术，开创了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人的博大胸怀和积极开拓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楚国地处江南，竹、木成林，品种多，质地好，楚人就地取材，在竹、木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竹器业当首推竹编织品。从各地发掘出来的竹编织器看，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多富有实用价值。如有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篮、竹席、竹扇等。篾片细薄，花纹简繁得当，编织技术精湛，一般用人字编织法、方格十字编织法、矩形编织法、盘缠编织法等编织而成，其花纹亦成人字形、回字形、矩形，美观大方。其中典型的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竹扇，呈菜刀形，用一经三纬方法编织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柄竹扇。除竹编外，还有竹雕，但仅见江陵拍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竹卮。用斫削而制成的竹器，方法较简易，品种极多，如有竹筒、竹筷、竹枕、竹弓、竹[木必]和各种乐器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木[木必]并存的竹[木必]。[木必]，兵器的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了二十余件的戈、矛、戟的竹木必]，均以圆形或棱形木棒为内心，外裹两层青竹篾，以丝线紧缠，外髹黑漆，极其坚固耐用。这种积竹、木为一体的兵器柄，为楚国所独有。
在木器制造方面，楚国车船的制造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从淮阳马鞍冢车马坑（战国晚期）出土的车看，车的轮径、轴长、辕长等都超过淅川下寺车马坑（春秋中期）出土的车。战国时楚车，除了战车外，还有安车。安车是一种适宜于人坐的轻便小车，如《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腾众车使径待”中的“车”，应该就是这种小车。入战国后，除了战船外，还有适宜于乘坐的小船和便于运输的货船。如《楚辞·九章·涉江》“乘[舟令]船余上沅兮”的“[舟令]船”，就是开有窗户的轻便小船。鄂君启节铭文所说的“[舟夸]”（舸），就是南输北运的货船。
战国时出土的木器以凿雕品为最突出。凿，即使用镟凿方法，故其成品多数为容器，如有杯、盒、盘、卮、[木尊]等，最常见的是耳杯和圆盒。耳杯古称羽觞，有圆耳、方耳两种。圆盒多为弧壁，也有直壁。除圆盒外，还有方形、矩形木盒。雕，即使用镂雕、透雕、浮雕、圆雕等方法，使木器成为兼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器具。滕壬生说：“雕刻的，主要是雕像，当时雕刻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绘画是一致的，而且多是雕绘结合，如异形漆豆、鸳鸯豆、鸳鸯盒、蟠蛇卮、漆木鹿、虎座凤架鼓、座屏、辟邪、镇墓兽、虎座立凤等最具特色。”（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所以目前所见的件件雕刻木器，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工艺品。如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高158厘米、宽18厘米的彩绘木雕座屏，雕刻成蟒、凤、雀、鹿、蛙等共55种动物，镶嵌其间，和谐一致，相映成趣，是一件高水平的工艺珍品。又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车辕上，雕刻有龙首，使这件实用的木器具上，又增添一点艺术装饰，更富有神韵色彩。《庄子·徐无鬼》说，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运斤成风”，把一个人鼻子上的一层白粉削去，此人“鼻不伤”，“立不失容”。从出土的众多木器具看，证明楚人技艺高超，此故事并非无稽之谈。
楚国疆域广袤，木材资源丰富，又因处在山青水秀环境之中，故其房屋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代表，宫室建造则以“层台累榭”为特色，成为我国南方房屋建筑的基本风格。春秋时期郢都、章华台等建筑布局及其众多的建筑物，对后来的建筑业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土木建筑不易保存，故在考古发掘中难以寻觅，然而在《楚辞》等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则可窥见战国时期楚国建筑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如《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穴/矢]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氵爰]些。光风转蕙， 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又：“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此宫室临山傍水，重重叠叠，冬暖夏凉，园中小溪、池塘纵横曲折，室内则布置得富丽堂皇，无论从选址、布局、建筑或室内装饰，都达到了高超水平，是典型的园林建筑群。又如《楚辞·大招》：“夏室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雨/留]只，曲屋步地阎]，宜扰畜只。”这幢建筑物坐北朝南，周阁相连走廊曲折，廊外驯养马群，可便于外出游猎。有的房屋又建筑在水中，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体现了南方水乡建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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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战国时期楚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商业与货币
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故其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荀子·王制》记：“南海则有羽翮、齿甲、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此南海，当泛指居南方的楚国广阔疆域。当时楚国输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除了荀子所述产品外，还有谷类、丝织品、漆器、玑、珠等，以及“金木竹箭”《国语·楚语下》。）、“长松、文梓、[木便]、[木冉]、豫章”、“鱼鳖、鼋、鼍”（《战国策·宋卫策》。）、“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吕氏春秋·本味》。）、“江陵千树桔”（《史记·货殖列传》。）等土特产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还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据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载，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称，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此铁器、漆器可能是从楚国输传过去的。《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语：“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此器物，即铁器，可见汉初继承楚国传统政策，并未禁止中国铁器的南运，战国时期楚国铁器、漆器等物品输往今越南一带是可信的。
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入各种物品。如“秦篝齐缓，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招魂》。）、“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艹/檗]，和楚沥只”（《楚辞·大招》。）、“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楚辞·九歌·国殇》。）等土特产品，则来自秦、郑、晋、吴等国。如前所述，我国玻璃生产始自西周，然楚国玻璃则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的玻璃珠相同，可见由于楚国与南亚地区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西方的玻璃工艺也就经过南亚地区而传入楚国了。
由于商业发达，所以战国时楚国商人活跃，除了一般商人外，还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的“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的“贩茅者”，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贩。又如《庄子·外物》所说的“索我于枯鱼之肆”，则是这类小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所提供的证据。它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60年又发现一枚，见《安徽日报》1961年2月23日。）鄂君，名启，因封于鄂（今湖北鄂州市），故称鄂君，是楚怀王时期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启节铭文有“大司马邵（昭）易阝（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 （岁）”记载，可知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共五枚。节面有铭文。舟节铭文载：“屯三舟为
[舟夸]（舸），五十[舟夸]。”车节铭文载：“车五十乘。”即规定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庞大商队。车队、船队从鄂出发，可到达楚国各地，持有金节可“母（毋）政（征）”，享有免税的特权。惟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征税。同时，节文又规定：“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可见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从启节上述各项规定看，说明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铜贝和其他铜币广泛流通外，金、银币也出现了。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
金币是战国后大量发展起来的，战国晚期则达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均有楚金币出土，“经初步统计，解放后出土的楚国金币已达3万余克。在出土的楚国金币中，以‘郢爰’的数量最多，所以，学术界过去一般以‘郢爰’作为楚国黄金货币的代称”（黄德馨《楚爰金研究》。）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纪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克，但在今河南淮阳、安徽寿县和江苏、山东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币，故有学者认为“郢爰的广泛铸行，是在楚都东迁以后”（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
爰金取象于龟，除钤印“郢爰”外，还有钤印“陈爰”、“[专阝]锾”、“鬲阝]爰”、“ ”、“卢金”等币文与无字金版、金饼等。以银为币，是楚国独创。1974年在河南扶沟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银布）（《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就是楚国制造银币的物证。币成铲形，是中原地区货币的特点，从此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密切。金银币，属于称量货币，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货币。但它已属“初级铸币”，“充当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黄德馨《楚爰金研究》），反映了楚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在金银币发展的同时，楚国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趋齐备。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白公胜在夺权斗争中，为了笼络人心，曾以“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为号召，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度量衡已出现了。但在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实物，都是战国时期的。度器，目前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一是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尺，二是长沙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铜尺，长度分别为225厘米和23厘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苏等地发掘的几件铜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码，其中以湖南最多，时间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410号战国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铜法码，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码。从出土的法码看，均为环形，故称“环权”。出土的环权个数不一，1945年长沙近郊出土的一组环权，共10枚，应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码。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别出土了一件木杆铜盘天平，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两件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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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战国时期楚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四、城市与交通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入战国后，楚国的城市也有发展。
郢都，是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它地居江湖之会，“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北联中原通衢，南凭长江天险，历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城市之一。全城呈方形，东西长4.45公里，南北宽3.58公里，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土筑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城墙高4?米，是我国南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一座古城遗址。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经济繁荣。
除郢都外，陈、寿春、宛、吴等也是楚国的重要都市和商业繁华的城市。其中陈（今河南淮阳），一直是古陈国的都城，历587年。自春秋后，楚国虽三次灭陈为县，使陈受到破坏，但亦累累增筑，成为楚国北境的军事重镇和南北贸易的枢纽。尤其是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徙都于此后，这里就成为楚国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史称陈郢。寿春（今安徽寿县），是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于此的，故称寿郢。后春申君黄歇受封淮北，此处为其采邑，故名寿春。《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寿春是楚亡前最后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商业也很繁荣。宛（今河南南阳），是当时楚国冶铁中心，亦一著名都会，“俗杂好事，业多贾”（《史记·货殖列传》。）吴（今江苏苏州），江东一大都会。其余如鄢、鄂、上蔡、下蔡等都是历史悠久、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
城市的繁华与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楚国自春秋后水陆交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如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自己不幸病卒途中，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氵差]，营军临随，行成”（《左传·庄公四年》），终于逼随求和。楚国不仅打通了伐随的陆路通道，且在氵差]水架桥，其随军交通设备也很齐备。又如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其后楚成王北上抗齐签订召陵之盟，以及城濮之战、之战等大规模战役，车步并用，均说明楚国通往中原车道是相当宽敞方便的。楚国与中原等地的商品交往，也就是沿着这些通道源源不断地进行的。
战国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随着版图的扩大，以郢都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关于这方面，鄂君启节铭文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往北，经过鄢、邓，至南阳盆地（楚国冶铁基地和北境商业贸易中心宛在此），然后沿着著名的“夏路”，出方城，通向北方诸国（《史记·越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楚通诸夏，路出方城。”）。折东，经象禾（今河南泌阳北境）、 焚（今河南遂平），可达居巢（今安徽寿县南），与淮水流域相通。另因汉东之道早已打通，故亦可渡汉水、[氵员]水，经黾塞亦可达淮水流域各地。又从邓迤西，经丹淅、越武关，可达秦境。
往东，除了上述陆路外，由于水上交通发达，故可沿江东下，至吴越之地，直达东海之滨。往西，《史记·货殖列传》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楚成王灭夔（今湖北秭归），是经枝江、宜昌陆路去的。水路则溯江而上，经三峡而通往巴蜀之地。
往南，水上一路，由江入湘，直达今广西全州西北；另一路由江入资、沅、澧、油（即古油水，源自湖南石门境，东至公安北古油口入江），至今湖南各地。水陆路是相连的，楚南有洞庭、苍梧，故今汉湖湘地区，在战国时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庄入滇，今云南、贵州也留下了楚人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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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一、毛笔、竹简与帛书
春秋末至战国后，楚文字数量多，书写流畅，与毛笔的创制使用是分不开的。西晋崔豹《古今注》说：“秦吞六国，灭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称于时。蒙恬造笔，即秦笔耳。”“蒙恬造笔”故事流传至今，无人不晓。事实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笔，并用毛笔书写了。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简、帛书、帛画、漆器图案，都是用毛笔书写和描绘的。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笔和竹片、钢削刀、小竹筒，后三者显然是和毛笔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阳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内装有毛笔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见，战国后，楚人已广泛使用毛笔了。
毛笔的使用，不仅使书写范围扩大（突破了原来甲骨文和铭文的局限性）、字数增多，而且在字体上亦有新的发展。当然，楚文字总体看与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体流利，或简或繁，比较随便，其字体结构、波势挑法，已具有“古隶”的特点，后来秦隶、汉隶，正是在楚字与其他地区文字的基础上吸收发展而成的。
楚地盛产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对竹进行加工处理，成为人们书写最简便的材料，称为竹简。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长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简后，在湖南其他地区，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尤以江陵、荆门出土的竹简最多。大量竹简的出土，对研究楚国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早在1942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书。帛书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为《四时》篇，二为《天象》篇，三为《月忌》篇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辑刊》1982年第1集）。
帛书，即为写在丝绸品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我国最古老的缣帛文字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国，现国内所见的是帛书摄影件。
二、庄子思想
庄子（约前369椙?80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人，做过蒙地的管理漆园的小官。生活穷困潦倒，曾向监河侯（官名）借粮度日。他本来是宋国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齐灭宋后，齐与魏、楚三分其地，蒙地属楚，故庄子为楚人。他往来于赵、魏各国间，与楚国关系较深，和楚威王、楚顷襄王都有往来。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楚威王闻其贤，派人请他任楚相（令尹），庄子以“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辞，坚决拒绝。
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因唐玄宗尊庄子为南华真人，故《庄子》又称《南华经》。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庄子的故国----宋国，与陈、郑、蔡等国一样，春秋后一直是晋、楚等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战争频仍，人民经受长期战乱的祸害。公元前318年（宋君偃十一年），宋君偃自称为王，暴虐无道，诸侯皆曰“桀宋”，民众又在国内饱受压迫奴役之苦。庄子晚年，宋又亡国。庄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灾多难的国度里，客观的环境不可避免地给庄子思想铸成深深的烙印。
在宇宙观方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终”（同上。）这种超越感觉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同时，庄子又进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为主观精神的东西。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与“道法自然”观相联系的，庄子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要求回到“浑沌”世界去，即所谓“至德之世”。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至乐》。）可见庄子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这在当时固属幻想，但要求恢复“素朴”，即人的自然属性，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在人类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庄子对这种“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以致主张“绝圣弃知”、“掊斗折衡”，则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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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不朽的诗篇，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怀、顷襄王两代，正逢楚国由盛而衰的时期，国内矛盾重重，国外问题尖锐复杂，而国际形势总的趋势，则由大国纷争的局面逐步走向统一，这一特定的环境，对一个有深邃目光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来说，必须作出回答。其二，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经过长期的相互辩难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渐呈融合与总结之势，故屈原的思想纷呈异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现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宽阔的胸怀。
屈原的哲学思想，基本承袭老庄，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学说。我们知道，老子创道家学派之后，至战国后已逐渐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庄子哲学；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屈原的本体论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气说。气化生万物，即所谓“化不易气”（《管子·内业》。），这是道家气一元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进一步提出精气说，认为“精”也是“气”，是“气”的更微小的东西，精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如《管子·内业》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产生的，可见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然而他们又强调“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即所谓“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诗人，并无专述精气说，却以文学的手段委婉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显得更加细腻贴切。如他在《离骚》中吟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翳/鸟-羽]兮，溘埃风余上征。”这种“内美”和“中正”（道德），实际上就是精气，它能使人离开尘世而上天。又如《远游》一诗，对精气说则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作者一开始就说：“悲时俗之迫[阝卮]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为没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气。为什么没有精气?作者接着吟道：“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一是“遭沈浊而污秽”，精气因“污秽”而不愿进来；二是内部原有的精气，由于内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复返了。怎么办?只有“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即经除污秽、净悲哀、虚静恬愉的修养，就能“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从而复又”因气变而遂曾举兮”、“掩浮云而上征”了。可见，屈原的精气说与稷下道家学说一样，精气并非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细微飘忽不定的物质实体。从这点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彻底的，往往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不过，作为一个诗人，屈原运用其精气说理论，开辟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途径，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也以“问天”（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天问》就是“问天”之意，因“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的形式，问而不答，以不答为答，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事代谢，无所不包，思想极其丰富。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
从唯物的天道观出发，屈原的历史观也充满着唯物主义的精神。他谴责夏启荒淫无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辞·离骚》。）他指责周昭、穆王贪婪无度，不顾国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对楚国的历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楚辞·天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楚国衰亡的要害。
作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会政治等领域方面，更立足于现实，探索真理，闪现出特异的光彩。他所处的是各国争相兼并、人民长期蒙受战争祸害而渴望和平的时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也热烈希望结束战争、迎来大一统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楚国的君主能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来完成一统寰宇的大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这正如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这种“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国来统一各国。屈原的这一思想与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了当时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屈原积极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他在《离骚》中大量援引历史典故，希望楚国君主能像尧舜禹文武那样，任用贤能，公正无私，实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许，决心为实现这种“美政”而奋斗终生，即使不能实现，亦“将从彭咸之所居”，死而无悔。对外积极倡导联齐抗秦，合纵以求自立图强。他不避辛劳，风尘仆仆，往来于齐、楚间，为合纵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屈原不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导乎先路”奋斗决心的实践者。
屈原生活在“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代，各国国君和权贵争相招揽士人为自己效劳，故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自孔子起，及至后来的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待贾而沽”，奔走他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屈原则不同，他执着地眷恋祖国，至死也不愿离开祖国一步。他在《离骚》、《哀郢》、《抽思》等篇中，热烈地表达了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之情，至今催人泪下。如：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招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见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至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抽思》）
更可贵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与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联的，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应该指出，屈原的这种念祖忠君爱国恋乡恤民之情，构成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对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不愧为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和光辉的典范。
屈原在处世态度上，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精神，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他的诸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怀，激励人们不畏邪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屈原的这种积极处世态度，是他的朴素唯物观与爱国爱民思想的直接表现，与道家的遁世思想、儒家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的态度是不同的，无疑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农家许行思想
许行（约前390椙?15年间），楚人，与孟子同时，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在滕国时，许行偕弟子数十人亦自楚至滕。他与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禄，只要求滕文公给一块土地，从事耕种。滕文公允诺，许行于是与其徒数十人，穿着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自宋来到滕，“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见许行倡导的农家学说，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其徒众多，连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
许行思想，主要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它记载说：“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可见许行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贤君要与民众并耕而食，一天朝夕两餐，要身体力行，为民办事。像滕君那样“仓禀府库”，“厉民而自养”，靠残酷剥削的手段压榨人民，养肥自己，这样的国君就算不上“贤君”，是人民所反对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农业思想，保存了远古神农氏学说的精神，故许行号称为“有为神农之言者”。
许行从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场出发，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以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实行“市贾不二”的原则。《孟子·滕文公上》记陈相语：“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显然，这是原始农业时期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要求绝对的合理，杜绝伪劣与欺诈。
时至战国，作为楚国的思想家许行，仍倡导神农之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首先，炎、黄融合，神农之说早在江汉流域流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历来成为传统德政和理想社会的准则而被广泛地传播和美化。特别是楚国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当给许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继神农氏学说与传统社会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农家学派产生在楚国，当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不待贾而足”（《史记·货殖列传》），这又直接导致原始农业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化。同时，随着兼并战争和阶级分化的日趋激化，人们要求社会“均平”合理，反对剥削和压迫，这又使许行农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为各地人民所向往。
许行农家思想是当时一种平均思想，他的主张也只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他要求君民并耕、人人自食其力，与同时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价值。许行的“市贾不二”虽也属于不切实际的价格论，但却是当时农民对不法商人欺诈行为和苛刻盘剥的抗议，今天看来仍有它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吴起、荀子思想
吴起是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国主持变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吴起变法夭折，自己亦惨遭杀害。吴起在楚国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楚国情况了如指掌，故其变法措施是针对楚国国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审令”、改革世袭制、分封制、打击旧贵族，就是为了强化以国君为首的封建统治权威，其结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他深入指出楚国人少地多，命令权贵率族到边境到广大荒凉地区开荒生产，就是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余”，以发展社会生产，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他倡导“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就是在思想领域中向旧意识形态、旧习俗开火，以确立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地位。作为法家吴起，他的光辉的法家思想，最终在楚国政治变革实践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国思想的深刻烙印。
荀子（约前313椙?38年），名况，字卿，赵国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学生。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时约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黄歇以荀子为兰陵令，自此则居楚国，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齐约八年，在楚则约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国兰陵完成的。
荀子历游居赵、燕、秦、齐、楚诸国，故其阅历广泛，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那样：“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礻几]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种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国纷争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反映，表现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锐性与思想成熟性的特质。荀子思想丰富，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成《荀子》一书，计33篇。在哲学上，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论断，认为自然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命》。）在认识论上，强调“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过程中，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又强调思维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过感官（“天官”）和大脑（心，亦即所谓“天君”）而认识世界。这样，荀子既纠正了墨子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强调“天君”认识事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观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了“性恶论”，即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为了去恶从善，必须“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论证了“师法”与“礼义”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论，强调了善恶之分、性伪之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这点看，则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张礼法兼冶、王霸并用，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的观点。在接受前人经验方面，荀子与正统儒家、道家不同，明确提出“法后王”思想。当然，这种“法后王”仍然含有“复古”思想，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与周公之道，与儒家的“言必称尧舜”、道家的“小国寡民”乃至“浑沌”世界是不同的，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对后期法家韩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响。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机勃勃、力求建立全国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
在经济上，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富民”与“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统治者实行“平政爱民”政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封建统治。他认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佥欠]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反对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从“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出发，主张“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同上。），利农宽商，加强经济联系与物资交流。他还奉劝“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王制》。），即在任何时候都要实行“开源节流”政策，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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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六、科学技术
战国时期，楚国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楚人天文知法历来渊博，战国时期，则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为了对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运行及其位置作系统的观测，将其附近恒星分为二十八片（区），称之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天文学的重大发展（二十八宿体系，古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亦有。其中以中国和印度出现较早。）。
二十八宿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吕氏春秋·有始》叙述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名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营室、东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据《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载，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是战国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记·天官书》将甘公、石申夫与楚唐昧并列为“昔之传天数者”，故可知为战国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国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天文学家（《史记·天官书》、《后汉书·天文志》说甘公是齐人；《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和《汉书·艺文志》说甘公是楚人；《史记·集解》引徐广说甘公“本是鲁人”。故可能原籍在鲁，后游历齐、楚，从事天文学研究。）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图案，可见楚国早在战国初就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充分证明楚人从事天文学研究长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称与石申星名基本相同，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异同及其融汇的趋势。
据《周礼·考工记》和《史记·天官书》载，可知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来表示，称为“四象”。漆箱盖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龙、白虎，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画面的局限性，故未绘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划分是紧密相联的，早在战国初，楚国就广泛流传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写有一个巨大的“斗”字，可见楚人重视对北斗星的观测，以“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史记·天官书》。）战国末楚国道家[曷鸟]冠子指出：“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曷鸟冠子·环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学领域中的传统成就。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杂占》帛书，据研究，此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形状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
《楚辞》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关天文学研究成就的记载。如屈原《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说宇宙阴阴暗暗，浑沌一片，阴阳二气，化生而成。天如圆盖，由八根柱子支撑着。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可见楚人的宇宙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盖天说”。又如《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这里说的太阳有乌鸦，就是太阳出现的黑子现象。楚人积累起来的天文学知识是极其丰富的，诗人不过只是以艺术的手法反映出来罢了。
楚人数学在原有基础上，战国时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重要内容为《算数书》。此外，还出土了算筹等重要文物（《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据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汉初降汉，后“病免”在家，其《算数书》可能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国的数学水平（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内容包括《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广》一节，与成书于两汉间的《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西汉后数学研究的结晶，因它正式成书约于公元一世纪，故有的学者把它列为东汉初的数学著作。）的《少广》标题相同，内容亦大体相似。故《算数书》部分内容为《九章算术》所收进，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是很早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医方，均大体流行于战国时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兰等中草药，在《楚辞》中亦有记载。出土的古尸（女），手里紧握着两个绢包，内装有多种药物，大多味辛温。经对古尸的病理检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胆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类药物。该墓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离楚亡时间不久，故其时医药学当是承袭楚人的。1975年，江陵纪南城内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葬于公元前167年，比马王堆女尸略早。同时出土的有竹叶椒、姜等药物。经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胆结石、血吸虫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药，可能是生前服用过的此一类药物。男尸出土时，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尚有弹性，牙齿齐全而牢固，尸体历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内棺有约10万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时呈绛红色。足见楚人既熟谙中草药知识，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学药物性能。此外，楚地由于气候温暖潮湿，楚人还喜爱佩带装有佩兰、香草等药物的香囊，枕睡装有辛夷、茅香的枕头，在室内用熏炉焚烧花椒等含有挥发油的香料，进行空气消毒。这是楚地的传统习俗，屈原在《楚辞·离骚》中就吟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长沙杨家湾楚墓出土的陶熏炉、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青铜熏杯，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至今在两湖农村和城镇，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挂上菖蒲和艾叶，做成小香囊佩带在孩子身上，以为避邪去秽、杀菌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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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
七、文学艺术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韩愈《昌黎集·进学解》：“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陆游亦有“闭门犹得读《庄》《骚》”诗句。）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他崇尚自然，对“窃国者为诸侯”（《庄子·月去箧》。）不满，主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即能顺乎“道”，消除人间一切的罪恶现象。他强调“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庄子·庚桑楚》。，摒弃“人为”，赞美天然。他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他借“庖丁解牛”、“津人操舟”等故事，阐发了由“技”进入“道”、文学艺术创作进入“物化”境界，为后来文学艺术崇尚天然之美、创作应重意境等创作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
战国时代诸子散文文辞生动，写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庄子》最为突出。《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无鬼》篇中，叙一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垩尽去而鼻不伤，宋元君闻之，要匠石也为自己试试，匠石说：“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庄子以此说明自己失去了惠施，与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样，知遇已不存在，就没有交谈的对象了，只能作抱憾终生、知音难遇之感。像这样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无不逸趣横生，耐人寻味不已。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在《骈拇》中以鸭、鹤之腿长短不一，若接长或锯短，均会令其痛苦，比喻凡事应顺乎自然，切不可“残生损性”。其他如《则阳》中以蜗角触蛮喻诸侯争战、《养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养生之道、《天道》中以轮扁斫轮喻读书之法等等，都贴切生动，意趣无穷。
《庄子》在语言艺术上也有它的独特风格，如卮言、重言、寓言（《庄子·寓言》。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说：“寓言是借叙外物以论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语以证本意，引长者之语以明己言；卮言是随文生发以见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并用，“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庄子列传》），想像怪异奇特，描绘细致入微，虚虚实实，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在笔法上和《老子》一样多用韵，使文章声调铿锵，音韵和谐，充满了诗歌味和节秦感。如《[月去]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其他如《逍遥游》、《德充符》等篇，无不全篇押韵，错落有致，一气呵成，流畅生动。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全集》第8卷，第270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王逸为此作注，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列传》。）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说法虽不同，意思却相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书·司马迁传》。）可见《离骚》大约是作者在楚怀王时期受谗被贬离郢都时所作。由于其时君昏臣奸，政治腐败，国势日颓，故诗人思前顾后，感慨万分，一方面尖锐地抨击了权贵的腐朽没落和苟且偷安行为；另一方面又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从此，“风骚”（屈原的《离骚》和《诗经》中的《国风》，系我国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风骚”并称，代表《诗经》和《楚辞》。并行，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诗歌，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其内容主要反映了作者两次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悲愤的心情，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腐朽没落政治的极度痛恨。但题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后人辑录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相近，但其文笔则比较朴素，多运用白描手法，感情炽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此外，《远游》、《卜居》、《渔父》亦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和坚持真理、忠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内容与《离骚》、《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为屈原作品，历来多有疑问，一般以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问》是屈原又一首长诗，计370多句、1500多字。这里的“天”，不单指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故其所问，涉及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与现实诸多方面，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点。通篇诘问，但问而不答，基本上为四言诗，但间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参差错落，跌宕有致。
《九歌》本是古代的乐曲，在楚国早已流传。屈原所作的这组诗歌是借用这一曲名。王逸认为，《九歌》作于沆、湘之间，这一带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时必奏乐歌舞以娱乐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时仿这种祭歌形式创作而成（近来多有学者认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礼魂》是送神曲外，其余每篇祭一神（闻一多、郑振铎等认为，首篇《东皇太一》为迎神曲。见黄寿棋、梅相生《楚辞全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
地祗和人鬼三类。《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故屈原笔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术之风的直接反映，表现了楚国原始的巫术宗教活动长盛不衰。《九歌》想像丰富，语言精美，充满浪漫气息，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两篇
作者是谁，说法不一。前者，司马迁归为屈原作品，王逸则认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说法亦不一，除说宋玉招屈原魂外，还有屈原招楚怀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两说。后者，有说作者是屈原，亦有说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国巫术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铺张丰富，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极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词，所招之魂，有说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说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结构、写法亦与《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光彩照人，开辟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独辟蹊径，兼收并蓄，吸收民间诗歌形式，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他广泛地吸收了民间丰富的神话传说，发展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承继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富有艺术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学价值。屈原无论从思想品格到创作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列传》。）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鲁迅在论及《诗经》与《楚辞》时，称后者：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册。）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详，王逸说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响，是著名的楚辞作家，后人常以“屈宋”并称。其作可信的是《九辩》（《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之赋十六篇，不可考。《古文苑》载有宋玉赋六篇，系伪作。《文选》载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学者认为是后人假托之词。现在流传下来的《九辩》，则公认为宋玉所作。
《九辩》模仿《离骚》而作，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九辩》的这一模仿《离骚》写作，而又富有艺术创作特色，对后世文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勒、景差当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者。但他们生平不详，作品也早已失传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说“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谁，难以确定。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诗》二首，颇似屈原辞赋中的格调，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故荀子与屈原被誉为辞赋之祖。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据屈原《九歌》与《大招》等所载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钟（编钟），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一套计65件（战国早期）、擂鼓墩2号墓出土一套计36件（战国中期）和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一套计13件（战国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的截面为合瓦形，如同诸夏，但与古代欧洲、印度的钟截面作正圆形不同。合瓦形钟，铣边有棱，对声振动起着制约作用，声音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欧洲和印度的钟，声音衰减较慢，仅能作节奏乐器使用。这是中国古代（包括楚国）的钟的特点，至今仍为人们所欣赏。
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每件钟都标有音阶名，只要准确敲击，便能发出与铭文相符的乐音。它以姑洗律为基调（相当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秦多种乐曲，音色优美和谐，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湖北省博物馆编，1984.9）。
磬（编磬）通常与编钟并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号墓所出的一套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只9件。编磬亦有铭文，现残存的有600余字。钟铭与磬铭内容相通，为研究先秦乐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张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国民间祀神所用的主要乐器。如屈原《九歌》所载，巫合着鼓点，边歌边舞，以娱乐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开场的第一句“请成相”，就是请准备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师辙《答杜国庠论〈成相篇〉很象凤阳花鼓词书》（见《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三联书店，1955年版）。
实际上，在王室和贵族家室中，鼓也是重要的乐器。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继钟、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国乐器之一。鼓可分四类：悬鼓、手鼓、建鼓与鹿鼓（张正明《楚文化史》。）悬鼓中以虎座鸟（凤）架最多，多见于江陵战国楚墓中出土。它不仅是乐器，也同时是珍贵的艺术品。虎座立凤，鼓悬两凤之间，凤翘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倾力负重，三者构成和谐的立体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当阳、长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拍马山和当阳、鄂城、长沙、擂鼓墩1号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长沙浏城桥、江陵天星观和擂鼓墩1号墓等均有出土。分别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仅见于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形状似笛。
排箫（《九歌》中称参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黄君墓就出土了排箫，现见于战国时排箫，是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传》等有关古文献均有记栽。见于战国时考古发掘资料，有长沙五·邮3号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一笙，因也。”墨子本来尚俭非乐，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七国考·楚音乐》引《阚子》说：“楚笙冠中国。”楚国当有笙这种乐器。
从上述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既有打击乐器（钟、磬、鼓），亦有吹奏乐器（竽、笙、[竹/虎]、排箫）和弹拔乐器（瑟、琴）等，可谓乐器齐全，洋洋大观。今天湖北荆州博物馆演出的“楚乐”，就是根据这些乐器，生动地显示了古代楚国演奏的情况的。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视乐为“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风移俗易”（《史记·乐书）。的气氛中，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楚国舞蹈源远流长，见于《楚辞》等有关篇章和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国舞蹈的发展情况更加明晰可见。首先，由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更具艺术特色。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如在乐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钟、磬、鼓、竽、瑟、参差（排箫）、[竹/虎]]等多种，其中尤以鼓为主。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说祭祀大典临终时，鼓儿齐敲，频频舞蹈，情犹未了。鼓虽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与其他乐器是同时敲击与弹秦的，如《九歌·东君》：“[纟互]瑟兮交鼓，萧钟兮瑶 。鸣[竹/虎]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女夸]。 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拨瑟击鼓，鸣[竹/虎]吹竽，钟声不断，“灵”（装扮神灵的巫）就在众多乐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东皇太一》：“扬[木包]兮[扌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鼓声响，竽瑟齐鸣，各种音调交汇。这里说的“五音”，即周制旧传的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可见民间巫舞是很讲究乐器伴奏的，舞蹈的气氛热烈和谐，场面十分热闹。此外，巫舞除了讲究音乐美外，还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装扮。如《九歌》中有关篇章都记载了男觋女巫们整脸修容，身着华丽服装，手执鲜花，全身散发出经沐浴后的芳香，场面既热闹又高雅的情况。在舞姿上，讲究曲线律动之美，如《东皇太一》的“灵偃蹇兮姣服”、《云中君》的“灵连[足卷]兮既留”、《大司命》的“灵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这种优美舞姿的特点。“偃蹇”，翩跹起舞，轻盈而自若；“连[足卷]”，曲折波动，若云行回环状；“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风吹的那样，徐徐飘动，可见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围中，若神若人，飘忽不定，显现了舞姿的典雅与优美。其次，民间巫舞既是楚国舞蹈的源头，所以楚国宫廷乐舞也充满了民间舞蹈的气息。在奴隶主专制下，乐舞作为一种程式化了的艺术，它同礼一样，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春秋战国间，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出现，宫廷乐舞一方面向下扩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间乐舞，这样，楚国乐舞就很难划清民间乐舞和宫廷乐舞的区别了。现在见到能反映楚国宫廷乐舞的，一般认为是《楚辞》中《招魂》与《大招》两篇。从这两篇看，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的主要表现在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尽管宫廷乐舞的规模超过民间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内容与舞蹈形式则是基本相同的。再次，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女夸]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足卷]”的效果的。关于这一点，从所见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证实。如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的女俑，发髻垂肩，面容秀丽，腰细而系带（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义地6号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长，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从体形看，男女并无区别，都讲究人的体形美。另从著名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帛画，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两墓均为战国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绘一贵妇人宽袖细腰，长裙曳地；后者所绘一男子身材修长，博袍佩剑。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入战国后，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张正明《楚文化史》。）《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对此画，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说法不一（郭沫若主妇人祈祷和平说，见《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传新认为是有关宓妃神话传说的写照，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张正明认为龙凤呈争斗之状，似有祈求善而美的凤战胜恶而丑的龙，保护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见《楚文化史》。此外，还有其他说法。）《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其立意，有的以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样逸乐（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有的则考证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为巫刘信芳《关于子弹库楚帛画的几个问题》（《楚文艺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
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另外，江陵马山1号墓亦出过一幅帛画，因内容无法辨认，故很少为人提及（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1号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国的壁画，历来以王逸《楚辞章句·天问》为据。王逸认为，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故屈原《天问》中所问之事，当见于壁画。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墓主为邸阳君（湖北荆州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由此可见，王逸说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有壁画，当是可信的。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棗漆画。见于考古发掘资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画很多，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特别令人注目的是，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绘有众多的人、物的漆奁，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其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游图”、“春游图”或“王孙亲迎图”、“出行·迎宾图”等各种说法（参见郭德维《楚艺术人物形象特点试探》（《楚文艺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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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楚国民族关系
一、楚与诸夏各族
华夏之国，历来与楚人及其他族国杂居一起。西周王朝害怕楚国的崛起，置“汉阳诸姬”，以封锁楚国。自楚武、文王后，楚国北上争霸，与楚杂处的诸夏之国，或被征服，或被灭亡，主要的如有随（姬姓，今湖北随州）、唐（姬姓，今随州北）、沈（姬姓，今安徽阜阳西北）、贰（姬姓，今湖北京山）、轸（姬姓，今京山东北）、赖（姬姓，今随州北）、道（姬姓，今河南确山北）、柏（姬姓，今河南西平西）、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申（姜姓，今河南南阳东北）、吕（同上）、陈（妫姓，今河南淮阳）、蔡（姬姓，故地今河南上蔡西南，后迁州来，即今安徽凤台）、鲁（姬姓，今山东西南部）等国。
楚人虽出自颛顼之后，但由于受商、周压迫，辟在荆、睢蛮荒之地，社会经济文化均较落后，故北上争霸、先后征服或灭掉诸夏之国的同时，积极地吸收华夏文化，使自己成为与华夏同步前进的先进的文明大国。如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军进抵至鲁国阳桥，鲁以执斫（木工）、执针（缝工）、织[纟壬]（织工）各百人献给楚人，请求结盟，这对楚国建筑业、纺织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华夏语言、文字、典籍、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及精神文化等都为楚人所广泛吸收。如楚语与夏语基本是相通的，楚国文字，从铭文、帛书至楚简等与中原各国文字也基本是一致的。楚国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体，是仿西周王朝建立起来的。见于史料，约自楚庄王始，楚人广泛吸收华夏文化，比原来楚武、文、成王诸代更加自觉，实际上已成为国策。如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公元前597年[必阝]之战前夕，晋士会除盛赞楚庄王善于用兵外，还特别指出了楚国政治统治的特点：“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说明楚庄王已实行“礼治”，与华夏之国无异。又据《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使士为太子（后即楚共王）傅，士]]向大夫申叔时请教应对太子传授哪些知识，申叔时答道：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救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说的《春秋》、《乐》、《礼》，就是华夏的传统典籍。楚共王即位后，普及夏化政策，成就颇大，故其臣属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焉。”《左传》则称其“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确切地反映了楚人融夏夷为一的正确民族政策，故楚国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一方面北上争霸，在争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征服或灭掉众多的华夏之国；另一方面又注意保留华夏典籍，积极吸收华夏文化，以充实自己的文化养料和精神财富，推广融夷夏为一的政策。
二、楚与东夷各族
我国古代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各族人民，历史上统称为东夷。《礼记·王制》：“东方曰夷。”其先祖太氏、少氏与炎黄部落同时，后形成以风、嬴、偃诸姓为主的众多族国。他们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及东至海的广阔地区。东夷集团历史悠久，与炎黄集团融合最早，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入春秋后，楚国崛起，北拓东进，与齐国等争霸的同时，也不断征服和灭亡了东方诸国，主要有：黄（嬴姓，今河南潢川西北）、英（偃姓，皋陶之后，今安徽金寨东南）、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六（偃姓，皋陶之后，今安徽六安西北）、蓼（偃姓，皋陶之后，今河南固始东北）、群舒（偃姓，皋陶之后，包括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宗、巢、桐等国，今安徽巢湖周围一带）。
楚与东夷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向楚国进贡，有的与楚国通婚。如楚与江就相互联姻，楚成王曾嫁妹于江，名江芈（《左传·文公六年》。）后来由于齐国强大，东夷之国，纷纷倒向齐国，楚国也就转而采取打击与征服政策。公元前658年（楚成王十四年），原楚之与国江、黄叛楚亲齐，召陵盟后不久，楚国首先灭掉了江、黄姻亲之国弦国（姬姓）。“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左传·僖公十二年》），楚不久又灭掉了黄国。楚穆王时，江国尽管得到了晋国的相助，最终还是为楚所灭。
东夷之中历史悠久、国力较强的是徐国。徐，嬴姓，今江苏泗洪南。它与齐通婚，关系密切，被视为诸夏之国（《左传·僖公十五年》。）楚成王灭黄后，进一步东进攻打徐国，尽管齐、鲁等国来救，不久徐国还是被楚国打败了。徐国的失败，标志着楚国征服东夷的重大胜利，加速了楚与东夷的融合。东夷之徐国，历来文化水平很高，楚与之融合，无疑有助于楚族的发展，并充实了楚文化的宝库。
三、楚与西戎各族
《礼记·王制》：“西方曰戎。”我国古代把居住在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统称为西戎。他们历史悠久，在西周伐商灭商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据《尚书·书序》载，周武王伐商，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野”，这里说的“戎车”，应该是西戎兵力。周王朝建立后，西戎也就逐渐迁徙至内地，与诸夏杂处，情况比较复杂。楚国在北上争霸过程中，众多西戎之国，纷纷被征服灭亡，亡后有的被迁，有的被置为县，成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
见于史料，被楚国征服或在楚境的戎蛮，主要有如下各族国：
戎蛮。戎蛮进入中原较早。据《左传·文公十七年》载，公元前610年，东周王朝曾在 垂（今洛阳市南）打败过戎（蛮），可见戎蛮对周王室已存不敬。公元前590年，晋国曾出面调和戎蛮与周王室关系。公元前585年，晋会同伊洛之戎、陆浑之戎和蛮氏（戎蛮）攻宋，说明诸戎与晋关系较好，并成为晋在争霸中的重要力量。晋、楚长期争霸，戎蛮对楚也小心翼翼，故在晋、楚对峙中得以保存下来。公元前526年（楚平王三年），楚见戎蛮有隙，即诱杀其君戎蛮子嘉，取其地，既而又复立其子。过了三十五年，即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楚盛晋衰，楚即乘机灭掉戎蛮之国，对其遗民，亦尽俘以归（《左传·哀公四年》。）。
阴戎。阴戎是西戎之一支，为阴地之戎，杜注即陆浑之戎，允姓。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楚迁之于下阴（今湖南光化西北）（《左传·昭公十九年》。）。与阴戎同祖，允姓。入中原后，居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秦、晋伐，降。前来戍商密之楚申公斗克、息公屈御寇被秦所俘。商密，是楚人故地，迁居于此，说明已从楚，故遭到秦、晋的攻伐。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入商密，亡，君率遗民南下建新都，仍称（今湖北宜城东南）。史称商密为下，新都为上。上后为楚所灭，改置为县（《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吴又攻楚，楚迁都于。故允氏之，早已入楚，并成为楚人之一部分。
申、吕（甫）、许。申、吕（甫）、许均姜姓之戎，历史悠久，被楚灭后改为县，成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许被楚国前后迁徙达六次之多，最后一次，即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迁于容城（今河南鲁山南稍东）。姜氏之戎入楚较早，亦已与楚人相融合。
四、楚与南蛮各族
《礼记·王制》：“南方曰蛮。”我国古代把居住在南方各族人民统称为南蛮。南蛮，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亦较复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卢戎，即蛮族之一，故南蛮，实际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我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有学者认为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
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首先，濮族。濮，亦名卜、 、 （详见冯永轩《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第1版）），历史悠久，曾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斗争（《尚书·牧誓》。）由于生产落后，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故史称“百濮”（《左传·文公十六年》。孔《疏》引杜氏《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其居住地区，《尚书·牧誓》孔安国注：“庸、濮在汉之南。”是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的方国部落群。
楚、濮关系密切。《史记·楚世家》：“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叔熊）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据《国语·郑语》载，楚国氏准备支持叔熊立为国君，因为祸难而没有成功，叔熊只得在濮地而蛮化了。楚国君[虫分]冒时期（前758椙?41年），楚国开始强大起来，就立即对濮族发动了进攻，开始开发濮地。韦昭注：“濮，南蛮之国，叔熊避难处也。”可见濮一直与楚近邻，势力亦较强大。楚国一旦崛起，就首先对他们用兵，以开启疆土。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三十七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即“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对濮族大举进攻，并占有其地。经过这次打击，一部份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的纷纷逃亡迁徙，以至后来濮人居地，留下了各种记载。如罗泌《路史·国名记》说：“濮人皆峡外。”杜预《春秋释例》说：“建宁郡南有濮夷。”《一统志》说：“建宁郡在云南曲靖府南宁县南十里。”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说：“濮人当散布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故濮人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川、云、贵，南及湖湘一带，成为楚国境内的一个重要民族。
其次，巴人。《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腹，西至[棘/火][谷阝]至述及“蛮军而不陈”的“蛮”，当亦属于蛮族，早在春秋时就为楚国所征服了。
入战国后，楚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也加强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足见楚国势力已伸入到洞庭湖周围及至五岭一带，加强了与散居各处蛮夷的融合。
五、楚与越族
越族是楚国境内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其族源，《史记·越世家》说是夏禹的苗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女以]姓。《世本》说越人芈姓，与楚人同源。其居地在杨水以东以南的广阔地区（张正明《楚文化史》说：“杨越得名于杨水。杨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结汉水和长江。所谓杨越，即杨水以东和以南的越人。”）。约公元前863年（周夷王七年），楚国君熊渠兴兵伐粤（杨越），至于鄂。越人经过这次打击后，活动在今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一带。约于春秋中期，允常建立越国。时晋联吴，吴、楚激烈争夺，楚亦注重扶植越国，两国关系较好。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越乘吴内部空虚之机攻吴，有力地支援了楚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其后，越横行江淮东，遂霸诸侯，楚、越关系疏远。至楚威王时，楚兴兵灭越（《史记·越世家》），原吴、越之地也就归为楚国的版图了。越亡后，越人散处各地，包括今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统称“百越”（《四库全书·百越先贤志提要》。
近年来在上述地区出土的陶器、铜器、铁器、琉璃等文物，无不显示楚、越人民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情况。特别是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江陵藤店出土的越王州勾剑，更是两族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裴洲《广州记》说，“六国时，广州属楚”，故广州建有“楚庭”。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县之，云昔高固为楚相，衔谷茎于楚庭，于是图其像”。《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一广州府载：“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穗于楚亭（廷），遂增筑南武城，周广里，号五羊城。”南海，泛指岭南。岭南越人传任为楚相，可见楚与岭南越人关系亦很密切。广州别名羊城和穗城，留下了楚、越文化相互交流的生动传说。
阿七累坏了吧~~楚国还是比较强的，领土广阔，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