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六、[必阝]之战
公元前597年春，楚攻郑时，“郑告患晋”（《史记·晋世家》。）但延至夏六月，晋才派荀林父率三军救郑，这样晋、楚发生大战，史称[必阝]之战。
晋军以荀林父将中军，先谷佐之；士会将上军，[谷阝]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还有其他诸多大夫将领，阵容齐整。当他们领大军赶到黄河边时，闻郑已附楚，荀林父认为“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主张撤回，待楚军走后再伐郑。士会除赞同荀林父意见外，还详尽地分析了楚国情况，认为其时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是难以战胜的。先谷则坚决反对，并擅以其部过河。知庄子（下军大夫）指斥先谷行为，认为遇敌必败，即使免于战死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司马）对荀林父说：“彘子（先谷）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己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荀林父遂率全军南渡。
其时，楚庄王驻军于[延阝]（郑地，今河南郑州市北）。沈尹（一说沈尹即孙叔敖）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闻晋军已渡河，楚庄王想回师。嬖人（宠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不想战，两人争执不下。伍参进而对楚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要令尹孙叔敖命令军队掉转车头北进，驻于管（今郑州市北）。
晋军渡河后驻敖、[高阝]二山之间（今河南荥阳北）。郑卿皇戌奉命至晋军前，表示郑已服楚，只是权宜之计，对晋国并无二心；又说楚军已疲劳不堪，郑军坚决协同作战，楚国必败。先谷更加得意，认为“败楚、服郑”，在此一举。栾武子（即栾书）认为楚势正盛，且早有准备，不能轻信郑卿皇戌之言。赵括（中军大夫）、赵同（下军大夫）支持先谷；知庄子、赵朔（下军主将）支持栾武子。晋国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深，荀林父也就更加举棋不定。此时，楚庄王仍争取议和，派出使者到晋军驻地，对荀林父等将领说楚国此次出兵，只是教训郑国，并非想得罪晋国。士会也说晋军是为郑国而来，与楚国无关。先谷则使赵括更改士会对楚使者说的话，称晋军此来是奉命把楚军赶出郑国，非与楚战不可。楚庄王毫不介意，又遣使“求成于晋”。但由于双方陈兵相持，剑拔弩张，故双方将领都出现了私下挑战事件。如楚许伯等先单车挑战，晋魏[钅奇]先挑战，后赵旃夜至楚军挑战，楚庄王怒不可遏，亲以左广（三十乘战车）追逐赵旃，晋军为接应魏[钅奇]、赵旃，亦出阵迎战。令尹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追）人，无人薄我。”乘势号令三军，迅速进发，于是“车驰、卒奔，乘晋军”，像潮水般压来，晋军中军主帅荀林父不知所措，击鼓宣布：“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抢渡，先上船的以刀砍掉后攀船舷的人指，船中的断指多得可用手捧。士会率领的上军较谨慎，故未败损。至黄昏，楚军进驻于（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残部已溃不成军，“宵济，亦终夜有声”。
第二天，楚军移驻衡雍（今河南原阳境）。晋军尸横遍野，楚大夫潘党建议收晋尸筑武军（收晋尸而封土），建京观（建表木以书之）以示子孙勿忘武功。楚庄王不以为然，认为周武王伐纣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自己则无一德，何有武功以示子孙?于是只在黄河边祭祀河神，修建神庙，向祖先神灵告捷后，就率军回国了（之战经过，详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必阝]之战是楚、晋争霸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从此，楚国声威大振，晋国一时不敢南向与楚抗衡，为楚国称霸中原铺平了道路。楚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原因是楚庄王在关键时刻能听取臣下建议，善于捕捉战机，果断进击。在战争中又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一举而取得了胜利。同时，令尹孙叔敖与楚庄王息息相通、配合默契，伍参精辟分析对方军情，为楚庄王决策提供了正确的依据，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楚国其时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举国团结一致，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战争结束后，楚庄王拒绝了关于“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的建议，深感自己“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已荣，何以丰财?”（《左传·宣公十二年》。）所以楚庄王不仅军事上争霸，也重政治影响，做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同上），这也是这位霸主可贵的地方。
[必阝]之战后，这年冬，楚庄王又乘胜伐萧。宋以蔡师相救，萧人还俘虏了楚公子丙和大夫熊相宜僚。楚庄王使人告之勿杀，我即退兵，但萧人不予理会，竟将两人杀了。楚庄王愤怒至极，遂围萧。时值隆冬，将士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丝棉）”（同上），士气高昂，很快就击溃了萧国。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七、围而不攻，逼宋从楚
晋、楚争霸中原，争夺宋国是主要目标，宋之臣服与否，也是称霸的重要标志。昔日楚成王败宋，称霸中原；楚穆王于宋“田孟诸”，亦有实霸中原的标帜。故楚庄王平群蛮百濮后，即于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与晋争夺宋国，并于北林（今河南新郑）大败晋军，晋大夫解杨被俘。第二年，楚又命郑伐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又败，宋被迫筑城。其后，楚庄王重点打击陈、郑，对宋暂置一旁，宋则坚定附晋。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庄王以陈、郑已服，形势对己有利，就命左尹子重攻宋，自己也前往前线声援（《左传·宣公十一年》：“王待诸[延阝]。”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延阝]当离陈、宋、郑不远。”），但无结果。[必阝]之战后，楚庄王率军攻萧时，宋竟然以蔡国军队相救。萧溃，宋又参加晋、卫、曹等国的清丘之盟。盟后，宋即援引“讨贰”（《左传·宣传十二年》。）的盟约，讨伐附楚的陈国，公然与楚国为敌。
楚庄王为了彻底降服宋国，在[必阝]之战后，把矛头指向了宋国。公元前596年（楚庄王十八年），楚庄王为报复宋救萧之举，亲领军攻宋，但这只是教训性的。第二年，当作好了充分准备后，楚庄王决定派申舟出使齐国，指示他“无假道于宋”（《左传·宣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无假道者，不请于宋而迳过其地也。楚庄禁其假道而欲其迳过宋国，正欲以挑衅。”《仪礼·聘礼》有“过邦假道”之礼。）申舟在楚穆王“田孟诸”时，又因“宋公违命”，申舟“[扌失]（笞击）其仆（宋公之卿）以徇（示众）”（《左传·文公十年》），得罪过宋国。故楚庄王的用意在于向宋国挑衅，试探宋人的态度。申舟至宋时，宋人果然制止。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以宋为楚国之野鄙）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左传·宣公十四年》。）竟杀了申舟。楚庄王获此消息后大怒，“投袂而起。履及于窒息，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同上。）这一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十九年）秋九月，楚庄王亲率大军攻宋，把宋国团团包围。
宋国君臣惊恐，派乐婴齐赴晋告急求救。晋景公想派兵救援，大夫伯宗反对，认为“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待楚衰后再见机行事。但宋一直是晋之盟国，失去它又很痛心，所以宋景公派大夫解扬（原被楚俘，此时则已归晋）去宋诡称晋军即至，不要降楚。解扬过郑时被郑人所俘，并献给了楚军。楚庄王要他反其言（晋军不来救），不料解杨在宋军前大呼晋军即将来救，切莫降楚。楚庄王开始想杀他，既而又感其为臣讲信难得，就把他释放了。
过一年（公元前594年）五月，楚军围宋已很久了，粮食将尽，宋又坚守不降，楚庄王准备撤军。申舟之子申犀要求为父复仇，继续攻宋。申叔时献“筑室，反耕者”（同上。）之计，即在宋境修建军营，屯兵耕作，以示持久围城不去之意。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其时，“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折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左传·宣公十五年》记叙得较详细，《史记·楚世家》记叙略同。楚庄王见宋已服，就与宋结盟，宋以华元为质，楚释围罢兵而回。楚庄王围宋，前后达九个月之久（《春秋》、《左传》等记从公元前595年秋九月至第二年夏五月，前后为九个月。《史记》则称围宋五月。此从《春秋》），晋国始终不敢出兵，足见楚国霸势强盛。楚庄王逼宋从楚，不轻易举兵攻城，后见其穷困难支，又主动撤兵。这种兵临城下，围而不破、逼其诚服之举，也属我国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围宋之役，震撼了中原国家。如鲁国大臣孟献子（公孙归父）建议鲁国遣使去宋向楚庄王“聘而献礼”，“谋其不免也”（《左传·宣公十四年》），鲁宣公赞同，派孟献子去宋拜见楚庄王，加强了楚、鲁之间的关系。
楚庄王在位期间，继承祖业，发扬楚人“筚路蓝缕”精神，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称霸中原，威播四方，使楚国霸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天下大事尽在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楚庄王在争霸的同时，又能举贤赏劳，发展生产，整顿吏治，以法治国，国内政治相对安定。楚庄王不愧为春秋时期著名的霸主之一，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第五章 楚庄王立威定霸
八、鞍之战与蜀之盟
[必阝]之战后，晋受楚挫，转而向东扩张，大规模地对赤狄用兵。公元前594年灭潞（赤狄一支，今山西潞城东北）。次年，晋又攻取申氏（今山西屯留北，一说今河北永年东北）、留吁（今屯留南）、铎辰（今长治市东）等赤狄其他各部。当取得上述进展后，晋景公即欲会盟诸侯，以图在东方确立霸势。为使盟会成功，于公元前592年春，晋景公遣[谷阝]克聘齐，要齐国参加。适鲁国季孙行父、卫国孙良夫亦至。[谷阝]克跛，良夫眇，行父秃，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见到好笑（三传、《史记》等所记略同。）谷阝]克怒，回国后请求伐齐。晋景公不同意，说：“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史记·晋世家》。）但[谷阝]克立誓要报复此辱。
这年夏，晋景公会鲁、卫、曹、邾等国国君于断道（今河南济源西），谋讨背晋之国。齐顷公惧盟会中受辱，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大夫赴会。齐四大夫果然受辱，并拒绝齐国参与盟会。晋、齐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二十三年）春，晋景公联合卫世子臧攻打齐国，兵至阳谷（今山东东平西北），齐顷公被迫请盟，齐公子强质于晋，晋军撤回。鲁国与齐国本来不和，不愿事齐，见齐与晋结盟，便遣使赴楚乞师伐齐。这年七月，楚庄王病逝，楚共王初立，楚以丧辞鲁之请，故“楚师不至”（《左传·宣公十八年》。）鲁惧，次年与晋结盟，投靠了晋国。齐亦与楚结好。鲁国虑及齐、楚会出兵讨伐，于是治理军赋、修缮城郭，准备抵御。这时，楚经料理楚庄王丧事后，也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一方面与齐结盟，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晋国，争夺晋的与国。
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春，齐军攻打鲁国北鄙，攻取了龙（今山东泰安东南），南攻至巢丘（距龙不远）。卫为援鲁，出兵攻齐（《史记·卫世家》），败于新筑（卫地，今河北魏县南）。鲁、卫紧急向晋求援，晋派出七百乘兵车往救。[谷阝]克（晋中军主帅）说七百乘兵车是当年城濮之战的兵力，自己无法与昔日先大夫相比，请求派出八百乘兵车。晋景公同意了，[谷阝]克于同年夏，率兵会同鲁、卫两国军队，攻打齐国。双方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市西北），齐军大败，晋军进抵丘舆、马径（今山东淄博南，一说益都西南），齐被迫归还鲁之“汶阳之田”《左传·成公二年》。）冬，楚为救齐，令尹子重尽起楚师伐鲁，先攻打卫国，后又从蜀（鲁地，今山东泰安东南）攻鲁，兵抵阳桥（今泰安西北）。鲁国不支，只得向楚求和，赂之以执斫（木工）、执针（缝工）、织[纟壬]（织工）各百人，以公子公衡为质。子重允许，接着，与鲁、蔡、许等国国君及秦、宋、陈、卫、郑、齐等国大夫会盟于蜀。晋在楚北上伐卫、鲁及会盟各国中，始终不敢出兵对抗（同上。）蜀之盟，规模大，与国多，除中原一些国家参加外，连当时大国齐、秦亦与盟，是春秋时期一次著名的盟会。此事虽发生在楚庄王卒后二年，但楚共王即位年幼，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原令尹子重，故此盟实际上是楚庄王霸业的继续。童书业在论及楚庄王霸业时说：“楚共王即位，成二年：侵卫，遂侵鲁，师于蜀，侵及阳桥，鲁及楚平，楚合齐、鲁、宋、卫、郑、陈、蔡、许、秦、曹、邾、薛、[曾阝]十四国盟于蜀。此为楚霸之顶点。”（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然而楚庄王毕竟已卒，故各国慑于楚威，并无诚意，人称“匮盟”（《左传·成公二年》：“……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匮盟’。”匮，匮乏，意谓此为缺乏诚意的盟会。）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一、晋、楚的继续争夺
楚庄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审，前591椙?60年）自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左传·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国经验，亦无争战阅历，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旧臣支撑，楚国霸业开始衰退。晋国虽一度复强，但内忧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虽已渐崛起，齐亦不失为东方一大国，但秦、齐仍随楚、晋角逐，自己无力支配中原局势。故楚庄王卒后，中国出现晋、楚并霸局面。同时，由于中原长期争战不已，各中小国家普遍厌战，楚、晋实力亦已下降，故在争夺的同时，又出现弭兵运动。这就是在楚庄王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原的基本形势。
蜀之盟，楚国霸业达到鼎盛；但盟后不久，晋与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蜀之盟后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晋国为了教训郑国附楚，会合宋、鲁、卫、曹等国军队伐郑。郑公子偃领军抵御，击败了晋等国联军。郑自恃兵强，又以许恃楚而不事郑，在击败晋后不久，又举兵伐许，抢占了许国的田地。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郑又派兵去许国疆理田地，为许所败。郑接着讨伐许，取[钅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许昌境）。晋国见有机可乘，以救许为名，兴兵攻郑，楚国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侧）率军救郑。于是郑、许两国国君在子反前争是非曲直，子反不能决，说：“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左传·成公四年》。）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许灵公果去楚国告郑，郑悼公亦至楚争讼。郑理曲不胜，楚囚禁郑臣皇戌与子国（公子发）。郑悼公不服，回国后就遣公子偃赴晋请盟，背楚亲晋。同年秋，晋派赵同与郑悼公盟于垂棘（晋地，今山西潞城北）。冬，晋以郑服，又会齐、鲁、宋、卫、曹、邾、杞之君与郑悼公盟于虫牢（郑地，今河南封丘北）（《左传·成公五年》。）。稍后，晋又欲会诸侯，宋共公托故推辞。郑背楚附晋及诸侯与郑盟，是楚国争霸之失策，使自己处于被动。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国不甘心轻易失去郑国，令尹子重举兵伐郑。晋中军帅栾书（栾武子）即率六军救郑，与楚军遇于绕角（今河南鲁山东），楚见敌众，主动撤退（《左传·成公六年》载，晋、楚两国军队在绕角相遇，“楚师还”，可谓主动撤退。《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记晋用析公之谋，夜临楚军而楚军“宵溃”。）晋军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两县之军救蔡，御诸桑隧（今河南确山东）。晋军是战是退，将帅意见不一。赵同、赵括欲战，荀首、士燮、韩厥谏不可。他们说：“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左传·成公六年》。）栾书持慎重态度，就撤军了。可见楚国霸威犹存，晋仍不愿贸然与之正面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郑，驻军于 （今河南襄城）。晋亦又会齐、宋、卫、鲁、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郑共仲、侯羽趁势众围攻楚军，俘获了楚郧公钟仪，把他献给了晋国。晋与各国盟于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而还。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晋栾书又领军伐蔡，接着犯楚，俘获楚大夫申骊；攻沈，俘沈国国君揖初。这样，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尽入晋国怀抱，楚国霸势随着衰退。
在此同时，晋重新经营东方，拉拢齐国。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晋景公遣韩穿赴鲁，命归汶阳之田给齐。对这种反常行为，季文子当即就向韩穿指出，汶阳之田，原为鲁地，晋初使齐归鲁，现又命归齐，“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左传·成公八年》。）晋景公这种出尔反尔、牺牲鲁国利益去取悦于齐国的行为，果然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左传·成公九年》。）晋景公惧，第二年春，又会齐、宋、鲁、卫、郑、曹、莒之君于薄（卫地，今河南长垣东），以重温马陵之好。季文子认为此举无益，对范文子说：“德则不竞，寻盟何为?”（同上。）楚国抓住“诸侯贰于晋”这一时机，采取拉拢与打击相结合的方针，立刻与晋争夺与国。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赂求郑，郑成公与楚公子成会于邓（楚地）（此从《左传·成公九年》。《史记·郑世家》载：“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于盟。”）。同年秋，郑成公害怕晋攻伐，又亲往朝晋。晋以其贰于楚，执之；又命栾书领兵伐郑。楚令尹子重也立即举兵伐陈以救郑。冬，子重又自陈伐莒，莒无备，渠丘（今山东莒县东南）、莒（莒都，今莒县）、郓（今山东沂水东北）皆溃。楚军进展顺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郑人立新君（郑成公子），向晋表示不会因郑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晋栾书说：“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左传·成公十年》。）遂会齐、宋、卫、曹伐郑，郑赂晋请和，晋释郑成公回国。
晋对郑成公的亲楚行为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旧臣辅佐，虽霸势转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争霸路线，继续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保住了大国霸国的地位。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二、第一次弭兵之会（宋西门之盟）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间，晋、楚一方面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下降，已开始进行和平试探。
从晋国来说，与楚争夺，虽有时稍占优势，但自从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十七年），晋命鲁归汶阳之田与齐，已引起中小国家的不满。它虽然讨好了齐国，却侮辱了鲁国，也使其他国家“贰于晋”。次年，郑成公主动来朝时，晋又横蛮地拘留他，得罪了郑国。公元前581年，鲁成公朝晋，晋疑其亲楚，不让他回国。次年，鲁成公被迫接受盟约后，才准其回国。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当晋滥施霸威、诸侯多对之有二心时，秦与白狄也乘机伐晋。公元前580年，晋景公卒，子晋厉公立，为稳定局势，争取与秦和好，于是晋、秦约定会于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晋厉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两国夹河而盟。秦大夫盟晋君于河东，晋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来后就背盟，与白狄谋划伐晋。所以，晋已力不从心，郑、鲁受辱，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来犯，与楚争霸已感不支，开始转向与楚弭兵。
从楚国来说，楚庄王卒，楚共王年幼执政，霸势转衰，原中原与国，纷纷倒向晋一边。子重等一班旧臣虽竭力维持，但与晋争夺往往处于被动。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屈巫，申县之尹）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去齐，适逢齐在鞍之战中被晋打败，申公巫臣就奔至晋，晋任以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马）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出使到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申公巫臣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氵位]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氵位]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三、鄢陵之战
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晋国由于它后方面临狄人与秦的袭击，急需与楚作一妥协，然后转向打击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与晋不和。尽管晋主动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厢情愿，为秦所不顾。所以秦、晋矛盾始终很尖锐。就在晋、楚宋西门会盟之际，秦就鼓动白狄攻晋。盟后，晋腾出手来攻狄，败之于交刚（今山]西[阝显]县境）。晋为集中力量打击秦国，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于京师（《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把责任推在秦国身上，以鼓动诸侯支持晋国，参与伐泰
。吕相的绝秦书，开后来檄文之先河（《左传·成公十三年》。）接着，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上述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秦地，今陕西泾阳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礼泉东）而还。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各国联军已深入到秦国腹地。曹宣公、成肃公（周大夫）皆卒于军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见这次战争规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时不敢与晋抗衡。
晋打击秦的目的得逞，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楚恪守盟约，未及时援秦，已使自己被动。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恃晋势，公子喜（子罕）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马上亲领军攻许，攻入外城，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
郑如此欺凌许国，当然为楚难以容忍。所以楚国已考虑北上，打击郑国，与晋对抗。
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将出军北伐，子囊（公子贞）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见，遂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叶县境）。晋中军帅栾书对楚意欲报复，韩献子反对。这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鱼酋]、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稍北）。吴始参加中原诸国盟会。显然，晋与各国与吴相会，目的就是把予头指向楚国，特别是鼓动吴抗楚。许在此形势下，害怕郑国再次讨伐，就请求迁到楚国。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叶县南）。许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楚与晋抗争，焦点仍在争郑、宋。故楚对郑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针。伐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郏县、叶县间）求和。郑获利，即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郑子罕领兵攻宋，先宋军败郑于[氵勺]陂（今河南商丘、宁陵间）；继而宋军骄而不警，又为郑败于[氵勺]陵（今宁陵南）。郑背晋，又败宋，显然是楚北进的重大胜利，晋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君臣就准备兴师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侯将伐郑。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晋一方面出动四军（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卫、齐、鲁乞师，参加作战。
郑国君臣闻讯，即向楚告急。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并会同蛮军，疾速进军，以救郑。
五月，晋军渡河，闻楚军将至，范文子欲返，栾武子主战。六月，晋、楚两国军队遇于鄢陵。晋臣大都主战，唯范文子仍不欲战，主要是晋国内部矛盾已日益尖锐，故宁可“释楚”而缓解“内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晋国大臣大多数主战，唯士燮始终主退。
士燮见厉公骄侈，群臣不和，如战而胜楚，内忧益滋，故欲释楚以缓和国内矛盾，非惧战败也。”）。但两军已相遇，一解即发，范文子已无法控制局势。
甲午日晨，楚军逼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吏惊恐。栾书说：“楚师轻佻，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谷阝]至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谷阝]至意见，统军迎战。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来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色。）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吕[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吕[钅奇]。养由基一箭射中了吕钅奇]的颈项，吕[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楚共王不顾中箭疼痛，仍坚持指挥作战。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明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晋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明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听到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随地）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同上。）鄢陵之战虽然是晋、楚争霸的继续，但它毕竟是弭兵运动过程中的插曲，和过去激烈的争霸战争迥然相异。战之前，晋遣使至齐、鲁、卫诸国“乞师”，但战之日，齐军始至，鲁、卫之军则刚从国内动身。临战时，晋军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楚军少挫，与晋胜负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为中军主帅的司马子反，竟临阵醉酒，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至于战斗中，晋将[谷阝]至见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快步趋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与另一晋将韩厥明明可以追获郑成公，却故意放掉，更富有戏剧性。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则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左传·成公十六年》。）。
由于晋、楚在鄢陵之战中持郑重态度，故晋争郑服郑问题并未解决。战不久，晋即在沙随（宋地）重会诸侯谋伐郑，接着，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
（今河南偃师），卫出兵援晋。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果然会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各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援救，晋等各国军队害怕，主动撤退。冬，晋又会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左传·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战为争郑而起，但晋并未征服郑，战后又多次伐郑，楚亦多次出兵救郑，可见鄢陵之战只是晋、楚的一次正面冲突，并未展开决战，战后双方实力未减，仍保持着两强并霸的态势。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四、晋悼公复强与楚争霸失利
晋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战后，[谷阝]氏势力大长，在鄢陵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谷阝][钅奇]、[谷阝] 、[谷阝]至）对“好直言”（向执政进直言）的大夫伯宗“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战即将揭开，中军副帅范文子已察见晋厉公骄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内忧日滋。鄢陵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见[谷阝]氏、栾氏、中行氏权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宠臣）胥童、夷阳五（夷羊五）、长鱼矫杀三[谷阝]。劫持栾书、中行偃于朝，晋厉公不杀，仍复其职位。栾书、中行偃见[谷阝]氏被杀，害怕遭受同样命运，乘晋厉公游于匠丽氏（居翼的宠臣）时予以拘留，接着又杀了胥童（《左传·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不以君礼葬（《左传·成公十八年）。杜注：诸侯葬车七乘。晋厉公仅葬一乘，故“不以君礼葬”。）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后，使人迎晋襄公十四岁的玄孙周子（子周）于京师（洛邑），立为国君，是为晋悼公。
晋悼公是一位年青有为的君主，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己责（赐予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拖欠），逮鳏寡，振废滞（起用被废黜淹滞的旧贵族），匡乏困（救济贫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佥欠]，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社会矛盾一时缓和，政治亦迅速趋于稳定，“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晋悼公与楚争霸，首先进行争宋。原来宋在鄢陵之战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马荡泽（唐山）为削弱公室，杀公子肥（此从《左传·成公十五年》。《史记·宋世家》作“杀太子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此肥，似为宋共公太子，“应嗣位而尚未即位”。）。右师华元使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帅国人平乱，杀荡泽。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少宰鱼府等宋五大夫与荡泽同为桓族（宋桓公之后），惧而奔楚（《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郑乘晋厉公被杀、晋悼公初立之机攻宋，至曹门（宋西北城门），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夏邑）。楚、郑联军进而攻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鱼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帮助戍守。秋，宋派老佐、华喜率军围城，力图夺回。冬，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告急求援。中军将韩厥说：“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国），自宋始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于是统军救宋，楚军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晋以栾[厌/黑〗]领军，与宋、鲁、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联军，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晋国把他们安置在瓠丘（壶丘，今山西垣曲东南）。
齐国未参加联军，晋即进行讨伐，齐被迫以太子先为质于晋。这年夏，晋韩厥、中行偃又率齐、鲁、卫、曹、邾、杞等国军队伐郑，破郑外城，在[氵育水边打败郑国步兵。接着，晋等国军队又乘胜南下，进攻楚国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县境）和楚的盟国陈。晋悼公和卫献公还驻于戚（卫邑，今河南濮阳北），以为声援。秋，楚子革救郑，并攻打宋之吕、留二邑。郑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为争彭城，命郑攻宋，但郑一国作战，无结果。至此，楚联郑两次攻宋，均未夺回彭城。晋悼公初立，即大会各国援宋夺取彭城，又迫使齐服，可见晋国内稳定，国势复振，楚国则转向被动不利。晋争宋问题解决后，立即把矛头对准郑国。
郑一直亲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晋，故郑国内部对楚、晋政策发生动摇。
《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据杜注，其意谓郑服于楚，楚对郑需求过甚，郑不堪负担，故子驷欲改臣服晋。其实，从楚或从晋，都得承担需求，子驷的本意就是担心从楚怕得罪晋国，不如改从晋以避免被动。郑成公不同意，以为楚共王为救郑而伤目（指鄢陵之战），“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弃其功背其盟誓）”（《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立。晋乘机攻郑，郑诸大夫欲从晋，执政大臣子驷奉郑成公言，未同意。这年，晋两次会宋、鲁、卫、曹、邾、齐、滕、薛、小邾（后四国是第二次与会）等国大夫于戚，决定在虎牢（郑地）筑城以逼郑，郑于是害怕而背楚事晋（《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晋以郑服，想进一步与吴修好，孤立楚国，晋悼公于是会周单公（单顷公）及诸侯于鸡泽（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晋悼公还派荀会迎吴王寿梦于淮上，然“吴子不至”（《左传·襄公三年》。）吴虽未莅会，楚之属国陈则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于这年春伐吴失败而心疾发死）求索过度为由，主动请服（同上。）楚失宋、郑、陈后，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解释不会鸡泽之故，并请修好。秋，晋等盟国就与吴王寿梦会于戚，晋以盟主身份，命各国戍陈以备楚（《左传·襄公五年》。）楚共王为了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形势，重又与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陈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背楚从晋后，楚国一直对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当楚出兵质问陈之叛楚原因，陈人回答说：“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杀了子辛。楚为失陈而杀令尹，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郑重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陈不理会，仍参与晋等国与吴戚之盟，故有晋命诸侯戍陈之举。子辛被杀后，子囊为令尹。晋卿范宣子已意识到楚国绝不会轻易失陈，权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事，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五年》。）主张放弃陈国，以免鞭长莫及，成为包袱。当年冬，楚子囊即不顾诸侯戍陈，率军攻陈。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领兵攻陈围陈，晋悼公虽又会宋、鲁、陈、卫、曹、莒、邾等各国国君于[为阝]（郑邑，今河南鲁山境），谋救之，然陈人害怕，陈执政大夫庆虎、庆寅为使陈哀公从盟会中逃脱，就让陈公子黄（陈哀公弟）被楚所执，陈哀公担心国内另立新君，果然自会逃归，背晋附楚（《左传·襄公七年》。）郑背楚附晋后，楚与晋争郑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为阝之会时，郑僖公赴会，至 （郑地），为不愿背楚之子驷所杀（同上。）。其子郑简公立，仅五岁。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郑子国、子耳攻蔡，楚子囊即为蔡伐郑。郑六卿不知适从，或主“从楚”，或主“待晋”（等待晋国救援）”（《左传·襄公八年》。）子驷说：“民急矣（楚军压境），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其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同上。）于是决定与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晋国，又遣使告晋，说：“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晋悼公十年），晋出动四军会齐、宋、鲁、卫等国军队攻郑，郑惧而请和，与各国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晋以郑盟词说“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故“不得志于郑”（同上），复又会合各国军队攻郑，因军队远师疲劳，有归志，只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领兵来攻郑，郑子驷不顾对晋“口血未干而背之”（《左传·襄公八年》），又与楚和，盟于中分（郑都城中里名）。郑在晋、楚激烈争夺下，只得采取“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驷这种两面应付政策，固然是晋、楚所逼不得已之举，但既两面应付，也必然招致双方不断的打击与勒索，使郑国疲于奔命，蒙受巨大的灾难。公元前563年，晋悼公会各国伐郑，驻军于牛首（郑邑，今河南通许北）。郑子驷原与尉止有隙；子驷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丧失了田亩，于是尉止与司氏等五族作乱，杀子驷，子西、子产、子等率众平乱，子孔继掌国政。这时，晋等国来攻，又筑虎牢城（当在原来基础上扩大或加固）而戍之，郑被迫与晋和。在此同时，楚令尹子囊率军来救郑，与晋等国军队“夹颖而军”（《左传·襄公十年》。）郑见晋等国不会恋战，又与楚盟。晋等无奈，率军撤退，楚军亦还。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晋悼公十二年），郑国诸大夫对此局面已极其忧虑，想寻求一条出路。他们认为：“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左传·襄公十一年》。）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晋”，与其两面应付，不如与晋固结，总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这种政策，显然是原来子驷两面应付政策的重大转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选择以“恶宋”为突破口，故意向宋挑衅，以引发晋、楚相争，“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同上。）这年夏，郑果然向宋挑衅，晋悼公即会各国伐郑、围郑，郑请盟，秋盟于亳北（今河南郑州北）。楚闻讯，向秦国求助，楚共王于是领楚、秦联军伐郑，郑简公迎接，与楚、秦联军一起伐宋，以激怒晋国。晋果然恼怒，遂“悉师（晋与各国军队全部出动）以复伐郑”（《左传·襄公十一年》），声势浩大。郑又派人赴楚，告之“将服于晋”（同上。）楚共王无奈，怒而执郑国使者，却不敢出兵与晋等国军队对抗。郑赂晋以兵车百乘，悝、触、蠲三乐师，歌钟二肆，女乐二佾。晋悼公以乐之半赏赐给魏绛，表彰他对帮助自己和戎与争霸之功（同上。）次年，楚虽联秦伐宋，“以报晋之取郑”（《左传·襄公十二年》），但已无济于事。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明显地占了上风，郑大夫作出“楚弱于晋”的分析已为历史所证实。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无德，少主社稷，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请谥为“灵”或“厉”（皆恶谥）。卒后，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临死前自感惭愧，要臣下给予恶谥，这种自责精神，说明他未忘记先祖霸业。子囊寥寥数语，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绩，也指出他失而知过，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过两年，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
第六章 晋、楚并霸与弭兵
五、第二次弭兵之会（宋蒙门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椙?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卒，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晋平公新立，为确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齐灵公不至，仅派大夫高厚赴会。晋以邾、莒侵鲁，又通齐、楚，执两国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传·襄公十六年》。）许原已被楚迁于叶，这时见晋势强盛，许灵公弃楚从晋，遂请迁于晋，许国大夫则反对，晋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为报晋取郑，联秦攻宋，进驻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失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亦未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
此后，晋、楚间又出现弭兵运动。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随着晋、楚双方与各国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厌/*4/5〗黑/-*4/5〗]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
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
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8〗[艹/*4/8〗甾/-*4/5〗]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
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
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
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
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转向与吴争战；晋与齐、鲁等国一样，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
第七章 吴破郢与春秋末楚国的复兴
一、楚灵王图复霸业及其失败
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十五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第二年夏，葬楚康王时，鲁、陈、郑、许等国国君送葬，至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大夫还送葬至墓地，可见葬礼是很隆重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
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故在公元前543年（郏敖二年），一方面培植亲信（如罢），另一方面杀司马掩而取其室，以去“令尹之偏（佐）”，断“王之四体（手足）”（《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1年（郏敖四年）春，王子围与晋赵武、齐、宋、卫、陈、蔡、郑国大夫、许、曹国君盟于虢（郑地，今河南郑州市北），以重温宋蒙门盟之好。盟中，“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左传·昭公元年》），公然使用楚王的服饰设施，在各国面前，表明自己虽令尹，实楚君。这件事已引起各国的关注，认定王子围篡位必不可免。王子围为“行大事（篡位）”（同上），命其弟公子黑肱（子晰）、太宰伯州犁去 （今河南鲁山东南）、栎（今河南新蔡北）、郏（今河南郏县）等地筑城，以扫除障碍。这年冬，王子围去郑国访问，还未出境，闻郏敖有疾，立即返回，要伍举一人去郑。王子围回来后，借“入问王疾”（同上。）之机，以其冠缨绞杀郏敖，又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王子围二弟）出奔晋，子晰在外筑城，闻讯后逃往郑，伯州犁在郏地被杀。熊麇被葬在郏地，故称为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楚人于楚子麇不为谥，乃以其葬地称之。《楚世家》中号王为敖者四，熊仪为若敖，熊坎为霄敖，此二人在有谥法以前；而杜敖（即《天问》之堵敖）、郏敖则在有谥后。”）。王子围于是即君位，是为楚灵王（前540椙?29年）。
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即位初任罢为令尹、启疆为太宰，国内初安后，即选择郑为突破口，迅速北上争霸。公元前539年（楚灵王二年），楚灵王责郑来楚朝新君，郑进退两难，遣罕虎至晋，朝或不朝，请晋定夺。晋执政韩宣子使叔向回答说：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左传·昭公三年》。）
晋无可奈何，以宋蒙门之盟为重，允其朝楚。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三年）春，楚灵王遣伍举赴晋，“愿假宠以请于诸侯”（《左传·昭公四年》），想会诸侯为盟主，征晋同意，晋平公很难堪，想不同意。司马侯说：“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左传·昭公四年》。）晋国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允其会诸侯，只是表示“有社稷之事”（同上），不得自往。晋对楚之如此忍让妥协，其原因正如郑子产所分析的那样：“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名。”（同上。）夏，楚灵王会蔡、陈、郑、许、徐、滕、胡、沈、小邾等国国君，以及宋世子佐、淮夷于申。鲁、卫、曹、邾等国未来与会。申之会，是楚灵王图谋复霸的一次尝试，按伍举的意见，楚灵王对诸侯应以礼相待，便于笼络各国。但楚灵王急功近利，想乘申之会的声势，举兵攻打东吴。会中，以徐国国君为吴女所生，对楚有二心，予以拘留。秋七月，楚灵王统领各国军队伐吴，先攻围朱方（吴地，今江苏镇江北），攻克后，执杀齐庆封（公元前548年，齐崔抒杀齐庄公，自为右相，以庆封为左相。公元前545年，庆封被逐，奔吴，吴封其居地朱方），灭其族。楚灵王还军时，又灭赖（今湖北宜城南）。命人在赖筑城，打算迁许于此。楚灵王复霸心愿初步实现，所谓“召诸侯而来，战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左传·昭公四年》。）正当楚灵王东向取得进展时，吴国也不示弱，即于同年冬，举兵伐楚，攻入棘（今河南永城南）、栎、麻（今安徽砀山东北）。楚沈尹射奔赴夏[氵内]，[艹/咸]尹宜咎、启疆分别在钟离、巢、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城筑城，以加强戍守。
楚灵王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于其后两年内，又两度大规模地对吴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
第一次，公元前537年（楚灵王四年），楚灵王会蔡、陈、许、顿、沈、徐、越等国军队伐吴，闻吴军出动，楚启疆率军尾随，企图见机袭击，却不防吴军反扑，败楚军于鹊岸（今安徽无为西南江岸）。楚灵王急忙乘[马日]（传车）赶到罗[氵内]（今河南罗山）。吴王夷末为缓和吴、楚紧张气氛，并探听楚军虚实，派其弟蹶由前来犒师。楚灵王率军自罗[氵内]东渡，进抵汝清（今江、淮间），见吴早有防备，只在坻箕山（今安徽巢县南）检阅军队，向吴军示威而已，并未进攻。这次大规模行动就这样因吴有备，不敢深入作战，无功而还。为了不得罪吴国，被拘执的蹶由也释放回国了。楚灵王害怕吴国来犯，派沈尹射、启疆分别在巢、雩娄（今安徽金寨东北）驻军待命，以防不测（《左传·昭公五年》。）。
第二次，公元前536年（楚灵王五年），楚、吴冲突，由徐国（今江苏泗洪东南）引起。这年秋，徐太子仪楚（此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杜注，以仪楚为“徐大夫”。参见《左传·昭公五年》。）聘楚，楚灵王以徐亲吴，拘执仪楚。仪楚逃归后，楚灵王惧其叛楚，派[氵曳]伐徐，吴国闻讯后出兵来救。楚灵王于是命令尹子荡领兵攻吴，驻军豫章（今安徽霍丘、六安至湖北应山一带），进抵乾奚谷]（今安徽亳县东南），在房钟（今安徽蒙城西南）被吴军打败，宫[广既]尹弃疾被俘。令尹子荡归罪于[氵曳]而把他杀掉，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左传·昭公六年》。）楚又失败而告终。楚灵王即位后，为了解除东吴的威胁，曾连续三次采取大的战略行动，均因吴国已强，自己实力不支，无功而罢。
楚灵王是一位“汰侈已甚”（《左传·昭公五年》。）、讲究排场的国君。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子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及即位，为章华宫，纳亡人以实之。”这里说的是章华宫。该篇接着又载：“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这里说的是章华台。可见“宫”或“台”是一大整体工程，所费时间甚长，耗资极大。《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语：“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之，数年乃成。”《水经·沔水注》：“台高十丈，广十五丈。”公元前535年（楚灵王五年），章华台建成后，楚灵王欲与诸侯共庆落成，各国拒绝，唯鲁昭公前来参加（《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楚语上》载：“灵王为章华之台，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而后使大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而仅得以来。”）。可见此项工程，不仅为楚国臣民所厌恶，也为他国所不取。
楚灵王东进无功，又伺机北上。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陈公室发生内乱。原来陈哀公欲废太子偃师而立嬖子留，将留托付给公子招和公子过（两人皆陈哀公弟）。公子招、过杀偃师，又逼陈哀公自缢，于是立公子留为国君。楚灵王闻陈乱，派公子弃疾以立偃师之子吴为由，出兵围陈。同年十月，灭陈为县，遣大夫穿封戌为县公（陈公）（《左传·昭公八年》。）第二年（公元前533年）春，楚灵王在陈地会见鲁、宋、郑、卫四国大夫，以加强在中原各国的地位。接着命然丹迁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之民于陈，公子弃疾迁许（当时在叶）之民于城父，然丹又迁方城外之民于许（叶）（《左传·昭公九年》），以其频繁的迁徒，加强对北境各地人民的统治。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十年）夏，楚灵王在申地，以重礼召见蔡灵侯。蔡大夫忧心忡忡地说：
“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恨）。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左传·昭公十一年》。）蔡灵侯惧楚怒，还是应召而去。到申地后，蔡灵侯和随从七十人果然被杀。楚灵王接着遣公子弃疾率军围蔡。蔡近楚，一直是楚之属国，公元前533年陈之会不见蔡人来，可见楚灵王对蔡已有戒心，故此次对蔡采取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北上图霸的重大步骤。
楚灭陈围蔡，晋国君臣震动。荀吴对执政韩宣子说：
（晋）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左传·昭公十一年》。）
这年秋，晋会齐、宋、鲁、卫、郑、杞之使者于厥[来犬/心]（其地不明），谋救蔡。会后，各国并未出兵，晋仅派大夫狐父赴楚，请求楚灵王宽免蔡国，为楚灵王拒绝。厥[来犬/心]之会暴露了晋国的虚弱性，故这年冬，楚灵王灭蔡为县，杀蔡灵侯太子，把他作为牺牲祭祀冈山（同上。）公子弃疾被任为蔡公，并兼任陈公（原陈公穿封戌死），是为“陈蔡侯（公）”（《史记·楚世家》。）接着，楚在陈、蔡、不羹（西不羹，今河南襄城东南；东不羹，今舞阳北）筑城，以加强威慑及在中原地区的力量。关于这点，楚灵王自己说得很明白：“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北图顺利，灭蔡后第二年，即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十一年），又挥师东进，冬猎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领兵围徐（吴与国），以威胁吴国。楚灵王驻军乾[奚谷]（今安徽亳县东南），“以为之援”。这次出兵声势浩大，楚灵王“皮冠”、“秦复陶”（秦所遗羽衣）、“翠被”、“豹舄”（以豹皮为衣履），穿着华丽，威风凛凛，俨然以霸主自居。他在与右尹子革谈话中，追及先王熊绎侍奉周天子，却得不到宝器，受尽歧视，今应向周“求鼎以为分”；又谓“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也应索回（同上。）这些要求，虽只是话题，但却确实表达了楚灵王恢复霸业的意愿。
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原“群丧职之族”氏、许围、蔡洧、蔓成然（斗成然）“启”（唆使）越大夫常寿过（越大夫常寿过在申之会中受到侮辱，故怨恨楚灵王。这次本来是助楚伐吴的，却被唆使，首先起来作乱。）发动叛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原被楚康王处死的观起之子观从，畏罪逃往蔡国，依附蔡大夫朝吴。楚灭蔡后，观从又随同朝吴侍奉蔡公弃疾。乾[奚谷]前线乱起，观从认为恢复蔡国报父仇时机已到，与朝吴谋划，假借蔡公弃疾之命，召公子比（奔晋）、公子黑肱（奔郑）至蔡郊，观从以实情相告，并强与之盟，入袭蔡城。弃疾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治蔡时，“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艹/执]
，不抽屋，不强[勹亡]
”（《左传·昭公六年》。），深得国内外好评。这时见楚灵王统治已动摇，即与公子比、公子黑肱盟于邓（今河南漯河东南），结成推翻楚灵王统治的政治、军事同盟。盟会决定让陈、蔡复国，以煽动陈人、蔡人起来反对楚灵王统治。邓之盟后，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及蔓成然、蔡朝吴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在氏、许围、蔡洧、蔓成然等“丧职之族”的配合下，攻入楚国内地。当进入城郊时，陈、蔡打算筑军垒树陈、蔡军旗，公子弃疾知道后，立即对他们说：“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阻止了这一行动。公子弃疾派人先入郢都，串通“正仆人”（宫廷仆人之长）杀掉楚灵王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等三公子以长幼为序，分别即位为王（公子比）、令尹（公子黑肱）、司马（公子弃疾）（楚共王有宠子五人，楚康王为长，楚灵王次之，其余顺序为比、黑肱、弃疾。）攻入楚内地军队驻于鱼陂（今湖北天门西北）。公子弃疾一方面清除楚灵王亲信，另一方面派观从率军奔赴乾[奚谷]，向楚灵王原率军队宣布：“先归复所（复其禄位、居室、田里、资财），后者劓。”楚灵王率军回还，至訾梁（今河南信阳），部众溃散。又闻太子禄及公子罢敌被杀，悲痛得从车上摔下来。右尹子革建议楚灵王回到郢郊，听候国人选择处置，楚灵王说：“众怒不可犯也。”未采纳。子革又建议先入大都（县），然后向诸侯求救。楚灵王说：“皆叛楚矣。”子革最后建议先逃亡到诸侯国中去，以听大国的处理。楚灵王说：“大福不再，祗取辱马。”子革无望，只得回去投奔公子弃疾。
楚灵王众叛亲离，想沿汉水而去鄢（楚别都，今湖北宜城西南）。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就到处寻找楚灵王，遇王于棘围（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遇王饥于厘泽，奉之以归。”），把他接回家中。这年夏五月，楚灵王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室中。”）。
公子弃疾原为陈、蔡公，实力最强，这次又握有重兵，故楚灵王死后，就进而谋取王位。当时国人对楚灵王生死不明，每夜均惊呼楚灵王回来了，人心惶惶。公子弃疾利用这一形势，派人于乙卯（五月十七日）夜，在都城各处大声喊叫：“楚灵王到了！”国人惊恐。又派蔓成然对公子比、公子黑肱谎称国人已杀司马弃疾，“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按事先布置，这时又传来“众至矣”的呼叫声，公子比、公子黑肱被吓得当场自杀。公子弃疾于是即王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前528椙?16年）。
楚平王即位后，任命子旗（蔓成然）为令尹，葬公子比于訾，称訾敖。杀一囚犯，穿王衣，冒充楚灵王尸体，使其在汉水飘流，然后收尸埋葬，“以靖国人”。过几年，芋尹申亥把楚灵王的灵柩如实上报，楚平王又予以改葬。楚灵王死后，原围徐的楚军回撤，在豫章被吴国打败，楚荡侯等五帅被俘。楚平王并未反击。
楚灵王在位十二年，东伐吴，北图霸，灭陈、蔡，在东、北各地多处筑城，一时楚国霸主地位得到加强。但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争战不停，“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终使自己走向败亡，“一国弃之，如遗迹矣”（《国语·楚语下》。）成为一位引为历史教训的“人鉴（镜）”（《国语·吴语》。）式的人物。
司马迁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史记·楚世家》。）楚灵王继楚共、康王霸势转衰后，力求重振霸业，并确有所建树，“志小天下”，在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氛围中，自无可非议；但他急功近利，不顾国内外客观条件，盲目进取，又举措暴众，忽视人心的向背，“操行之不得”，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司马迁的评论，客观中肯，令人深思。
第七章 吴破郢与春秋末楚国的复兴
二、楚平王“息民五年”与伍子胥被迫奔吴
楚平王是在内乱中登上王位宝座的，对楚灵王的“失民”举措，不得不引以为训。所以，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对内“息民五年”（《左传·昭公十四年》。），注重“礼”治，对外务求“自完”、“以持其世”，“不求诸侯”（《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取得王位，依靠陈、蔡、许、叶等的帮助，所以在起兵时就答应恢复陈、蔡，公元前529年即位初，就马上恢复陈、蔡两国，使陈故太子偃师之子吴归于陈，是为陈惠公；使蔡故太子有之子庐归于蔡（新蔡，今河南新蔡），是为蔡平侯。原被楚灵王迁于楚本土的许、胡、沈、道、房、申等，楚平王又让其返回故地。对原追随公子比、劝其杀自己的观从，则召回任为卜尹。这些措施，即所谓“宽民”、“宥罪”（《左传·昭公十三年》。），符合“礼”的标准。
当楚国内乱时，晋国认为时机已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同上。）。即谋“征（召）会”，首先约会吴，吴王夷末鉴于楚、吴冲突未息，没有同意。这年（公元前529年）七月，晋治兵于邾之南境，甲车四千乘，盛况空前，向诸侯示威。晋昭公接着会周卿士刘献公及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之君于平丘（今河南封丘东）（《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因听信邾、莒关于鲁国经常攻打他们的控诉，故不许鲁昭公入盟。）楚平王不敢过问，昔日楚灵王抑制晋之威势尽失。
吴王夷末见楚平王初立，晋又大会诸侯，楚国孤立，即举兵攻取州来（今安徽凤台）。楚令尹子期（子旗）请求反击，楚平王以为“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左传·昭公十三年》），没有同意。次年（公元前528年，楚平王元年），楚平王为实行“礼”治，又遣然丹、屈罢选民检阅，安抚国民，救济贫乏，结好四邻，息民五年。关于这一政策，《左传·昭公十四年》作了详细的记载：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熏力，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 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楚平王在“息民”的同时，对居功自傲、结党营私的著姓权贵，也不惜以坚决打击。就在这一年秋，令尹子旗与养氏相勾结，贪求无厌，楚平王果断地杀子旗，灭养氏之族。为了不忘旧[熏力]，又使斗旗之子斗辛居郧（郧公）（《左传·昭公十四年》。）从此可见楚平王实行“息民”政策是很认真的，既“抚其民”，“赦罪戾”，又“诘奸慝”，楚国政治因而一度是比较清明稳定的。楚平王一时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志在求实的君主。
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四年），晋以周、楚之间的陆浑之戎“甚睦于楚”、“以其二于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就借故出兵攻伐，陆浑之戎毫无察觉，结果被攻灭，其君逃亡到楚国，部众则逃亡到甘鹿（今河南宜阳东南），多为周所俘获。楚平王未出兵相救。这年冬，吴公子光率舟师攻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楚军先败，司马子鱼战死；继而楚军反击，大败吴军，获吴王乘舟余皇（舟名）。吴公子光率部夜袭，又夺回余皇（同上。）此役吴、楚各有胜负，但楚取守势，是被迫还击的。其后两年中，楚平王为避免与晋发生冲突，使许自叶迁于析（白羽，今河南西峡）；使工尹赤迁阴地之戎于下阴（今湖北光化西），使令尹子瑕在郏（今河南郏县）筑城。显然，这都属于防御性措施，当时鲁大夫叔孙昭子就评论说：“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世而已。”（《左传·昭公十九年》。）“不在诸侯”，是楚平王“息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楚平王在对外取守势的同时，也并非毫不进取，如公元前526年（楚平王三年），楚平王闻蛮氏（戎蛮，今河南汝阳东南、临汝西南）内乱，又无信，就派然丹诱杀其君嘉，攻取其地，既而又复立其子（《左传·昭公十六年》），以缓和矛盾。
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平王原为大夫聘蔡时，与蔡地[具阝]阳（今河南新蔡境）封人之女同居而生太子建。即王位后，使伍奢为建之师（傅），费无极为少师。费无极不受太子建宠信，就转而想谗害太子建与伍奢（费无极是楚国名声狼藉的“谗人”，对楚国危害极大。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二年），楚大夫朝吴有功于楚平王，费无极恐其有宠，挑拨其与蔡人关系，朝吴被迫出奔。楚平王怒责费无极，费又说朝吴有异心，迫其出奔，“翦其翼”（《左传·昭公十五年》）。太子建当知费无极之所为，故不被信任。）他向楚平王建议为太子建娶妻，楚平王同意，就为太子建娶秦女，并命费无极前往迎娶。费无极又转而劝楚平王自娶。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正月，楚平王果然自娶（秦女嬴氏）。这年夏，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若大城城父，而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同意，一方面使太子建居城父，以经营北方；另一方面自己亲率舟师伐濮，以拓土南方。费无极这一建议与楚平王的立即付之实施，应该说是有助于楚国的重振霸业的，但可惜的是只过半年，即于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费无极却又诬陷太子建与其师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左传·昭公二十年》。《史记·楚世家》记，费无极“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有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可见费无极上述南北并进的建议，并非从楚国战略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清除太子建、伍奢这一不利于自己取宠的异己势力的。楚平王听信费无极谗言，立即拘执伍奢，并命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建。奋扬知太子建蒙冤，先使人相告，太子建被迫奔宋。
伍奢子伍尚和伍员（字子胥），都很有才干。费无极不放心，又进一步陷害其子，说不杀伍尚兄弟两人，将为楚患。楚平王以不杀伍奢为名，诈召伍尚、伍员。伍尚对伍员说：
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左传·昭公二十年》。）
伍尚应召归，结果伍奢、伍尚均被楚平王所杀。据《史记·伍子胥传》、《吕氏春秋·异宝》、《战国策·秦策》、《吴越春秋》等载，伍子胥历尽艰难，先奔逃至宋，投太子建。适逢宋有华、向之乱，就与太子建奔至郑。郑国君臣对他们很友好。太子建至晋时，却答应回郑与晋里应外合而灭郑。谋泄，郑定公与子产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子胥就与胜经郑、许，然后出昭关（楚地，今安徽含山小岘山上），夜行昼仗，膝行匍匐，“乞食于吴市”。至吴后，“耕于鄙”。
这一年冬，蔡平侯死，太子朱立，但地位卑弱。次年（公元前521年），朱被迫奔楚。费无极乘机勒索朱叔父东国的贿赂，然后对蔡人说：“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蔡人害怕，遂改立东国。朱向楚平王申诉，楚平王将讨伐蔡国。费无极又谗朱对楚有二心，楚平王听信，未出兵。
从上述记载可见，楚平王“息民五年”后，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酿成我国历史上一大冤案。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
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阳[勹亡]
）、司马越率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吴公子光对吴王僚说：
楚令尹死，其师 。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吴王僚采纳了这一建议，遂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地，今河南固始东南）。吴以罪人进攻胡、沈、陈三国军队，三国军队见吴军不整，争先恐后地抓获俘虏，军队大乱。吴军主力乘势攻击，三国军队大败，胡、沈之君与陈大夫被俘。接着又击败许、蔡、顿三国军队，于是楚军大败。十月，吴军应太子建母之召，并亲为之开城门，吴军于是攻入蔡之[具阝]阳，取建母及其宝器而归（太子建母为蔡女，楚平王娶秦女，建母归蔡，居于[具阝]。）楚司马越追赶，不及，畏罪自缢。其时，囊瓦（子常，子囊之孙）任令尹，惧吴，又“城郢”（杜注：“楚用子囊遗言，已筑郢城矣，复增修以自固。”（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这件事，沈尹戌评论说：“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据《史记·吴世家》等史籍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平王十一年），楚边邑卑梁女与楚边邑钟离（卑梁当近此）女（一说小童）因养蚕而争采桑叶，二女家怨相灭，两国边邑长怒而相攻。吴王僚、楚平王得知，也发兵相攻。这年十月，楚平王率舟师攻入吴境，越公子仓与大夫寿梦率军前来与楚军会合，楚平王至圉阳（楚地，今安徽巢县南）而还。吴军尾随楚军，趁楚军无备，遂破巢和钟离而归。至此，楚防吴前哨已被突破，楚国的安全已受到威胁。沈尹戌指出：“亡郢之始于此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指守巢、钟离大夫），几如是而不及郢?”（《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但《左传》无楚、吴边邑女（小童）“争桑”记载。）公元前517年（楚平王十二年），楚平王为防备吴的进攻，遣射在州屈（今安徽凤阳西）、丘皇（今河南信阳）筑城，分别迁茄人、訾人居住。遣熊相[礻某]和季然分别在巢、卷（今河南叶县南）筑城郭。
次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楚平王卒。楚平王在位十三年，初期推行“息民”政策，有利于楚国的恢复与稳定。但在此同时，又奉行“不在诸侯”、“自完”方针，故其“息民”，只是被动应付，不在积极进取，实际上并无多大成效。特别是当国势稍趋恢复，就“奢侈纵欲，不能制下、检民以德”（陆贾《新语·无为》），又宠信佞臣费无极，杀害忠良，迫使太子建、伍子胥与胜等出逃，进一步加剧了楚国政局的动荡不安。至后期，外争吴失利，又频频筑城扰民，“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给楚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患。楚平王治楚十三年，楚国的国势进一步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