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的进退之路：十一世纪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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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世纪，中国曾经有过成为第一个具有新体制、新文化、新技术的国家机遇，也有一个伟人似乎看到了。他竭力搬动历史发展的道岔，试图把中国引向这个崭新的轨道。他的努力已经大有成效，却又不得不接受功败垂成的命运。他就是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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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江南西路临江军在今江西省樟树市。，一声惊蛰般的啼哭震碎了人们的焦灼与担心，一个新的生命顺利诞生了，时任临江军判官的临川人王益的续房吴氏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震古烁今的王安石。后人将王安石出生之地称为“维崧堂”。

　　王家在临川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直到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才于陈尧咨榜中进士，又过了十五年，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王安石之父王益又于蔡齐榜中进士。据王安石自述，他的父辈还有数人曾在南唐为官，然而由于官职不高，未能留名史册。王贯之官至尚书主客郎中，是王家最早腾达的人。

　　王安石的祖父名王用之，为卫尉寺丞。祖母谢氏，色和容谨，行俭而勤。为妇顺，为母慈，相夫教子，颇见其效，因使上下和睦，内外相饬，妇德之彰，可歌可诗。谢氏受舅、夫之荣，享子孙之禄，后寿至九十而终，是王家寿命最长的人。王安石像王益进士出身，历任州县，虽未显拔，在当时也算是有地位的人，后世有人将王安石的成分定为中小地主，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事实上王家在临川却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以此标准，倒应该划入贫雇农的行列，算是比较彻底的无产阶级。由于家无田产，王益外出做官，只能是携家带口，东奔西走，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个人的俸禄生活，按照时下的说法，算是标准的工薪族。当然，如果王益脑子“灵活”一点，家里是不应该受穷的，毕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此公却偏偏是个死脑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一毫不贪，当时官吏俸禄微薄，王家又人多口众，生活自然谈不上富裕。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为抚州金溪人，娘家在临川三十里外的乌石冈，所居之处又有柘冈。其父吴畋，一生未仕。母亲黄氏，寡言笑，喜书史，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又擅长阴阳数术之学，堪为有见识、有学问、有修养的乡间妇人。伯父吴敏，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进士，其后二子芮、蒙亦登高科。吴家在金溪堪称望族，家大业大，文章之华，道德之光，莫此为盛。后来王安石又娶了吴敏的孙女，两家算是亲上加亲，世谊深厚。

　　吴氏好学强记，天性慈让，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待人至厚，自奉甚薄。她是王益的续弦，前房遗有二子，安仁、安道，她对这两个孩子的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亲生儿子的爱，以至于后来子孙长大成人，根本不知道她是后母。尽管家中不富，她却对前来投奔自己的穷亲贫友解衣推食，毫不吝惜，虽然因此弄得自家衣食不继，仍然毫无怨色。

　　由于吴氏的母亲黄氏擅长阴阳数术，她从小耳濡目染，对其中的奥妙倒也略知一二。对于儿子，她有一种本能的预感，此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从孩子的相貌、生辰来看也是如此。或许是出于母亲的偏爱，她觉得这个孩子很可能来历不凡，但到底来自何处，她也算不清楚。她知道丈夫是一个正统的儒者，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因此未曾向他说起。

　　王益壮年丧妻，二子孤弱，自觉十分不幸，然而新妇少艾温婉，又来自远近知名的金溪吴家，这使他心中的伤痛淡化了不少，如今又有一子，不由意下大慰。仕途艰难，他知道像自己这样在朝中无人撑腰的书生无论多有才华，都不会出人头地，因此也无意飞黄腾达，只想造福一方，抑豪强，扶贫弱，此外尽到人子、人父之责，照顾好一家老小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儿子，王益还是满怀期望的。由于南人归化较晚，在大宋朝没什么地位，据说太祖就曾在宫中立了一方“南人不得为相”的石碑。此事虽真假难辨，但太祖对南人有疑忌还是真的，而转事大宋的南人徐铉徐铉(916～991) ，五代宋初文学家。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早年仕于南唐，后归宋，贬谪而死。颇受猜忌乃至凌辱更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像王益这样家中祖辈曾在南唐为官的人自然是很难上升到高层的。但时代在变，天下一统已经几十年了，南人的地位也渐渐有所提高。王益想，等儿子长大后，也许就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效力朝廷，获得父祖不可能获得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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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客居外乡，王益又疾恶如仇，当地的豪强大族都恨之入骨，早就想把他赶走，因此王安石出生后，除了一些同僚下人外，前来相贺的人并不多。令家人惊奇的是，老爷淳然儒士，不交僧道，却有一个叫做李士宁的道士前来祝贺。

　　李士宁来历不明，有人说他早就有二三百岁了，人问年寿，他总是笑而不言，其道术神通，确有过人之处。由于王安石外祖母黄氏也精于道术，故李士宁与吴家素有往来，经常出入吴家，人不为怪。吴氏自小就认识李士宁，目睹其异，听说他来造访，不由喜出望外，心道这回可以解除疑团了。王益虽然不大乐意，但李士宁毕竟是吴家的旧交，算是他的长辈。另外，他也不愿违背刚刚为自己生子的少妻的心愿，就依夫人之意，将其请入内室，让他看一看这个小儿子是何来历，命相如何，就当听一次故事。

　　王氏夫妇都期待地望着李士宁，李士宁却沉吟不语。王益虽然不信，却有几分好奇，加之关心儿子未来的命运，见李士宁不说话，心中也是一紧，不由有些担心。吴氏更是着急，虽然产后虚弱，对儿子关注却让她精神顿起，催促李士宁赶紧说话。

　　李士宁的一番话，让不信鬼神的王益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王家麟儿果非凡胎，竟是天上的狐仙降世。王益摇头不肯相信，吴氏却信之不疑，更道生产之日，仿佛看到一只獾儿掠过窗前，大概就是神狐的影子。叫“狐儿”不好听，索性孩子的小名就取作“獾儿”，取个贱名也好养活（据郑景望《蒙斋笔谈》，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故小字獾郎）。

　　以上一段是根据前人的记载演义出来的一个故事。将王安石说成是天上的神狐，见于蔡京之子蔡絛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蔡絛称他先闻之于当时著名的道士、号称“小王先生”的王仔昔，他本不肯相信，后又从他父亲蔡京那里得到了证实，说是此言亦出于李士宁。此事真假自不必深究，古时候的人们总习惯将杰出的人物说成天外来客，以证明其来历不凡、成功有据。蔡氏将王安石说成是天上的神狐，一是为了借神化王安石来抬高自己——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亲弟弟，因此蔡氏总是以王安石事业和精神的传人自居；二是为了说明王安石貌丑心灵的来由。蔡絛在书中大发感慨，称王安石禽兽其形，圣贤其中，比那些人面兽心的人强多了；三是为了说明王安石无后的原因——按照王仔昔的解释，天上的神狐是不应该在人间有后代的。

　　这些解释当然都是十分荒唐的。王安石的功业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他前身是神、是兽没什么关系。然而，由于他具有神秘主义的外家血统，加之他本人又与李士宁等道士关系密切，后人为他编排了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也是不足为奇的。

　　前身是天神不足为贵，现实的出身却是非常重要的。王安石有幸生在一个正直、善良、好学、重视修养的家庭里，家庭背景对他后来的品格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一个无田无产的中下官僚之家，这样的出身不仅令王安石一生节俭，还决定了他永远的平民立场。正因为如此，少历贫苦的他知道了生计的艰难，认识到让百姓富裕起来才是治国的第一目标，利本身就是义。这使他与那些世家大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只知道空谈仁义道德的达官贵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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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初任建安主簿，后判临江军，出领新淦县，知庐陵县，又移知四川新繁县，所至皆有政声。王安石也一直随父迁行，四处漂泊，萍踪不定。

　　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是禅宗高僧青原行思的故乡，也是他传道说法乃至入灭之地，因此就成为禅宗的一个重要道场。青原行思是六祖惠能的大弟子之一，俗姓刘，据说他最初参拜六祖时便问道：“当何所务，则不落阶级？”六祖反问他：“汝曾作么？”他答道：“圣谛（真谛，超世间的最高真理）亦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他立时大悟：“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这是禅宗一贯的教学方法，不是直接回答学人的疑问，而是通过启发诱导，让学者自己悟道，自己说出答案。行思初问如何修行，才能避免上下分别等二见（阶级），因为佛教是主张远离分别心的。六祖不答，反问你做过什么。佛教主张无心无为，若有造作，即是业行，要受轮回报应，因此行思回答圣谛也不求，也就是一切不为。六祖再问他落何阶级，行思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无心无为，当然无有阶级可落，不必硬性追求不落阶级。行思悟道之后不久，便返回故乡，在青原山静居寺修行弘法，直至去世。六祖像 （明）丁云鹏绘行思后来又收了一个出色的弟子，即石头希迁。希迁原为六祖最小的弟子，算是行思的小师弟。由于六祖入灭时希迁只有十四岁，因此还无法完全领略六祖的旨意，他在老师去世前问此后该怎么办，六祖让他“寻思去”，因此六祖去世之后，他便留在宝林山天天苦思冥想，以此“寻思”悟道，结果却一无所获。大师兄见他整天紧皱眉头，苦思不已，便告诉他老师的意思是说让他到庐陵青原山去寻找师兄行思，不是让他整天胡思乱想。希迁这才明白，赶紧去拜见行思，终于悟道得法。石头希迁一系后来流传甚久，下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青原一支主要靠石头一系承当。

　　当时王安石不过六七岁，还无法领略禅宗的奥妙，他是否游历过行思说法的青原山，静居寺静穆的气氛是否影响了他幼小的心灵也不得而知，但他后来与云门宗关系密切，也许有幼年居住庐陵的渊源。

　　王益曾宦游四川，但具体时间难以确考。据《四川省名宦志》记载：“王益，荆公之父，祥符间，任新繁，修学校，礼师儒，与梅挚等唱和诗赋最多。”然而这一时间肯定是错的，因为王益祥符八年始中进士，时年二十二岁，而祥符一共只有九年，其判临江军时就已经到了天禧中，知新繁肯定在此后。

　　《铁围山丛谈》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从长安西去四川道上的梓橦有一个神祠，素称灵异，已然为官的士大夫路过这里，如果得风雨送行，必然位至宰相；欲考进士的举子路过，得风雨相送，必然得中状元，据说自古以来，屡试不爽。有一个王提刑路过，正好赶上风雨大作，王提刑心中颇为自负，以为自己必然位至宰辅，结果直到身赴黄泉，也未能应验。是不是这一传说失灵了呢？其实不然，原来那天时年八九岁的王安石正随父西行入蜀，风雨所送者是王安石，而不是王提刑。

　　这个故事很有趣，其真伪不必深究，但它至少说明王安石八九岁时曾经随父入蜀。王安石八岁时为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这证明王益宦蜀是在天圣年间而非祥符。王益在四川，兴修学校，崇师敬儒，颇有政绩，又与名士梅挚相互唱和，吟诗作赋，文名甚盛。

　　王益在四川任知县的时间也不长，由于他政绩卓著，远近称颂，终于得到了提拔，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被任命为殿中丞、韶州知府，此时，王安石刚好十岁。

　　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路，说起这里，了解佛教的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因为这里便是六祖惠能大师弘法传道之地，是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

　　禅宗是中国佛教四大宗派之一，也是后来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一派，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禅宗可谓佛祖的嫡传，其第一代祖师便是在释迦牟尼之后继任佛教领袖的大迦叶，其后又在印度传到第二十八代。第二十八代祖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菩提达摩，达摩祖师本在印度弘法，由于其师般若多罗悬记指有神通的祖师大德所作的预言。他与中土有缘，便于百岁之际又漂洋渡海，到达广州，此时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即刘宋王朝的末期。达摩后来北上，在嵩山、洛阳一带传法，在少林寺收下了弟子慧可，从此便产生了中国禅宗。达摩在印度为二十八祖，在中土则为第一代祖师，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第六代便是六祖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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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原籍范阳（今北京一带），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县），虽然父亲早死，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却又天生慧根，一闻便悟。他在二十四岁时凭借一首偈语战胜了学问满腹的师兄神秀，独得五祖真传，带着作为传法信物的袈裟离开黄梅，不料却被贪图祖师之位的同门到处追踪，他只得隐姓埋名，背井离乡，于三十岁时到达韶州宝林山曹侯溪隐居。后来又有人发现他的行踪，他只能又离开这里跑到怀州、惠州一带的山林里躲避，直到三十九岁时才重回宝林山，在此正式传法授禅，使中国禅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曹源一滴水，润泽天下人。后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韶州对于禅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已经十岁的王安石开始懂事了。他少时便好读书，而且记忆力特别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一方面醉心于韶州秀丽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又对这里的风俗人情发生了兴趣，更让他惊奇的是当地浓厚的佛教传统。六祖惠能的真身为什么能够保存至今？为什么常人一死就会腐烂发臭，而六祖死后数百年仍然栩栩如生呢？这一问题，就连博学多识的父亲也无法给他一个圆满的答复。倒是母亲不以为然，说这也没什么新鲜，道门中还有肉身成圣、尸解为仙的功夫，比佛教还要高明。

　　韶州的风俗也使少不更事的王安石颇感新奇。他虽然刚满十岁，可走过的地方已经不少，江西、京城、长安、四川、岭南，俨然是“老江湖”了。虽然北宋前期二程一类的道学家们还未得势，可长期的儒家思想统治的传统早就让人们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维定势，男女公然相互往来还是不多见的。王益便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儒士，他对子女也严格灌输男女有别的理念。可是韶州的风俗不然，男男女女公然在路上亲热，而他们并不是夫妻。

　　原来韶州一地汉人并不占多数，六祖本人虽然生长在南方，却是标准的北方血统，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蛮夷，还保持着原始古朴的生活习惯。就连六祖本人在最初拜见五祖时也被视为蛮夷。五祖问道，你不过是一个獦獠对当时南方人的一种贬称，与“南蛮子”相近。，来求什么佛。六祖却反问五祖，我虽然是一个獦獠，身份与和尚有别，但佛性有何差别。五祖见他有如是利根，便答应收他为徒。当然五祖并不是瞧不起少数民族，而是故意设问，试一下六祖的素质。六祖得法回到南方，大弘佛法，对南方的开化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百越蛮貊之地，毒虫改性，瘴气为销，猜悍之风变，膻腥之食绝，移风易俗，功莫大焉。然而正道不久，邪执易生，欲乐天然，贞固待修，在六祖入灭数百年后，广南的风俗又恢复了原貌，甚至连佛教界都受了影响。

　　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商贾，多以僧人充任，率多由此致富。这些僧人例有家室，因此当地的妇女多嫁给僧人，欲落发时订婚，既薙度时成礼。市中所制僧帽也非常奇特，只有一个圆圈，中无帽顶，原来这种僧帽只是簪花用的。一次，一个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个北方人也在坐。等了许久，迎新的女婿始至，众人都喧呼“王郎到了，王郎到了”，北方人早已等得不耐烦，闻声赶紧起看新郎，一见却是一个僧人，因此大为震惊，为此赋诗一首：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中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

　　当地贫家之女，年十四五便开始自营嫁妆，办成后出嫁。女孩选择自己喜欢的男子，父母并不干预，也不用花费，因此皆大欢喜。男女自由恋爱倒是好风俗，不过嫁给僧人就比较奇怪了。看来在佛教化世俗的同时，世俗也在极力化佛教，广南的佛教就已经被世俗同化利用了。事实上，这些经商致富、娶妻生子的和尚除了一个光头之外，已经没什么佛教味了。这一方面是民风使然，另一方面，宋朝的佛教政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政府出卖度牒，和尚也自然职业化了，真正的出家人未必有钱买度牒，买度牒的人也未必是为了出家，而多是借出家人的身份免税罢了，这正是朝廷所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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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州为六祖说法之处，应当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它亦处在广南路，其周边地区仍有此类恶俗。以往的官员大多以为民风使然，不加干预，王益却觉得难以忍受，严令男女不得相戏于道路，有犯者严惩。王益当时整治的是否包括僧人结婚等现象不得而知，既然连男女相戏都不允许，怕是更要禁绝此类恶俗了。王益的禁令并非为佛教而发，他只是从儒家和风化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在客观上也整肃了六祖道场的风气，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恢复佛教尊严是有利的。不过禁止男女自由恋爱，将淳朴、自然的民风视为有伤风化，也反映出儒家的偏见和蛮横。

　　王益一家在韶州住了三年。这三年对于王安石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浑厚精深，还学习诗书，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创作。王安石在《与祖择之书》中称：“某生十二年而学。”这表明他在十二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了，他早年学习的内容大概主要是诗文，其文学才华既是天然的，又包含了后天艰苦的努力，《宋史》称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这种功夫不是常人所能有的。

　　王益在韶州移风易俗，政绩显著；王安石在此地勤习诗文，兼学佛书。韶州成了他们父子漂泊中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原因，王益一家可能还要在韶州住下去，王安石受到佛教的影响会更大。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返回故乡，因为王益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必须离任回乡，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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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去世让王益悲痛欲绝，他是一个孝子，往年任职时都带上父母，以便朝夕侍养，直到远赴四川时才将父母送归故里，因为那里路途太远，他不想让父母受颠簸之苦。王安石却没有太深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老人了。吴氏虽然也很悲痛，但她心中还隐着一分安慰，因为她可以趁便回娘家临川看看了。

　　临川虽说是老家，王安石却没什么印象，因为他出生、成长都在外地，几乎没回来过。临川三年，王安石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这里风光秀丽，满目芳菲，碧波荡漾，青山妩媚，美好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时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任性纵志，在父亲没心思管他的情况下，他度过了一段自由、潇洒的时光。

　　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一诗中记述了这段生活：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十三岁的王安石已经进入一个心理上的反叛期。他不再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相反，他对从前那种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严格依照儒家的规范行事的生活方式已然开始厌烦，对父亲严格的管束更是反感。他渴望自由，厌倦贫穷，希望能够过上富足、自在、高人一等的生活。他一方面希望吟诗弄文、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希望借此飞黄腾达，博得富贵荣华。孔孟在他心目中非但不是学习的榜样，反而成了讥笑的对象。

　　王安石的这一转变一方面符合身心发育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外祖父家的环境有关。吴畋虽然只是一个处士，吴敏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僚，一门三进士，风光无限。吴家为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样式，自信、富足、潇洒、现实，这种样式也许是更符合人性的。比照后日的王安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少年才子，一个追求美与自由、渴望富贵与腾达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然而，这里面也隐藏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文章诗赋是用于博取轩冕的，诗人的唯美自在与达官的追求富贵是难以统一的，现实容易走向庸俗，潇洒难以避免放纵，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苏东坡式、甚至柳永式的王安石，而不会有后来的圣贤王安石与改革家王安石。

　　究竟什么样的王安石更好，恐怕很难做价值判断。假如只有诗人王安石，他对当时及历史的震撼就不会如此巨大，他既不会被比作孔子，也不会被骂成王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王安石走过的这段“弯路”使人们看到了他性情的另一面，一个充满诗人情怀的王安石，一个倔强任性的王安石，一个具有反传统气抚州王安石纪念馆质的王安石。

　　这段时间的王安石还有一个他自己不好意思道及的公开的秘密。儒家的传统里面是没有爱情这个字眼的，中国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特别羞于承认与爱人的感情，王安石也不例外。在他陶醉于外祖父家“幽花媚草”之美时，在静观“黄蜂白蝶参差飞”时，他肯定还注意到了一个含苞待放的“解语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表妹吴氏。他与夫人一生感情甚笃，这段时间的朦胧感觉肯定在他心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回忆，成为二人日后琴瑟相谐的基石。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王安石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反叛期”，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与当时的制度有关，王益三年守制期结束后，王安石只好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开始了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天涯孤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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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王益结束守制，进京述职。王安石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乌石塘，随父远行。十六岁的王安石对于京城没有太多的好感，像他这种中下官吏的子弟在京城是没有地位的，但他此行也有一个巨大的收获——结识了终生的良友曾巩。

　　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与王安石算是同乡，但因为王安石很少在家，而未能相识。二人相遇京城，一见如故。曾巩有《寄王介甫》一诗记述二人的初遇：

　　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

　　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栋干，度量弃樗栎。

　　振辔行尚早，分首学堧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

　　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已远，遗经窜墙壁。

　　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

　　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

　　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

　　胡然蕴环堵，不救谋者惑。……

　　曾巩长王安石两岁，他既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又是一个纯粹的儒士。二人于秋天在京城相识，一起吃饭，一起谈古论今，无所不言，毫不防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巩是来京城应试的，但他的文学才华不见赏拔，只能与王安石分手，落魄而归。这一年冬天，他读到了王安石寄来的文章，大为称赏，以为其文汪洋恣肆，如临东海；春色满目，如跻泰岳。观其议论纵横，大匠难裁，孟（子）韩（愈）之后，唯此一人。曾巩决不是一个乱发议论的人，也不会盲目吹捧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对王安石文章的评价如此之高，只能说明王安石的文学才华确实非同凡响。当然，曾巩也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期待，认为在距周公、孔子越来越远，百家竞起、大道凌夷之时，王安石不应该只是关注文章小道，而应当兴遗经、振儒道，继承孟韩之志，救斯世之弊。

　　与曾巩的会见对王安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开始对自己锐意文章、轻蔑儒术的行为进行反思。次年春天，王益被任命为江宁通判，王安石再一次跟随父亲到建康赴任。

　　在长江中游的采石矶上，望着滔滔东去、奔腾不息的江水，王安石不禁想起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而此时夕阳西下，更让他意识到光阴荏苒，人生无常。青春年华在一天天流逝，难道要如此虚度一生吗？王安石想到曾子固只比自己年长两岁，却早立大志，锐意进取，为国为家，勇挑重担，自己却只想着舞文弄墨、游戏人生，还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怎么能行呢？少年之时不努力，将来穷老之时怎么过呢？

　　从此之后，王安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成熟了起来。他不再参加那些无聊的婚丧庆吊之类的活动，而是天天在家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读书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像契契：古代圣人，相传为常喾之子，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曾助大禹治水，又为尧时司徒。和后稷后稷：古代圣人，相传为周始祖，帝喾之子，母姜嫄踏巨人足迹而生，初以为不祥，被弃，故名弃，后为尧时农师，后世奉为农神。那样建立起不朽的功业，名垂史册。

　　日渐成熟起来的王安石开始留意儒术，钻研学问，但并不想做一个不知变通的腐儒。他读书的范围极为广泛，除儒家经典著作外，“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当然佛教的经典也包括在内。

　　正当王安石孜孜不倦地埋首于书海之时，王家再度遭逢不幸——一家的顶梁柱王益去世了。王安石的《忆昨诗》记载了他从临川到江宁的这段经历：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从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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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的突然去世对王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因为全家一直都是靠王益的俸禄生活，此时不仅家里的主心骨忽然没有了，还一下断绝了经济来源。父亲的去世使得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人生是苦”，也迫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以求早日得中高科，承担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父亲去世之后，王安石和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一起入学为诸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李通叔，还认识了慧礼等僧人。金陵为六朝古都，又是南唐的都城，名刹大寺极多，也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王安石受到了不少的滋养，他认识到人生无常，逝者莫追，父亲正是由于追念过世的祖父而哀毁骨立，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过早辞世，他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人生是苦，只能安然随顺，强求无益，因此他忍受了“三年厌食钟山薇”的贫苦生活，未让自己垮掉。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终于在二十二岁时高中进士，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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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王安石的早年生涯，虽然他生长在具有浓厚佛教氛围的南方，幼年时期随父游历禅宗圣地庐陵、韶州等地，长大之后又在佛教中心金陵度过了五年时光，受到了佛教的熏染，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在他心中只有模糊的、潜在的影子，他并非自幼好佛，也没有闲居隐逸的念头。王安石早年的学问与旨趣有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在《先大夫述》中称王益十七岁时曾将自己所作之文寄给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咏，张咏奇之，对王益的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其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但可见其文学确有成就。

　　王安石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再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很早就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前述曾巩对其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早年即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是受到了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当四川过远，朝廷制度又不许携亲时，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却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则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易重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簿时，如有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责孔目吏孔目是各级衙门中的小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亦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 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 便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元)鲜于枢 王安石杂诗卷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在韶州任职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于当日将他们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后来，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从王安石的施政方式中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无疑还受到了曾巩的启发。另外，在金陵求学时他还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早年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称自己丧父之后居于金陵，从两位兄长入学，经常感慨古人都汲汲于挚友，以相互切磋，共同入于道德之域，而自己才识不如古人，学习努力也不够，假如还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恐怕会沦为庸人。恰在此时，遇到了李通叔，二人道气相类，一见如故，互赠诗篇，成为挚友。自此之后，方觉放心自归，邪气自去，忧惧不再，圣贤非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