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的进退之路：十一世纪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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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引自《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41页。

　　在变法之初，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变法的实际领袖是王安石。当时神宗与王安石虽然有君臣之分，然而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有如朋友，不得以普通的君臣视之。年龄上，一长一幼，相差近三十岁；能力上，一强一弱，无论是学识、思想还是经验、能力，都相去甚远；性格上，一刚一柔，王安石秉性坚刚，百折不挠，神宗则相对柔弱，常犹豫不决。因此除了所谓君臣之分，在其他方面王安石都处于强势地位，而年轻的神宗自知事事须依赖王安石，不肯经常拿这一点来压制他，因而只能是服弱。然而神宗虽然称不上是一代英主，却也并非庸弱之辈，他对自己的这种地位是不满意的，只不过迫于时势，暂时隐忍而已，一旦他觉得羽毛已丰，便要毅然“正君臣之分”了。

　　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神宗的这一意图并非迟至元丰之初才显露出来，也不是二次罢相时才有所表现，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就已初现端倪了。

　　变法的初步成功、王韶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使得神宗觉得时机已经到了，该是他“自奋英断”的时候了。因此这次罢相完全是神宗一手导演出来的。所谓天灾不过是借口，天人感应也变成了神宗的工具，他未必真的相信什么天人感应，至少这一次不完全是，即便那些应诏上书的守旧派大臣同样是上当受骗的角色，他们只不过充当了逼王安石下台的一枚棋子，因为此时的神宗根本无意废除新法。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神宗在王安石离职之后，仍然大力推行新法，为此他对吕惠卿一再容让，对反对变法的冯京等则予以贬斥。

　　神宗种种作为，目的只有一个，即逼王安石下台。然而此时的神宗心中确实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深知王安石之贤能，另一方面又深嫉王安石之贤能，河湟之役的大胜使得他不得不解下玉带赏赐，如果按照王安石的谋划，再取西夏之后又拿什么赏赐呢？即便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会争功，外人传言也只会把功劳都记在王安石一人身上，这是神宗断然不能容忍的。然而离开王安石能不能成功，神宗又确实没有这个把握和自信，因此他的策略是用其能而弱其势，先挫其锐，折服他，然后再用。总之，神宗并非真的不想用王安石，而是想先完成角色转换，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再让王安石服服帖帖地为己所用。

　　神宗的这套伎俩瞒得了天下后世，却瞒不过政治经验丰富的王安石，而此时他别无选择，只能依命退位。王安石主动请辞，主要是向神宗表明自己不贪禄位的心迹，可以说急流勇退。神宗起初还想予其师傅之职，留京以备顾问，然而王安石不愿恋栈，想彻底隐退，回到远离京城的江宁。可以说，王安石的这次告退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此时变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进则成功在望，退则举步维艰。依照他原来的战略构想，取河湟之后当乘势继取西夏，西夏一平，宋与契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强弱立改，契丹可能不战自屈，此时复汉唐旧域就不再是空想了。等到天下大定之时，自可制作礼乐、以文太平，实现王道政治和大同社会。没想到在此关键时刻，神宗却私心涌发，想独自成功。王安石的主动请辞，也是想让神宗明白权位名利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大事，是天下苍生的利益。

　　然而王安石的苦心并未让神宗明白。神宗将这次逼退当成驯服王安石这匹烈马的第一鞭，本想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并无完全弃置不用之意。对于神宗之意，吕惠卿心领神会，因此在他受王安石推荐、任参知政事之后，想的不是如何继续推行新法，将变法大业坚决完成，而是屡起大狱，打击王安石的亲信，借此力阻王安石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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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自己有私心，想成为变法的真正领袖，没想到吕惠卿也有类似的想法。神宗可以原谅自己的私心，却不能容忍吕惠卿的野心，此时他也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制服吕惠卿，便又将王安石招入朝中。依神宗的本意，可能不想如此匆忙地招入王安石，他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之后，让王安石自动屈服，也让天下人知道他才是变法的绝对领袖，完全有能力独自处理大政，但吕惠卿的做法使他不得不在王安石去位不到一年后便令其复职。

　　王安石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复职，他在接到诏命后并未停留，而是尽快到任，这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的做法危及了他的家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不想让多年奋斗换来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不想让变法大业受到挫折。然而他的二次为相时间也很短，只过了不足两年，便又离任了。

　　对于他第二次辞职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是守旧派人物苏辙等人所说的，是由于吕惠卿发王安石私书，上有“无使上知”之语，是故得罪。这一说法邓广铭先生已借王安石弟子陆佃之言力辩其非，足可凭信。其具体原因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神宗欲夺王安石之权，吕惠卿欲谋王安石之位，邓绾等则欲借王安石以自固，给王安石帮倒忙，王安石之子王雱据说也在暗地里算计吕惠卿。在变法之初，由于变法派势单力孤，守旧派非常强大，因此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非常团结，等到改革稍有成果，便自以为该到秋收的时候了，唯恐自己少分了几个果子，这种短视的目光、自私的心态破坏了变法派的团结，也葬送了改革。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神宗的心态，假如神宗头脑清楚，保持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即便有一二骨干改弦更张，也不会危及大局。然而恰恰是神宗的心态出了问题，也因此引发了吕惠卿的野心，导致变法派四分五裂。王安石在复职之后欲再展宏图，谋取西夏，神宗却一再对西夏和契丹示弱，偏偏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神宗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彗星出现之时，又以此为由下罪己诏，让守旧派畅所欲言，事实上又是拿天人感应的旧说和守旧势力对王安石施压，降低其威信，削弱其权力，不令其有所施展。神宗对契丹示弱，未必真的是胆小怕事，据陆佃所述，神宗早就大量储备战略物资，准备对契丹用兵。《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81页。神宗不是不打算攻西夏，后来的战事便证明这正是神宗的意图，只是他不愿意过早起事，以免让王安石得功。神宗其实是在告诉王安石，根本不打算在王安石在位时有所作为，以免自己又成了王安石的配角。君王的信任远不如旧，吕惠卿与己反目，最器重的儿子又过早去世，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意识到自己在职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不仅无益于变法大业，反而有害，于是就只能选择辞职了。

　　王安石一方面勇于任事，爱国爱民，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奋发图强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对功名利禄无所牵挂，能够急流勇退，万缘放下，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这种精神和境界可以说是千古难寻的，这和他本人的无欲无求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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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极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张完全放弃世俗生活，像出家人一样弃绝夫妇父子，过一种离群索居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不赞同完全入世，过一种庸俗的生活。

　　在早年，王安石对于佛教的离弃人伦是持批评态度的。作为一个儒者，他只能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不可能赞同废弃人伦、遗世独立的做法，因此认为佛教虽然“实见道体”，却又“差了途辙”，有体无用，与尧舜之道还是不可相比。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中，他强调佛教得大道之一隅，“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而又暗示其未得道术之大全，于感而遂通、进取有为方面有所不足，批评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体，不明其用，不能于人伦日用之中体会寂然无为之道。

　　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他对韩愈尊礼大颠表示不满，认为“同朝叙朋友，异姓结婚姻”是正常的伦理原则，只能这样“恩义乃独厚”，才能维护彝伦，保证正常的社会关系与人类长久的根本的利益。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十分可贵的。即使是在倾心佛教的晚年，王安石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未由于信佛而完全放弃关注现世人生的立场，毕竟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会随风倒。

　　王安石不仅对于佛教放弃世俗生活的做法有所不满，对中国传统的以遗世独立为高洁的观点也不赞同。在《涓涓乳下子》一诗中，王安石对于放弃贵族的地位，不接受兄长的馈赠，带着妻子避世隐居，过着织屦为生的贫苦生活的陈仲子表示不满，认为“恩义有相权，洁身非至理”，维护世俗的恩义是最为重要的，单单强调洁身自好是不可取的。

　　作为一个奋发有为、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人，王安石也不可能一味推崇无思无为。司马光曾经以王安石喜欢老子来批评他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无为而治之道，非要弄得天下骚动、搞什么变法。保守派也大讲今不如古，还是祖宗成法最好，只要保守不改就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则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诗中指出：

　　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牺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众皆惊，上智闭匿不敢成，

　　因时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鸣。

　　强取色乐要聋盲，震荡沉浊终无清。

　　诙诡徒乱圣人氓，岂若泯默死蠢耕。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上古社会人与鸟兽相随而行，人类还未完全从自然界独立出来，这一时期的人类与鸟兽尚无根本的差异，处在蒙昧之中，不能说胜过后世。由于人类繁衍过快，生产力的进步赶不上人口的膨胀，导致万物不给，因而产生了争夺和暴力冲突。这个时候圣人伏羲出现了，他制订法令来约束众人，并发明渔网、制造工具，发展了渔业与捕猎业，渔虫猎兽，使得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证，但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伏羲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并非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伏羲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各立其名，并夸贤尚功，分别荣耻，使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并且守道德、明廉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使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尽管这本身是一种进步，却也有副作用，使得诈伪日生、元气日凋，人类距离先天的淳朴越来越远，为物欲所蔽，因而智慧闭匿，一闻至言真理便惊慌失措，不明其意。上智大贤本来不期有成，只是为了因时救俗，出民于水火之中，使之免刖黥之刑。而那些不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顽固坚持今不如古之谬说的狂人却大放厥词、扰乱人心，文其奸言，肆其诡说，这种人以无为好古自居，却又不能行古之道，不甘心老于耕织、默然一生，如此异论惑世，何如老死蠢耕、不问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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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有感而发的，王安石肯定礼乐文明的合理性，坚决反对历史倒退论，指出上古蒙昧时期并不可贵，圣人制礼作乐、创建文明社会的历史功勋不容抹杀。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离群索居、猿居鹤处，与鸟兽为伍，是一种历史倒退，不值得欣赏，也说不上高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什么罪过，是为了因时之弊、救世之衰，既非自示聪明，又非期有成功。出世未必有德、入世未必有过，这是王安石对当时流行的重古轻今、推崇出世而贬低入世的流俗之言的回答。

　　王安石讽刺那些流俗之辈惑于物欲，“至言一出众皆惊”，根本听不进去真理，并且哓哓好辩，散布流言，蛊惑百姓，试图将水搅浑，好从中取利。其中“震荡沉浊终无清”等句有强烈的针对性，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云云，王安石则反唇相讥，指出震荡沉浊、唯恐天下不乱的是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他们流言惑众，扰乱民心，试图以此阻止变法，甚至一改儒家卫道士的嘴脸，将佛老也抬出来用于反对新法，鼓吹无为安静，而在新法推行时自己却又不肯安静、不愿无为，而是竭尽全力阻挠新法，千方百计为其制造障碍。

　　王安石早年为了力救时弊，倡言有为，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反对借此为碌碌无为、一无所成辩护的流俗之辈，但有些议论有些偏激，容易为人误会，因而后来他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

　　浮屠之法与世殊，洗涤万事求空虚。

　　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

　　堂阴置石双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疏。

　　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

　　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

　　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

　　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

　　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

　　据曾巩《元丰类稿》之《宝月大师塔铭》，修广字叔微，杭州钱塘人，俗姓王。九岁出家学佛，居本州明庆院。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诏赐紫衣，五年（公元1038年），赐号宝月大师。治平年间，为本州管内僧正，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对与世迥殊、但求空虚的佛法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赞扬修广心不挂物、自由自在的修养和境界，道是一至其处，便觉心胸为开、肝胆豁然，何况天天在此宴坐修禅呢。他对早年勇于救世，因而对强调出世的佛教有所批评表示了反省，始悟进退出入各有其理，造次区分高下、妄谈贤愚是不对的，吟诵山湖、耕钓为业未必不如立身庙堂，而且这也正是他将要选择的生活。这里王安石似乎显得有些消极，其实这正是他成熟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晚年的立场也是进退各有其理、不可妄分高下，并未一味推崇出世隐居，他还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二者。

　　勇于救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在现实中多遭挫折，非但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还饱受诬谤，因而“少得志愿多忧虞”，这使他不得不以更加清醒的目光来看待世俗人生，认识到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也是平等的，亦无高下之分。他有《读〈蜀志〉》一诗：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据《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记载，刘备对许汜十分不满，责备他道：“今天下大乱，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后来这一典故常被引用，辛弃疾亦有“求田问舍，羞见刘郎才气”之句，对于乱世之中立志救国救民的刘备表示钦佩和敬仰。王安石则反其意而用之，指出乱世纷争、三家逐鹿，于国于民、于身于世都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徒自劳苦而已，可惜无人将这一道理告诉刘备，使他认识到求田问舍并非庸俗，甚至较争夺天下更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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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此诗于理未安，竟将兴复汉室的大业视之为纷争，轻之如一毛；有说此诗是作者因坚持变法饱受诬谤之后的愤激之语。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非如此，他只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自道视之，何得何失，何贵何贱，所谓的是非功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不如求田问舍，独善其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有意义。

　　王安石晚年的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的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出世与入世的分别，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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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秉天地之刚气，又加上自律甚严，因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达到了近乎无欲的境界，因而不为物惑，不为欲望所左右，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王安石不爱饮酒，不乐游宴，强之不得。据司马光所述，王安石任馆职时，与司马光为同僚，一日长官包拯设宴，二人与席，包公为人严正，司马光不愿驳他的面子，虽然不善饮酒，也强饮数杯，而王安石却自始至终，一口不饮，由此表现了他的刚正不屈的个性。

　　王安石不大习惯当时士大夫习以为常的生活，不愿意浪费时间饮酒作乐，更不想败坏自己的名节。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不合于众，故每遭诋毁。从他个人来讲，既非有意违俗，又非以此自炫，只是顺乎自己的本性行事，不愿受外物的左右而已。

　　王安石不仅不好金樽，也不爱女色。当时士大夫生活糜烂，好色成风，就连一代儒宗欧阳修年轻时也难免此病，他后来屡遭诬谤误解就与少年时的不检点有关。一代文豪宋祁在蜀时姬妾数十，风流成性。王安石虽然也是一代文宗，却未有半点当时文人的毛病，而是比道学家还严谨，就是一再诬蔑他的保守派也无法在这方面找出他的缺点，只得假惺惺地赞扬他一番，以示公允。

　　王安石不仅终生不纳姬妾，还将夫人为他买的妾完璧归赵，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据《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安石为知制诰是在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当时他的诸弟皆已成立，家中负担不像过去那么重了，而且他还任工部郎中，纠察在京刑狱，官职与俸禄都有提升，已经步入社会上层了，因此贤惠的吴夫人也想让丈夫享受一下上流社会的待遇，偷偷为他买了一个妾侍奉左右。大概王安石家中当时既无姬妾，又无丫环侍女，因而看到家中出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感到非常吃惊，忙问她是什么人。这女子告诉他是夫人令其侍奉左右的，王安石便明白了，又问她姓氏家世，女子则答称本为军中大将之妇，由于丈夫运米失舟，按照规定必须赔偿，结果用尽全部家产也不够，只好将她卖掉抵债。王安石对她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就将这一女子的丈夫唤来，令其夫妇相聚如初，并将买妾花费的九十万钱尽赏他们。

　　王安石奉还夫人又送钱，可称得上是一件大功德，这种行为和品格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他的道德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士大夫的道德水平，虽不能说是惊世骇俗，也算得上迥出群侪了。

　　王安石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近乎无欲，并不是由于他心如死灰，事实上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的人。他的无欲既出乎天性，又是严格自律的结果，他也并非为无欲而无欲，而是为了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进入一个真正的自由境界。

　　孔子曾问弟子何人称得上刚，有人以申枨孔子弟子，鲁国人，贪欲较多。对之，孔子则曰申枨多欲，怎么称得上刚。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刚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倾动的品格，并非外在的高大威猛。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欲望多的人必然有求于人，有求于人，不管身体多么壮健，权力多么大，地位多么高，都得矮人一等，都得低眉折腰。对外有欲就是自身不足，自身有所不足，则称不上刚，因而无欲则刚是孔子强调的真理。

　　王安石可谓得大刚之气者，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八记载：

　　蒋山赞元禅师，……舒王初丁太夫人忧，读经山中，与元游，如昆仲。问祖师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两生来恐纯熟。”王曰：“愿闻其说。”元曰：“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又多怒，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淡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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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嘉祐、治平间丁母忧时居江宁，读经山中，与蒋山赞元禅师游，亲如兄弟。他问禅门祖师意旨，赞元却不答，再三请教，赞元则告之他有三重般若之障，今生学佛不易，但又有近道之质，经一两辈子就可以纯熟，证得大道。王安石道是愿闻其详。赞元则答曰，受气刚大，世缘深重，以刚大之气加上深重的世缘，必然以一身任天下之大事，怀经世济民之志，如此则只能入世，难以出世。如果不能得君行道，才得其用，则心不能平，有怀才不遇之感，以不平之心持济世之志，则意不能安，不能安静，如何体味佛教一念万年、超越三世的境界？又性格多怒，多怒则多烦恼，此为烦恼障；学问尚理，崇尚理性、注重分别恰恰是所知障。心不能平、性多怒、学问尚理构成学习佛教、获得般若智慧的三重障碍，想马上悟道成佛是不可能的。但不重名利，视之若落发，身无噬欲，自奉如头陀，这又是不可多得的近道之质，只要多读佛经、以教乘加以滋养就可以了。看来赞元禅师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学禅，鼓励他读佛经、明教理，以此入道，这一说法有无道理暂且不论，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了解还是切中实际的。

　　王安石刚正无欲，使得他超出了自身的局限，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从而使自己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高级境界，对名利、声色、进退、出入无动于衷，认为穷达、是非、恩怨、人我无关于己。他不愿再为轻于一毛的世间功罪而劳身耗神了，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就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必然归宿。

　　王安石二次罢相是他自己屡次请求的结果，并非是由于神宗对他恩遇已衰，也不能说是他意志衰退的表现。如果第一次罢相主要是由于受到政治压力，那么第二次罢相则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和主动的选择，而且这一次他是下定了再也不问政事的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次出山了。

　　神宗与王安石相知最深，起初神宗很不情愿，但他明白了王安石的心愿之后，决定成全，不再打扰他，这也是他对这位既有能力，又有道德，对他也最为忠心的老臣的报答。

　　后世俗儒根本不能理解王安石的用心，总是以己度人，以为放着好好的宰相不做，肯定有难以言喻的苦衷，肯定是不得已的，因此捏造了不少故事和流言来解释他们自己心中的疑惑。如谓王安石归山之后，一直希望再次起用，一次神宗派中使前来赐金，王安石初闻大喜，以为将再得用，后来发现只是赐金，于是气急败坏，干脆赌气不受，将黄金转送寺院。又道神宗厌弃王安石，故八年不复召，临终亦以司马光托孤，不用王安石。还称元丰改官制，王安石大吃一惊，认为如许大事不让他知道，肯定是皇帝对他有怨气，于是做诗歌颂元丰，以谄媚神宗，得全性命云云。

　　此类妄说既不知安石，又不明神宗，更不知二人相知之深、情谊之厚。王安石既然下决心归隐山林，又怎么会期待被再次起用？他要是依恋相位，又何必一再辞职？如果神宗厌弃王安石，又怎么会一再遣使问候，终生恩遇不衰？以神宗与王安石相知之深，知道他这次是彻底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出来了，他又何必打扰一个退职的忠心耿耿的老臣，让他不得安宁？元丰改官制，怎么会跟一个退职的人商量，王安石岂是如此不明事理、气量狭小的人？以王安石的个性，让他谄媚皇帝、以求保身是不可想象的，以为神宗有意加害安石更是痴人说梦，造谣诬蔑。

　　王安石以自己的忠心和诚意赢得了神宗的理解，使他得以未到耳顺之年即悠游林下，与猿鹤为伍，同山川为伴，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最后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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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王安石的改革出现问题,不在王安石在宋神宗,因为历史经常有避皇帝、圣人的问题，所以总的有人被黑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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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介甫的改革还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方法运用不当 导致老百姓改革比不该还苦
还有就是他的 只开源而不节流的财政政策是不可取的 还是由司马光来主持财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