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历史与文化一、楚族的渊源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
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
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与东方说相反，有的学者持西方说。如姜亮夫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地在祖国西北境，即昆仑山一带（《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岑仲勉则进一步把楚之先祖与西亚拜火教相联系，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上册）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
这当然是因为事实上楚所统治的本为蛮族或苗族之故。
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第一册）中认为熊绎之被周王朝封为子爵，居丹阳，就是因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故楚国是为“苗的楚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
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的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笔者注），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
后来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进一步根据徐旭生指出的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
应该承认，上述诸说，尤其是东方说与苗蛮说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依据的，应存其说而不应轻易否定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经过几千年来长期融合而成的。我们认定某一民族的族源，首先要尊重传统的说法。远古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历史大都寓于古代神话与传说中。这些神话与传说，虽然充满“神”味，不少甚至还不无荒诞奇特，但去粗取精，其中确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古人根据这些神话传说编撰成书，一般是可信的，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今天人们（不仅是汉族）追祖溯源，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故传统的说法与心态，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同时，族源问题，指的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而非后来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民族形成原本如滚雪球一样，由少而众，越滚越大，故族源指的是这一民族的轴心部分。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或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认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坚韧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有重大意义的。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在部落集团形成民族过程中，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频繁进行，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长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英雄人物。恩格斯称这一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五帝”（关于“五帝”的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以太、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帝王世纪》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皇王大纪》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由于黄帝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开发贡献最大，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后来的华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尊黄帝为自己先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黄、炎同源，他们出自何方，古代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国语·郑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故黄、炎二帝，均源自少典氏（有熊氏）和有[虫乔]氏（蛇氏）部落集团，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和陕北一带，并以地名为姓。他们“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史记·五帝本纪》），炎、黄集团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后，与东之东夷、南之苗蛮集团或杂居相处，共同开发，或激烈争夺，黄帝集团就在这一“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中崛起，先战胜了九黎，后又兼并了炎帝集团，一统中原。《史记·五帝本纪》说：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丸山，一作凡山，今山东临驹境。岱宗，即泰山。空同，即崆峒山，在陇右。鸡头，山名，在陇西。一说为崆峒山之别名。熊，即熊山，今河南偃城境。湘，即湘山，今湖南岳阳境。釜山，今河北怀来境。按此说法，黄帝集团势力已东至海，西至崆峒，北至河北，南至江，此虽为传说，但其政治、文化影响所波及范围，则是可能的。
黄帝势力的发展为颛顼的活动奠定了基础。据说，黄帝有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国语·晋语四》）说明黄帝集团繁衍的后代越来越多，裂变成众多的分支，所以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颛顼集团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冠以“颛顼”称号的氏族部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囊括万汇以为一家”（顾颉刚《史林杂织初编·颛顼》（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版）。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吕氏春秋·古乐》：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大戴礼·帝系》：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汉书·地理志》：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竹/作]入绳。
若水，今金沙江支流雅砻江。绳水，即金沙江。可见颛顼源自今四川金沙江流域。后来由西而东，才辗转徙至黄河流域。《左传·昭公十七年》：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杜预注：
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
《山海经·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北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附禺山，有说即浚县浮丘山。濮阳、浚县均在今豫北。可见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东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
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颛顼》（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增订本）。
少昊是东夷集团之一大族，与太并世而立，成为东夷的庞大部落联盟集团。太昊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活动中心在曲阜，地处豫、鲁一带。“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说明颛顼集团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不仅地缘相近，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还有血缘关系，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的生动例证。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成为另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楚族之先祖上溯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
帝喾高辛是黄帝另一子玄嚣之后，是继颛顼之后另一个“五帝”之一，故帝喾虽非颛顼之后，但仍属黄帝集团（《路史》引《世本》：“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颛顼之后重黎、吴回、陆终均居火正，亦为黄帝集团中一举足轻重的部落群，与帝喾集团同处于中原地区。火正，古五行官之一。《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罗泌《路史·前纪》：“……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谓。”《礼记·月令》：“（孟夏之日）其神祝融。”可见火正祝融，生当火官之首，死为火官之神，其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火、对天体（日月星辰）的崇拜，火正、祝融就作为“掌祭火星”一种特有的祭司职务出现，它就非黄帝集团所独有，亦为其他部落集团所具有。《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民人。《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后亦有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炎、黄同源，各有祝融，并不奇怪。《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雚]头。
炎融，即祝融（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头，即兜，传为“苗裔”（裴马因《史记集解》），可见南方苗蛮集团亦有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正因为古代传说时代祝融之多，楚族究竟源自哪一支祝融，后人的断定当然就难以划一。如前所述，我们认定楚族是黄帝集团之后，故其直系祖先当是重黎、吴回和陆终。
重黎及其后既为帝喾高辛的火正，所以其活动中心当应离高辛居邑不远。裴[马因]《史记集解》：“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师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墟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郑，今河南新郑。新郑与“帝丘”濮阳、偃师相距不远，足见颛顼、高辛部落集团一直是活动在一起的。《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山，即河南嵩山。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可见楚之先祖世居火正，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历史与文化
二、楚地先民及其文化
荆楚地域广袤，或荆，或楚，或荆楚，历来通用。《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荆地即“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汉，即指汉水。故荆之古地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楚，亦荆。许慎《说文解字》释“荆”为“楚木也”，释“楚”为“丛木，一名荆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号，亦得二名。”荆、楚同义，指同一种植物，与楚之先民发迹于荆山是分不开的，故古文献或以荆楚、楚荆联称，如《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御簋》：“ 御从王南伐楚荆，有得。”《史墙盘》：“弘鲁昭王，广纰楚荆，往狩南行。”我们这里说的楚地，指的是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这是楚国的腹地。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南至衡，西起夔，东抵鄂。若从战国时楚国势力的扩展，楚国的版图则几乎囊括半个中国。当然，那是楚国先后军事征服的结果，并非楚国的发祥地。在楚国的腹地，即荆楚地域内，历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对创造本地区的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见于考古发掘材料，早在二、三十万年前，楚地就留下了先民活动的足迹。1956年在清江畔长阳下钟家湾的岩洞中就发现了古人类的化石，被命名为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1989年5月，湖北郧县博物馆在该县曲运河口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6月，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至今所发现，显示人类祖先直立人进化为较进步人种的最完整标本”，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因其地命名为“郧县直立人”。其特征与某些早期智人化石（如长阳人）颇相类似。学堂梁子属汉江北岸的四级阶地。从地层中发现与郧县人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有七、八十种，主要有豪猪、弥猴、豹、熊、犀、鹿、牛等。郧县人是研究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传承关系的珍贵标本（李天元《从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特征看其学术价值》（1993年3月14日《中国文物报》）。郧县人及其伴生动物的发现，为认识江汉流域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1992年底，在修筑宜黄公路中，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又发现了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载，1992年10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江陵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发掘。此文化遗址在湖北、湖南等平原地区首次揭示出多层旧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在距今约四五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清理出古人类的活动面，揭示多处当时人们生产留下的遗迹，如由砾石围成的5个圆圈等，这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迹。此外，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砍斫器、刮削器等石器。它的发掘将使中国的旧石器人类在平原地带的居住生活的探索研究有新突破。）。继旧石器时代后，在江汉地区先后发现了千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反映了氏族制社会先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状况。由此可见，在楚国腹地江汉地区内，一直有先民在此活动生息，辛勤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约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其分布范围约西起巫山，东至湖北监利，北达汉水东北岸，南至洞庭湖北岸。江陵、公安、松滋、钟祥、天门、京山等地都是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属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其年代约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当。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之分。前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黑陶增多，红陶相对减少。典型器物有内[佥欠]口圆底盘、筒形瓶、深腹豆和瓮等。如江陵蔡台出土的红陶盆、灰圈足碗，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白陶盆，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器座罐、[佥欠]口涂腹豆等都是造型轻巧实用的器物。其中公安王家岗出土的瓮，壁厚坚实，容量大，既可盛食物，又可盛水，说明其时先民经济生活已渐趋充实。在器壁纹饰上亦颇具特色。陶器表面常先施一层红色陶衣，然后主要以黑彩绘上水波纹、人字纹、平行线纹、戳印纹、刻印纹、指印纹等纹样，明快流畅，古朴生动。
与此同时，鄂东和鄂西北等地亦出土了与大溪文化相类似的器物，说明这一带先民与江汉地区先民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江汉地区先民与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等地域先民一样，都相继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江汉地区这一时期文化，因最早在京山屈家岭发现而称为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是承袭大溪文化而来的，与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分布范围，约北至河南南部，南至洞庭湖北岸，东到黄冈以西，西达三峡，中心地区在汉水中游的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和[氵员]水流域一带。
早期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重要特征。主要器物有曲腹杯、豆、圈足罐、小罐、鼎等。其中如钟祥六合出土的高圈足豆，黑色，圈足从上至下有整齐的小孔，美观大方。松滋桂花树出土有瓶形壶、细颈壶、小口罐等，其中瓦棱纹罐灰色，容量较大，纹路清晰，既美观又实用。公安王家岗出土有曲腹杯、浅盘豆、鼎、[佥欠]口深腹豆、带盖罐、系耳罐等，还出土了一些小罐（明器），说明其时氏族成员已开始分化。
晚期屈家岭文化陶器以灰色为主，主要器形有双腹碗（鼎、豆）、直颈鼓腹壶、瓮、碗、盆等，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如钟祥六合出土的罐有大、中、小各类，盆口大腹深，瓮腹大口小，鼎则带盖密封，三足偏矮近地。已开始采用快轮制陶法，表现在陶器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绳割的偏心纹，许多双腹器上腹都一样，仅下部适当变化。有少量彩陶，其中蛋壳彩陶杯和彩陶纺轮是最有特色的器物。现见于天门邓家湾出土的蛋壳彩陶杯、壶，薄如蛋壳，轻巧美观，代表了制陶的最高水平。同时，在江汉地区各处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大小不同的陶纺轮，质地一般为泥质橙黄陶，形体轻巧，彩绘鲜艳，图案以旋涡纹、编织纹、太极图纹为主。纺轮如此多且又大小不一，说明这时手工纺织不仅已相当普遍，而且纱和布还有粗细之分。
约从公元前四千六百年至公元前四千年前，江汉地区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在八十年代初，考古学界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后来由于在天门石家河出土的器物最多，并具有典型意义，有学者又称为石家河文化。它分布的范围，东至鄂东，西至鄂西，北至豫南，南至洞庭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
石家河文化以灰白陶（或黄白陶）为主，彩陶基本消失。器形复杂，许多大型器物前所未见。如天门邓家湾出土的大型方格纹缸，容量大，可盛粮食或水。松滋桂花树出土的，三足有耳，口呈双面形，有大有小。晚期还出土了大陶瓮，是埋葬婴儿和成人尸骨的瓮罐。这种埋葬方法和平原地区多湖泊沼泽有关。器物纹饰以绳纹、篮纹并重，还有方格纹、宽带状堆纹等纹样。轮制器更多，豆、盘、碗多以镂孔圈足为特征。此外，天门邓家湾还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小陶塑人物和动物。人物形态不同，神态亦各异。动物有鸟、鸡、狗、羊、象、龟、兔等十多种。这些陶塑特征鲜明，生动有趣，是我国原始艺术的结晶。如兔竖耳、羊卷角、鹰勾嘴、象长鼻，各具特点。又如人狗相戏、鸟栖狗背等连体造型，生趣盎然，不仅反映了先民熟练的雕塑技巧，而且还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说明其时人们审美能力已大大提高一步。
石家河文化中还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瓮棺中发现了稀世珍品----玉雕。玉雕选用灰白色、黄褐色和青灰色等软玉作玉料，除雕刻成管、坠、珠、璜、环、璧等装饰品外，还有人头像和各种动物形状的玉器。玉人头像头上戴帽，耳下垂环，是氏族制瓦解的活标本。动物玉器有飞鸟、跃鱼、鸣蝉等，或动或静，造型简洁，十分逼真。其中以玉虎头、玉蝉和玉鹰最有代表性。玉虎头雕刻正面入手，耳朵直竖，眼睛圆睁，机敏而威严。玉蝉体扁平，双目外凸，双尾分叉，灵巧而高雅。一个瓮棺就有一件或几件玉蝉，反映了先民对蝉的钟爱。玉鹰作展翅飞翔状，目前所见仅荆州博物馆一件，堪称稀世珍宝。这些玉雕大多穿有小孔，可作佩带之用，既是装饰器物，也同时是最早的礼器。楚地多产玉石，后来楚国多玉器，是有其悠久的玉器雕刻历史的。
上述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除大溪文化打制石器尚有一定比重外，其他文化遗址均以磨制石器为主，且相当精致。既有大型的石斧、石铲、木柄石锄，又有精巧的刀、凿等小工具，全面而多样。与此同时，公安王家岗、松滋桂花树、京山屈家岭等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含有稻谷的红烧土、陶片和谷灰渣，说明当时江汉平原的原始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经鉴定，屈家岭遗址中的水稻，品种为粳稻，是用籼稻培育出来的，可见种植水稻已有很久的历史。由于江汉平原古属云梦泽薮，各处遗址还出土了猪牙、猎下颚骨、牛角、兽角、鱼骨、网坠、箭簇等，说明其时狩猎经济还占有重要地位，原始畜牧业也就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起来。石家河文化还出土了鸟、象、兔等陶塑品，说明此地自古多飞禽走兽，难怪后来楚君（王）好打猎，并以云梦泽为游猎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实物均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这些文物反映了该三种文化的基本面貌。）从迄今考古材料所见，在江汉平原及其边缘地带，从长阳人到旧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都说明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先民在此辛勤开发、生育繁殖，创造了原始文明。这一先民，究属何部落族系，从古文献的零星记载，是可以获得符合实际的确定的。据传说，在氏族制后期，我国黄河、长江流域有三大部落集团，即黄河中上游的炎、黄集团，黄河下游的少昊、太昊集团和黄河以南南蛮集团。三大部落集团为争夺土地和人口，争战不已，极其激烈。待中原各族融合为华夏族并建立一统中原的各王朝后，视周边各族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邦，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一带先民，当然被视为蛮夷、楚蛮、南夷，故楚地之先民，实属南蛮集团，是和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同时发展起来的，他们所创造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各地域文化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蛮，作为族名，只是一种泛称。《礼制·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可见除中国华夏族之外，夷、戎、狄、蛮乃四方之民，皆各有“性”，“不可推移”，是不同的民族群体。在不同的民族群体之内，又有不同的族系，南蛮也不例外。《春秋大事表·四裔》就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卢戎，即蛮，故南蛮实含蛮、濮、巴三族。蛮、巴、濮的古地域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当是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韩诗外传》将其纠正为：“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即苗蛮，南蛮集团亦称苗蛮集团。《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苗民[敕/厘]姓。”按此说法，三苗亦源自炎黄集团。苗民因“弗用灵”（《尚书·吕刑》。）、“匪用命”（《礼记·缁衣》），故在尧、舜、禹三代，中原集团就对三苗攻伐不已，三苗退居南蛮，成为江汉地区蛮民的一支（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1月第1版）。而有学者则认为，三苗就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第1版）。
但不论取何种说法，在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古荆楚地域内，确实存在众多的土著居民，他们艰辛地创造出了原始文化，为后来璀璨夺目的荆楚文化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历史与文化
三、季连部南徙与楚族的形成
《史记·楚世家》：
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
《国语·郑语》则谓祝融之后有八姓。前者说季连之后中微，或在中原，或在蛮夷，未交代清楚。后者则说：
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也。
点明芈姓季连部从蛮俗，建立了荆国。前已指出，楚之先祖从帝喾起，均居火正称祝融，至夏时是夏王朝的重要成员或盟国。后商人兴起，起而代夏灭夏，楚之先祖在此夏、商交替之际，分崩离析，出现了祝融六姓或八姓的四处流落的局面。芈姓季连部，就在这一背景下离开故地新郑一带，辗转至丹淅、荆山和汉水流域一带了。
根据考古学界发掘和研究证明，原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序列文化，在夏、商之际发生极大的动荡，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上，“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北岸”（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这一论证与上述有关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说明北来之芈姓季连部与原来荆楚地区先民相融合，终于形成号称“荆楚”、“楚蛮”的民族，这就是后来对一统中国和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楚族。
楚族出自黄帝或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如《史记·楚世家》就明确指出：“……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后来史家，如三国时韦昭、西晋时杜预，都从此说。季连，芈姓，这在陆终之前是不见记载的。《帝王世纪》：“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可见颛顼一系，均姬姓。但自祝融陆终之后，《史记·楚世家》记有六姓，《国语·郑语》则记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女云]、曹、斟、芈。这从人类的演进过程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早在远古时期，先民已认识到婚姻同本身的繁殖有密切的关系，故逐渐严格限制“同姓不婚”。一个姓就是一个通婚单位，最初当是一个氏族。由于同姓不婚，必然要求本姓（氏族）的后代与另一个姓（氏族）的后代通婚，这样必然在一个姓之下出现了一些新姓，一个氏族（或部落集团）也就裂变成若干个新的氏族了。姓，原义为生。《号甲盘》即写作 。《白虎通·姓名》：“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说明姓，本来就是人的自然生殖，是人出生后的标记。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远古时代，当然把生的根因归于女性，所以许慎在其《说文解字》释“姓”说：“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为姓。”同时，先民由于对男女交媾及怀胎生育，不能作出科学解释，于是认为与人的初生相距不远或常见的某种自然物（动、植物等）有直接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图腾和图腾崇拜。因此，姓是母系氏族制的产物，后来随着“母权制”为“父权制”所取代，女性的姓，亦渐为父系氏族所承袭，图腾的色彩也渐淡化了。陆终之后六姓或八姓，当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季连是祝融之后，当姬姓；芈姓，又当从母姓，标志着一个新的氏族的出现。《史记·楚世家》索隐：“芈，羊声也。”《说文解字》释芈，“羊鸣也，从羊。”故芈姓的图腾可能是羊。羊即羌。《说文解字》：“羌，西戎，羊种也。……西方羌从羊。”可见季连母来自西方羌这一部落集团。《世本》：“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女贵]。”《后汉书·西羌传》、《世本》宋衷注等考定，鬼方即西方之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出版）标明羌方（[羌系]方），与西羌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商朝高宗（武丁）武功显赫，《周易·既济》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后汉书·西羌传》亦谓“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商代《新获卜辞》还有“伐芈”的记载。可见芈即鬼方，即西方羌或其中之一支。黄帝部落源自西北，历来与西羌通婚，至祝融陆终仍娶鬼方氏之妹，其后（末子）并以母姓为姓，既说明季连其时仍带有母权制的遗风，又进一步证实楚族源自黄帝族系，与西方之羌有着血缘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季连姓芈，举族南徙后又从蛮俗，故华夏族视之为“楚蛮”、“蛮荆”，楚人亦毫不隐晦地自称为“蛮夷”，就不难理解的了。季连部南徙楚地后与土著蛮民相融合，这就铸成了楚族亦夏亦夷亦蛮、非夏非夷非蛮的独特性格与印记。所以楚族是多元而统一的民族，恰似中华民族的缩影，这种历史现象，表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历史与文化
四、楚人的早期文化
楚人先祖的黄帝集团，不仅使“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而且率先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对冶铸华夏文明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史称楚之先祖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史记·五帝本纪》。）可见颛顼既通政事，又善教化；既谙观象授时，又精培植万物，真是一个大圣大哲，使原始文化达到了顶点。当然，颛顼和黄帝一样，都是一个传说的人物，在地行踪达于北南西东，在天可“乘龙至四海”（《大戴礼·五帝德》），甚至连“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的“北维”，亦为颛顼所建，后人追述其事，亦人亦神，朦朦胧胧，神味十足，然“‘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在传说中却折射出远古时代原始文化的真实。故颛顼是可信的，他首先是现实中的人，尔后才赋予特定环境的神。正因为颛顼是人，他又对原始宗教，即“自发的部落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关于这点，《国语·郑语》记楚国观射父答楚昭王的问话，是颇耐人寻味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观射父认为，在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男觋”、“女巫”专司掌信仰之事，“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礼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显然，这已非最原始的宗教信仰，而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民神不杂”的局面。男觋女巫，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的标志。这时人和神是对立的，人神有别，故“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与最原始的人神平等、万物有灵的信仰方式是有区别的。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少昊、颛顼之际，社会生产力又进一步发展了，并已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以至“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神同位”，各族各部落均可自由信仰，信神敬神的特权业已丧失。这是阶级对立的反映，但它与部落联盟的统一权威与信仰特权却是相悖的，所以颛顼从加强自己的权威出发，必须在宗教信仰上作出重大改革，以“绝地天通”，集部落联盟军事首领（“人”）和宗教领袖（“神”）于一身，这样，原始宗教的色彩也就随之暗淡或消失。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颛顼所进行的原始宗教改革，表明楚人之先祖积有深厚的文化知识根底，故后来楚人历世序天地，就非偶然。
颛顼之后，重黎、吴回是帝喾的火正，为祝融。吴回之子陆终可能是帝尧时的祝融（《国语·楚语下》：“……尧复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可知帝尧时仍以重黎之后为火正，此陆终即帝尧时的火正（祝融）。《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耳今]隧。”融，祝融；回禄，火神，后用作火灾的代称。终夏一代，重黎后裔始终居火正祝融之位（据《尚书·尧典》、《史记·历书》等载，重黎的后裔还有羲和，也是掌天地之官，亦当为火正祝融一类人物），故司马迁说：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
火正，即远古时代的火官。《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正。
《史记·楚世家》：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可见火正亦称祝融，祝融是火正的尊称。《国语·郑语》记史伯语：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火，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韦昭注：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为火正，能理其职，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曰“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时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
可见祝融，在地是火正，在天若火神，是通天达地、造福人类的远古时代的圣人。《左传·襄公九年》：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口朱，以出内火，是故口朱为鹑火，心为大火。
大火（心），星名，在中国古代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属心宿的第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在重黎任火正时，约公元前24世纪左右（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记，帝喾时在公元前2372年），大火在春分前就“昏见”（黄昏时东方升起所见）了，于是火正“出火”（《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焚也。”此虽记为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当承袭远古习俗），放火烧荒，隆重祭祀，宣告新的一年的春耕生产开始了。至季秋，大火“昏状”（黄昏时在西方落下）后，火正收起火种，又一次祭祀，称“内火”。由于岁差，大火昏见季节逐渐推迟。后来火正为了不误农时，由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口朱]）南中（鹑火恰在南方正中）了。正因为当时火正是依靠观测大火（星）的昏见来确定春耕的时令，这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最早的历法----“以火纪时”（《左传·襄公九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算出年、月的大致天数。在远古的刀耕火种时代，火正观象授时，指导农业生产，故史伯称之“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功大矣”。屈原对此引为自豪，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联皇考曰伯庸”。《路史·后纪》：
祝融，字正作祝庸。伯者，爵名。
竟称火正为侯伯，表达了后人对火正的敬仰之情。重黎之后的羲和，观象授时更加进步。羲和的传说很多，或一人或四人。据《尚书·尧典》所记，羲和实为四人，他们已能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观测星象亦由大火或鹑火发展为“四仲中星”：鸟、火、虚、昴。《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尚书·夏书》载：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记有学者推算其时在公元前2165年，而另有学者推算在公元前1948年。）据《尚书·胤征》载，这次日食因羲和“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亻叔]天纪，遐弃厥间”，饮酒失职，未及时报告，以致出现“啬夫驰，庶人走”的惊慌奔逃场面。从中可见羲和已能观测日食了。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中说：
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
如果说颛顼、重黎、羲和等传说，亦人亦神，若人若神，反映了楚人先祖掌握原始文化知识的真实；而楚地流传下来的，或后来楚国文物描绘出来的远古各种创世神话、宗教信仰，虽然神味十足，但作为原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却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并非虚幻。
半个多世纪前，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一部先秦时期最为完备的中国体系创世神话”。
它记述了雷电中诞生了创世造化神雹戏、蛮荒混沌状态下雹戏女祸开天辟地，化育万物；帝俊生日月；炎帝祝融奠三天辨四极；共工循定日月运行规律，确定朝夕昼宵，完成了宇宙开辟的整个创世过程”（阮文清《楚帛书与中国创世神话》，《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它是源自楚地，由楚之先民保存下来的珍贵创世神话资料。论其时间，比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为早，论其内容，比该书记述的“盘古开天”的神话更加完整。楚帛书的问世，与楚之先祖有关传说是相印证的。如火正祝融，既是火神，又是雷神，吴回的“回”是雷字的简体，吴回即雷神；火神、雷神与日月神的关系也很密切，帛书所说的“帝俊乃与日月之行”，有学者认为帝俊即帝舜，即帝喾，祝融为帝喾之火正，“反映了两个分别奉高辛和祝融为始祖的部落集团之间的主从关系”（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第1版）。祝融既为火正，帝喾也当然就是日月之主神了，他们共同地创造了宇宙，实际上也就共同地创造了原始文化。
宗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原始宗教，包括先民对自然崇拜、对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也必然是和原始文化同时产生、结伴而来的。
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在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等有关神话传说中，天神有日神东君、月神夜光，雷神丰隆，地祗有山鬼、河伯等，说明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族与远古时代其他民族一样，在对自然现象认识的同时，也试图对自身的生死作出解释。人缘何而生，先民初始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楚人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大致也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屈原在《天问》中问的“女岐无合，焉取九子”，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面貌。同时，先民对自然现象不能作出科学解释，当然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的灵魂不灭、鬼神观念也就随着产生了。因此，先民的祖先信仰和图腾崇拜是结伴而来的。图腾崇拜就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方式，也同时是一种原始的文化现象。
楚人的图腾崇拜是什么，或龙或凤或其他某种生物，至今说法不一，究其原因，一是楚人出自黄帝、颛顼集团，这一庞大的血缘群体，其内部的各氏族部落，图腾和图腾崇拜必然是多种的，影响到楚人的图腾崇拜也当然难以划一；二是楚之先祖南徙后，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和新的氏族或民族的融汇，图腾崇拜也就会进一步多样化，形成楚人图腾崇拜的丰富内容。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的一些文物得到证明。
楚人出自黄帝，而黄帝血缘体内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的，又因楚人姓芈氏熊，历代国君都冠以熊号，其最早居地又以“熊”命名，如“有熊”、“熊山”、“穴熊”（即熊穴）等，故有人认为楚族以熊为图腾。楚祖季连母亲是羌人，而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说文解字》。）羌族即以羊为图腾，故有人认为楚人从母姓，亦当以羊为图腾。还有人认为楚人后来以荆、楚（灌木）为族名兼国号，曾以“荆楚”为图腾。上述以熊以羊以荆楚为图腾都有一定道理，但见于楚人著述或楚地出土文物，楚人的尊龙崇风现象则更突出，故以龙或凤为图腾的说法更多。
楚人尊龙，有关古文献记载颇多。《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南北相通，此南祝融，亦当可认为北祝融。融，“从鬲，虫省声。”（《说文解字》。）虫即蛇，蛇即龙的原形。《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天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烛龙，人面龙身，衔烛以照幽明。《楚辞·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楚辞·大招》：“北有塞山，[辶卓]龙[赤色]只。”烛龙、[辶卓]龙，即龙，在天上。又：“东有大海，溺水[氵攸][氵攸]只。螭龙并流，上下悠悠只。”此蟠龙又在海中。《楚辞·离骚》：“为余驾飞龙兮，九瑶象以为车。”“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屈原笔下的龙，从天空至海洋，无处不至，寓以无穷的力量。另外，从楚地的传说和迄今所见的楚文物中，也常以龙喻人或寓意，处处表现出龙的独特形象。《庄子·天远篇》记孔子称老子是龙，“吾乃今于是乎见龙”。《汉书·高帝纪》、《陈留风俗传》记西汉开国皇帝楚人刘邦，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在雷电中，交龙于上，娠而生之。刘邦是其母与龙交媾而生，这是楚先民图腾崇拜的印记。《新序·杂事》记“叶公好龙”故事，流传甚广。这个叶公，据《通志·氏族略》记，就是楚庄王的后裔叶公子高，他那样念念不忘龙，当然是出于对龙的敬畏，故龙真的出现了，又吓得失魂落魄，五色无主。见于楚文物与楚帛画以蛇为主题的，不胜枚举。如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有龙、凤等形象彩绘木雕小座屏、江陵雨台山出土的有二十条蛇（龙）缠绕一起的漆卮，都是突出了龙的地位的。又如郢都东门称“龙门”，钟称“九龙之钟”，说明楚人也常以龙状地状物。至于楚幽王死后的木棺，上面及四周都饰有浮雕的龙（邓峙一《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安徽文史资料》1964年第1辑）），除了留有图腾崇拜的痕迹外，更由于社会的发展，这龙已具有王权象征的意义了。总之，楚先民对龙始终是充满了敬仰之情的。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有关学者说得极为透辟（张正明、滕壬生、张胜琳《凤斗龙虎图像考释》（《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山海经·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 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如屈原《离骚》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凤的形象都是那样光彩熠熠，令人神往。
我们知道，图腾崇拜是先民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的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方式。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原有的一些动、植物的崇拜，也脱离了原有的躯壳，原本的图腾也失去严格的意义，更多的是在追忆先祖的传说，把原有的图腾加以艺术化抽象化，赋予超人格的力量，具体的图腾，也就升华为更高层的信仰对象，变成象征性的观念形态了。《礼记·礼运》说：“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鱼有]不[氵念]。凤以为畜，故鸟不[犭]。麟以为畜，故兽不[犭戊]。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众多的图腾崇拜，随着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也就集中为对四种灵物----吉祥物的崇拜。后来以五取象的天地说出现后，除四灵物外，又增加了虎。上述楚人对龙、对凤的崇拜，一方面固然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后来人们把具体的图腾加以神化，龙、凤在楚人的手下，也就成为神灵的和艺术的形象了。楚人从先民的图腾崇拜到后来精湛的艺术创造，充分说明楚人是一个拥有先进文化知识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 本帖最后由 实况七 于 2006-10-25 12:23 编辑 ]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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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亻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椙?42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裘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犭/严]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句，裴[马因]）。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椙?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 本帖最后由 实况七 于 2006-10-25 12:24 编辑 ]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四代国君，执政时间都不长（约公元前857年，周厉王立，熊渠自去其王号（熊渠卒年不详），前828年，熊严卒，前后共约29年。在此期间，历经四君，除已知熊勇、熊严分别执政十年外，熊挚红、熊延两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记载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国也恰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图“复文武之境土”时，楚国则一度政治波动，发生了争夺君位事件。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循。”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袭母权制遗风，“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君位传袭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传其子，出现了“三弟争立”。在争夺君位斗争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难。濮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记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有“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可见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号称百濮。楚人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生根，与濮人关系当属良好，故叔堪争君位失败，逃到濮地，变服从俗。“芈姓有乱，必季是立”（《左传·昭公十三年》），君位仍传到少弟季徇，即熊徇，楚国政局才稳定了下来。周宣王因经共和时期的相对稳定，继位后即频繁对外用兵，号称“中兴”。熊徇在位22年，国势一度复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鄂-力]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鄂-力]卒，子熊仪立，号若敖，周宣王统治进入后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势复又转衰。楚国这时可能由守转攻，对外发展，与周关系重又紧张了起来。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仪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在此同时，对南方也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结果也失利。据《史记·周本纪》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南国，三国吴人唐固说在南阳。前蜀人韦庄以为在江、汉之间。从西周长期对东南夷和荆楚的用兵看，此“南国之师”，也当指东南和荆楚地区。周王朝对荆楚等南国用兵失败，只得又在太原一带清查户口人丁，补充军队。可见这次失败是很惨重的。《诗经》有关篇章，对周、楚间的争战，也有反映。如《诗·小雅·采[艹/已]]》：“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无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氵光][氵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些诗篇虽然都是歌颂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确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朝激烈冲突的事实。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问答》说“汉阳诸姬”“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于光、黄，北至于淮汝”。）“汉阳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诸侯国：
随（今湖北随州市境）。《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原在汾水流域，昭、穆时期，不断攻打荆楚，随亦被徙封于江淮汉水之间。童书业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随国国力最强，是汉东大国，并为汉阳诸姬盟国之首。
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境的唐县镇）（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与随一样，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汉东。
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姜姓，姬周姻亲国。《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故地应在今陕西泾渭间。《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此谢，《国语·郑语》说在南阳，《汉书·地理志》说在宛北，《大清一统志》说在南阳北，故申在今南阳市北境。
吕（今南阳市西北境）。吕与申同为姜姓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所以，吕与申一样徙封于南阳一带。“吕”，亦作“甫”，吕侯受命制《吕刑》，亦称《甫刑》。可见吕国历史悠久，吕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治国经验。
曾（[曾阝]
、缯，今南阳市北一带）。《国语·郑语》韦昭注：“缯，姒姓，申之与国也。”故缯、申关系密切，当地处今南阳市北一带（南阳市北方城有缯关，历代史家认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湖北孝感地区发现的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周成王南征经过的曾，后来封有姬姓侯，从此有学者认为周初之曾，还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东迁齐地。曾从昭、穆以后也是“汉阳诸姬”的重要古国。
厉（赖，今随州市东北）。姬姓，与随、唐比邻，同为周的重要属国。
贰（今湖北应山境）。偃姓，周之封国，与随、郧比邻。
轸（今湖北应城境）。偃姓，周之封国，贰、轸关系密切。《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珍贰。”郧（[云阝]
，今湖北安陆境）。《通志·氏族略》：“[云阝]
氏，亦作[[女云]，亦作郧，又邑作云。”[[女云]姓，祝融八姓之一，与楚同祖。《路史·后纪》说：“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按同姓不婚遗制，应非[[女云]姓，故有学者认为是姬姓国。
蓼（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处申、吕南，唐、随北。
以上诸侯国，地处汉东、汉北，犹如汉东北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朝打击楚国。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国或属国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弦（姬姓，今河南息县南）、黄（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蒋（姬姓，古期思县，今河南固始境）、蓼（偃姓，今河南固始东，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间，亦有众多的封国与属国，无疑都严重地阻障着楚国的发展。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
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时的若敖、[艹/为]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庸阝]卫谱》。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椙?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虫分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 第三章 春秋初期楚国的崛起
一、春秋初年中原各国形势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死（周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时，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又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以褒姒生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父申侯联合犬戎和吕、[曾阝]等国，引兵攻镐京。幽王兵败，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西周亡。），子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由于镐京残破和犬戎的威胁，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郑武公、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等卫护下，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椙?/FONT>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椙?/FONT>221年）两个时期。前者为奴隶制瓦解时期，后者为封建制确立时期。
春秋时期因与孔子所撰《春秋》年代相当，故以此书得名。但有关史籍所记春秋时期的上下年限，与《春秋》年代并不一致。《春秋》一书始自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终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记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起始年与《史记》同，终点则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采取流行说法，即把春秋时期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王室从此更加衰微，辖地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豫西一隅之地。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实亡，王室经济日绌，各诸侯国不再朝聘贡奉，周天子不得不转向诸侯“告饥”、“求金”，奴隶制政治、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
与此同时，各地邦国林立，除地处黄河中下游的“虞、夏、商、周之胤”的华夏诸国，仍为当时经济中心之外，地处黄河上游和长江流域众多邦国也日益发展强大起来。所谓夷戎狄蛮的各周边民族在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或内迁或向中原各地发展势力，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亻喜]公四年》。）之势，时而对中原各国构成严重威胁。
《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邦国强大起来了，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天下”（《战国策·秦策一》。）展开了争当“霸主”的角逐，以获得昔日周天子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恩格斯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从此，中国历史正如孔子所指出的，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出现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空前复杂尖锐的局面。这就是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春秋初，见于史书记载的，中国境内约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在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有周、郑、卫、齐、鲁、宋、杞、陈、蔡、曹、滕等国；在黄河上游的，主要有秦、晋、虞、虢、梁、[艹/内]等国；在长江流域和江汉地区的，主要有巴、楚、随、申、息、邓、郧、绞、州、蓼、吴等国。夷、戎、狄、蛮等众多民族则杂处错居其间。《国语·郑语》说：“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庄）、襄于是取周土，晋文侯于是定天子，齐庄、[亻喜]于是乎小伯，楚[虫分]冒于是乎启濮。”楚国经周代的发展，春秋时期就脱颖而出，登上与中原大国争霸的舞台。 第三章 春秋初期楚国的崛起
二、熊通称王与在江汉地区的开拓
周平王东迁，正值楚国君若熬（熊仪）二十一年。若敖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前764年卒。卒后其子霄敖（熊坎）立，在位只六年。霄敖死后，其子熊[目旬]立，是为[虫分]冒。[虫分]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01年卒，其弟熊通杀虫分]冒子而代立，是为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武王。
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41年的30年间，是春秋大国争霸揭开帷幕阶段，也是楚国崛起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说：“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见若敖、霄敖、[虫分]冒三代，都是身体力行，率领国人部族，继承先辈事业，埋头实干、艰苦奋斗的国君。其时，中原国家，如郑、齐、晋等初露锋芒时，楚国亦以积极进取精神，向周围地区发展。《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先君[虫分]冒所以服陉隰也。”《左传》这里是叙述楚庄王攻打庸时，师叔建议学习先君[虫分冒用骄兵之计打败陉隰之例，来制服庸。可见[虫分]冒是很会用兵的国君。陉隰，孔疏：“本是他国，[虫分冒始服之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荆州府以东多山[奚谷]之险，因名。”又，《国语·郑语》所说的[虫分]冒“始启濮”的濮（韦注：“濮，南蛮之国。”），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散居在楚之东西南部，与楚人为邻，号称百濮。虫分]冒攻打陉隰、濮人，表明楚国经长期惨淡经营后，乘周平王东迁、诸侯坐大之际，也决心沿着熊渠开辟的道路，大胆地取进攻态势了。若敖、霄敖、[虫分]冒三代的积聚与进取，无疑为熊通果断地僭号称王及其扩张，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741年，[虫分]冒熊[目旬]卒，弟熊通杀[虫分]冒子而代立（此从《史记·楚世家》。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则以熊通为虫分冒之子），是为楚武王（前740椙?90年）。他在位期间，正值东周衰微，中原诸夏亦较混乱之际。郑是姬姓国，但郑桓、武、庄公三代，却乘机发展自己势力，与东周王室矛盾公开化，由周郑“交质”发展到“交恶”，公元前707年终发生大战，结果周王师惨败，周桓王也被射中了肩膀。周天子的威严扫地，郑国俨然成为春秋初之霸主。但郑毕竟处于四战之地（郑与东周王室比邻，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并无长足的实力，郑庄公也只是昙花一显的人物。晋国内乱不止，孝、哀、闵侯均为庶支所杀。齐初政局不稳，特别是齐襄公因与其妹、鲁桓公夫人文姜私通而杀鲁桓公；又言行无常，欺凌大臣，导致内乱，齐襄公终被杀。秦居西陲（今甘肃天水南），至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以记事。后虽向东发展，但始终为黄河和河东强国所阻。这种形势对楚国显然是极其有利的。
熊通即君位后，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着力经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谨慎地向周围开拓，以巩固后方。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记：“初，楚武王克权，使缗尹之，以叛，因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斗敖尹之。”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南。权，子姓，商武丁之后裔，是历史悠久的古国。熊通灭权后，又迁于那处，灭其国改为县，任命县尹，是春秋初年最早设县的行政改革（顾颉刚指出，权县是“春秋第一县”（见《禹贡》卷七：《春秋时代的县》））〗。又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子谷语：“观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若阝]，今河南淅川西南。州，今湖北监利，蓼，今河南唐河南。上述各地，除州外，均在汉水中上游。熊通攻占这些方国后，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国力大大增强。中原国家对此极其惊恐，公元前710年（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郑庄公与蔡桓侯在邓（蔡地，今河南漯河市东南）相会，讨论对付楚国的计策（《左传·桓公二年》。）邓之会，反映了中原国家对楚国日益强盛的惴惴不安的心态。熊通在后方立住脚跟后，就决心扑向汉东，解除“汉阳诸姬”对楚国的威胁。经郑重考虑后，他首先把进攻目标指向随国。“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熊通率军攻随，驻于随地瑕。随侯指责熊通攻随无礼，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随侯答应为之周旋，熊通见随无可乘之隙，便收兵回国了。对熊通的尊号（王）要求，随侯果然向周王室作了转告，结果遭到拒绝。
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为王的消息，愤怒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同上。）〗于是自立为王，称为楚武王。这年为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另据《左传·桓公八年》载，这年夏，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黄、随不来参加。楚武王一方面派[艹/为]章前往黄国进行指责，另一方面又亲率军以攻打随国。经速杞（随地）一战，随军溃败，随侯逃跑。同年秋，楚迫随订盟而回。随不参加沈鹿之会当然是秉承周王室的意旨，后被楚国打败，不得不屈服订盟，说明随侯已被迫尊熊通为王。这样，熊通先在沈鹿会合诸侯，尊王之举得到诸侯的支持；后又用武力打败随国，迫使姬姓国随侯的承认，熊通的王位地位也就合法化了。
熊通称王后，立即向濮人大举进攻，“始开濮地而有之”（同上。），占有今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公元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在鄂西，后迁川东）君遣使至楚，请与邓通好。楚武王允许，派大夫道朔送巴使往聘，半途被（邓属邑，今湖北襄樊市东北）人劫杀。楚、巴于是出兵围，邓来救，结果邓被打败，人宵遁。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屈瑕将与贰、珍结盟。郧为阻遏楚国势力东进，驻军于蒲骚（郧地，今安陆东南），联合随、州、绞（今郧县西）、蓼等国，谋略攻楚。楚屈瑕、斗廉乘随等四国军队未至，出锐师袭击蒲骚，大败郧国军队，其他各国军队不敢出，贰、轸只得屈与楚订盟。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斗廉（楚大夫）富有战略斗脑，表现突出。他提出“师克在和，不在众”，只要自己团结奋战，就不怕敌之众多。当屈瑕按惯例要先占卜，斗廉反对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体现了楚人朝气勃勃、积极进取的精神。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四十一年），屈瑕率军惩罚绞，以“无[扌干]采樵者以诱之”（《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绞师，迫其订城下之盟而还。第二年，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罗（今湖北宜城西）。屈瑕曾败郧、绞军队，倨傲轻敌，不接受建议，不防备，至罗地后，被罗与卢戎（蛮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东北）打败，屈瑕自杀。楚武王引咎自责，其他将领免于处分。楚国攻罗虽失利，但经累年频频出击，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汉东、汉北的道路已被打通，为楚国后来北上争霸，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由于周庄王责备随侯不该承认楚僭号称王，楚武王极其愤怒，不顾自已年迈体弱，亲自领军第三次攻随。据《左传·庄公四年》载，这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杜注：“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孔疏：“楚本小国，地狭民广，虽时复出师，未自为法式，今始言荆尸，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后人用之。”孑，即[卓戈]，兼有勾与刺两种作用，是一种新式武器。可见楚武王在对周围用兵中，进行了较大的军事改革，既适应远近战争需要，发展了新的战略战术，又以新式武器武装楚国军队，战斗力当已显著提高。楚武王临行前，心跳不舒，但仍统军前往，不幸病逝于军中。令尹（令尹，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见于史料，始在楚武王时设置。）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继续前进，“除道梁[氵差]，营军临随”（《左传·庄公四年》。“除道梁氵差”，意在氵差水上架设浮桥，便于行军），随侯恐惧，只得求和。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义同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随后，斗祁、屈重胜利班师，渡过汉水后才为楚武王发丧。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又三次领兵攻随，威震东周王室，多次出兵征战，慑服汉东诸国，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为楚国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楚武王不愧为楚国奠基者之一。 第三章 春秋初期楚国的崛起
三、楚文王“始都郢”与“始通上国”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卒，其子熊赀立，是为楚文王（前689?75年）。
楚文王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为了奠定楚国的根基，他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行动就是把都城定在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关于“始都郢”的时间，《世本·居》说是“武王徙郢”；而《史记》的《楚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都说是楚文王时期，后者说得更加具体：“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另据《后汉书·地理志》江陵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更明确地指出在楚文王继位后，由原都丹阳迁入新都的。楚武王慑服汉东诸国，楚国势力已伸入江汉地区腹地，故楚文王即位后即迁都于郢，实际上是对楚武王战略行动的承袭与发展。
至于始都郢的地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史家意见是不一致的。自杜注为湖北江陵北纪南城起，一直成为流行的说法，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据史籍与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考证了郢都的地址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石泉认为：
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笔者注）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址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张正明认为郢都先后有好几个，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境。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昭王出逃，后虽回郢，但楚吴战争未息，公元前504年，楚王迁都于[若阝]，而仍称郢。几年后，楚昭王又迁都于江陵，即纪南城，也仍称郢。故楚国以纪南城为都，长达220年左右（张正明《楚文化史》。）王光镐认为，“如果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实实在在地面对纪南城遗址的地层、遗址、遗物材料，它之绝非楚郢都当毋庸置疑”。所谓郢都，无疑是一座相当都城建制的城，……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称“[艹/乔戈]郢”。“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
此外，还有其他不同说法，此不一一列举。我们这里采取的是传统说法，即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纪南城）起，至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取郢都、楚徙都陈，一直定都在此，前后长达411年之久（其中楚昭王时曾有短时迁徙）。
郢都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不仅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战略地位重要，从此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文王定都郢后，表明楚国已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进。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攻申。申，姜姓国，周宣王所封，是原西周王朝控制荆楚的重镇。攻申必经邓。邓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国（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人。）但它与楚近邻，当时征服邓更有直接意义。邓人对此是有警觉的，如骓甥、聃甥、养甥等三位大臣就力主乘机杀掉楚文王，说：“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左传·庄公六年》。）邓侯不听。楚文王经邓攻打申后，回归时果然又攻打了邓国。楚文王这次虽未灭申、邓，但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
楚文王在北伐取得初步成果后，又图谋东向，以扩大北上的通道。恰在此时，地处汝水之蔡（今河南新蔡西南）和地处淮水之息为息侯夫人息妫发生矛盾，给楚文王出兵蔡、息提供了机会。据《左传·庄公十年》载，蔡侯娶陈（今河南淮阳）女为妻，息侯亦娶陈女息妫，当息妫出嫁息侯经过蔡时，蔡侯无礼，息侯恼怒，遣使至楚要楚文王攻打息国，息向蔡求救，楚可借口攻蔡。楚文王依计行事，于公元前684年（楚文王六年）秋，出兵攻蔡，在蔡之莘地大败蔡国，并虏蔡侯归，接着又把他释放了。这件事影响很大，《史记·楚世家》说：“楚强，陵江汉小国，小国皆畏之。”杜预《春秋》注说：“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上国”指中原华夏之国，一向被华夏诸国视为蛮夷小国的楚，现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在中原的舞台上，为诸夏所侧目。过四年，楚文王又灭息以为县，虏息妫，并长驱直入蔡国，占领其地。
正当楚文王东拓北进节节胜利时，齐国经一段时间内乱后，公元前685年（楚文王五年），齐桓公立，以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开始强大起来。公元前679年（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盟宋、陈、郑诸国，开始称霸。楚文王也不示弱，第二年，即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为了彻底打通北入中原的通道，与齐桓公抗衡，出兵攻邓，一举灭掉了邓国。史籍虽无楚灭申的具体时间记载，但从前述“伐申过邓”来看，灭申与灭邓时间大体是一致的。至此，北通中原的大门业已洞开。同年，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左传·庄公十六年》。）为由，发兵讨伐郑国，直抵栋（今河南禹县）而还。郑是姬姓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借口惩罚，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史记·楚世家》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文王和齐桓公几乎是同时步入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舞台的。楚武、文王两代经不断奋战，“欲观中国之政”的愿望已经实现。清人顾栎高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罗、[若阝]，以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顾栎高《春秋大事表》。）楚文王的定都郢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 春秋初期楚国的崛起
四、楚国奴隶制政治的发展
楚国国君原不见称号，如鬻熊至熊绎，均称名，冠以熊字，熊绎后三代，亦称熊×。至第八代国君熊渠时，封三个儿子为王，进行试探。后虽悄然罢去，但却表明这时楚国君已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企图僭号称王。
熊渠之后，历代国君仍具名，但至熊仪时，则号若敖，熊坎号霄敖。熊坎子熊[目旬]，称[虫分]冒。“[虫分]冒”与“敖”音同，亦为敖。可见“敖”是对国君的尊称，是氏族制军事首领或酋长演变过来的特殊称呼。楚武王以后，楚国国君也有称“敖”的，如楚文王子熊B052称庄敖，楚康王子员立，称郏敖。春秋后期，公子比、黑肱、弃疾联合推翻楚灵王统治，弃疾又以恐吓手段迫使比、黑肱自杀，自称王，是为楚平王。平王葬先已称王的公子比于訾，称訾敖。故注家说楚国不成君无号谥者，多以葬地冠敖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3月第1版）。后来有的国君后裔也以先祖称号为氏的，如显赫的若敖氏。同时，楚族本身就是庞大的血缘联合体，所以见于史籍，除了国君称敖外，有的大贵族也有称敖的，如莫敖氏、敖氏等。至熊通称王不称敖，一方面说明楚势已强，敢于公开与周王室对抗，另一方面也显示国君的至尊地位已经确立，楚国的奴隶制政治已走上了新的阶段。
随着王权的确立，楚武、文王时，楚国奴隶主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根据《左传》等有关篇章记载，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从莫敖到令尹，应是楚国官制的重要改革，因为莫敖，毕竟带有旧氏族贵族的色彩，而初时的令尹，并非一定由贵族担任。如楚文王时的令尹彭仲爽，就是“申俘”。
楚武王时期，除设莫敖、令尹外，还设有军率。“[若阝]俘”观丁父被任为军率后，在克州、蓼，服随、唐，开拓群蛮之地等战役中立了卓著功勋，故为楚国后人所追述。可见军率一职，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职务。后来楚官制中不再见有此职，可能是楚武王在战争中临时设置的军事指挥职务，战罢即撤。
据《说苑》载，楚文王时有一个叫保申的，严厉批评楚文王贪恋田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行为，并以“先王之命”予以笞打。这个保申就是类似“师保”之官。楚人好卜，保申既掌保养、教诲之职，又司申卜、问凶吉之事。商周奴隶社会的天人合一、政权神权并重的统治特点，楚国其时亦已具备。
此外，楚武、文王时期，众多的文臣武将累累见于史籍，如武王时有参政议政与决策的斗伯比（斗伯比，楚大夫。他为楚武王攻随服随，出谋画策，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载，他认为莫敖屈瑕骄傲轻敌，伐罗必败，可见是楚武王身边很有才干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以及出使随、黄等国的章、领军出征的斗廉等。楚武、文王时期，楚国已建立起以王为首，王、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治体制。
对已征服的各地统治，楚国仿照周制，亦实行封邑制。如早在西周时期，熊渠就分封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后来氏又“食邑于[艹/为]”。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楚国的兴衰相始终。但另一方面，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这可能与鉴于西周分封制导致诸侯坐大弊病有关。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
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又成为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是楚国奴隶制政治、军事发展的重要步骤。
其二，加强了君主专制，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
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出河南邓县往北往西，许多以申营为地名，与当年申之师频繁出征不无干系（笔者曾带领学生至西安、洛阳等地进行史迹考察，途中所见称“申营”的地名不少，可能与当年申地军队征战有关。因乘车途经这些地方，未查阅当地史籍记载和实地考察，或不实。）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
，以御北方。”楚康王时，司马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摊派军赋，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是不可能进行的。楚武、文暨后来成、庄诸代，楚国之迅速崛起，饮马黄河，观兵周疆，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创县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它标志着楚国奴隶制的重大发展。 第四章 楚成、穆王争霸中原
一、楚成王即位前后楚国政治的短期动乱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十四年），那处之尹阎敖因被巴人打败而逃跑，为楚文王所杀。阎敖之族因而发动叛乱，巴人乘机攻楚。第二年，楚文王率军反击，被巴师败之于津（一说今湖北枝江西，一说江陵南，即沙市）。楚文王归，楚大阍（大阍，官名，楚人称为大伯。杜注：“若今城门校尉官。”）鬻拳拒绝入城。楚文王转而伐黄，败黄师于[跞昔-乐]陵（黄地，今河南潢川西南）。同年六月，楚文王返国途中，至湫（今湖北宜城东南）病逝（此从《左传》，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史记》则记文王在位十三年，即在公元前677年卒。）楚文王卒后，其子熊B052立，是为堵敖（杜敖）。堵敖与其弟熊恽（熊[君页]）均为楚文王与息妫所生。
公元前672年（堵敖三年，此从《左传》，《史记》则为堵敖五年），堵敖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在随国的帮助下，袭杀堵敖而代之，是为楚成王（《史记·楚世家》。
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载，楚文王灭息虏息妫归是在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十年），故息妫所生熊B052、熊恽兄弟两人，均很年幼。所谓“堵敖欲杀其弟熊恽”，当非真实，实际上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企图推翻堵敖的贵族失败后逃到随国，借助随国力量而获胜的，因而熊恽是依靠政变手段夺得王位的。屈原《天问》所谓“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反映的就是这种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历史真相。
堵敖在位三年，政局动荡，无所作为。公元前671年，熊恽即位，是为著名的楚成王（前671椙?26年）。楚成王即位时年幼，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元手里（从《左传》等所记子元行为看，子元可能是倒堵敖、立熊恽的主要策划者，故楚成王立后，即以其为令尹，主楚国政。）子元，楚文王弟，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对文夫人（息妫）极其无礼。《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子元竟在成王母宫室旁边建馆舍，振铃铎，跳《万》舞，惑以淫乱。由于文夫人泣诉反对才停止。接着，子元又仓促起兵攻郑，郑国“县门不发，楚言而出”（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楚子元等既入城，见其县门不发，复操楚语而退出。杜注谓郑出兵而效楚言，误矣。”），子元疑有伏兵，中原诸国接着又来救郑，子元害怕，慌张退兵。子元回来后，变本加厉，公然住进王宫，企图挑逗文夫人，斗射师谏阻，反被囚禁。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申公斗班怒杀子元，子元内乱遂平。楚成王即位前后，时经十余年，政局动荡不安，楚武、文开创的王业，一度受到削弱。